作者:余杰
|类型:都市·校园
|更新时间:2019-10-06 16:11
|本章字节:10032字
正如《圣经》中所说: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13:3》)
朋霍费尔的写作,与荣誉、与金钱、与名声毫无关系。他不是职业作家,却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写作者。他的写作是他的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死亡是他的救赎计划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朋霍费尔的生命,就像是一棵压伤的芦苇。暴风雨终将过去,而这棵芦苇依然扎根在沙漠中。芦苇的存在证明了沙漠的无能,也启示着甘泉的降临。
朋霍费尔的写作和生命,都沐浴在爱中——无论花香常漫还是荆棘丛生,他都没有放弃爱,他都一如既往地在颂扬着爱。
朋霍费尔以他的生命、死亡和写作,告诉我们一个存在于当代世界的见证:只要有爱,人就可以战胜那看起来不可战胜的邪恶。
三
她不是手握权柄的国王,也不是富可敌国的总裁;她不是貌若天仙的演员,也不是万人痴迷的球星;她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也不是聪明绝顶的天才。她只是一位满面皱纹的、瘦弱文静的修女。
一九九七年九月,当她去世的噩耗传来,印度政府为她举行国葬,全国哀悼两天。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倾盆大雨走上街头,为她的离去而流下哀伤的眼泪。
她就是被誉为“活圣人”的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所著的《活着就是爱》一书的中文版刚刚出版,我就赶到书店买了好多本,想送给身边的朋友。结果,当我兴冲冲地回到宿舍,送给同屋的朋友的时候,他的桌子上也放着几本。他说,也正准备要送我一本。我们不由地会心一笑。
这本小书收入了特蕾莎修女的部分谈话、祈祷、默想和书信。与《狱中书简》一样,它也不是一本系统和完整的著作;对于特蕾莎修女圣洁的一生来说,这些文字仅仅是飞鸿雪泥——她从来就没有为“立言”的目的而写作。但是,这些文字比那些学者的鸿篇巨制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特蕾莎修女的默想文中,有这么一段话:“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地给予,自由地爱,直至它受到创伤。”正是缘于这样的信仰,她从她的家乡——马其顿一个偏僻的乡村,来到遥远的印度,来到被尼赫鲁哀叹为“噩梦之城”的加尔各答。
本来,这是两个相隔千山万水的地方,特蕾莎修女的足迹却将它们联结起来。
那一年,她刚好十八岁,还是如花似玉的好年纪。
从此以后,她为印度这片古老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六年,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一所女子学校任教。虽然从事教育工作也是一件神圣的事业,但是学校里的女孩几乎都是出身于印度上层社会的女子,这个优越的环境与更加广大、更加真实的印度无关。
她走出修道院的高墙,走进那些不避风雨的贫民窟。在那里,有病的人无人照看,孤独的男人和女人躺在街头等死,成百上千失去父母的儿童四处游逛,无人照看。就是在这些人中间,她感到了工作的召唤,决定在与他们每天的接触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于是,她把贵族女子学校和被保护起来的修女世界留在了身后。
一九四八年,特蕾莎修女得到教会的允许,终于换下修道院的制服,换上便宜的印度莎丽服。在经过紧张的护理培训后,她开始了特殊的工作,从此这一工作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并将被后人永远地继承下去。
在街头,这个瘦小的修女亲手握住快要横死的穷人的手,给他们临终前最后一丝温暖,让他们含着微笑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在医院,这个受着病痛折磨的修女亲吻艾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给柬埔寨内战中被炸掉双腿的难民送去轮椅,也送去生活的希望。她细心地从难民溃烂的伤口中捡出蛆虫,亲切地抚摸麻风病人的残肢……
特蕾莎修女自己也是一个穷人,她的生活朴素无华;同时,她又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比尔·盖茨和李嘉诚更加富有,因为她拥有爱、给予爱、收获爱。她用生命演绎了信仰:热爱人的生命、满足人的需要、唤醒人的尊严。
在特蕾莎修女的感召下,数以万计的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参与了她的“慈善传教士”活动,数以千万计的人从这个修道会的社会福利和救援工作中受益。尽管她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但她的足迹遍布全世界,既包括欧洲、北美、澳大利亚,也包括非洲、俄罗斯和中国。
一九七九年,特蕾莎修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授奖公报说:“她的事业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单个人的尊重: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最孤独的人、最悲惨的人、濒临死亡的人,都在她的手中接受到了不含屈尊恩赐意味的同情,接受到了建立在对人的尊敬之上的同情。”特蕾莎修女较之其他任何人都更清醒地认识到,居高临下地给予礼物,接受者会有单向和屈辱地依赖于施舍者的感觉,这对于接受者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是极有害的,它可能导出苦涩和敌意,而不是和谐与和平。她设法把这种认识转化为实践,她把这些压伤的芦苇都紧紧地握在了自己的手中、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脸上。他告诉我们,仅仅仰望基督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活出基督来”。
委员会主席约翰·桑内斯教授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说中指出:“她的人的尊严的观点建造了一座桥。毫无障碍地、自然地,她靠着这座桥过了这道鸿沟。她的信息在不同信仰的人民之中得到了回响。”印度总统这样评价说:“她是那些解放了的心灵中的一个,这样的心灵超越了由种族、宗教和民族设立的所有界限。在我们今天这个纷扰的、不断被冲突和仇恨所折磨的世界中,特蕾莎修女所过的生活、所做的工作,为人类的未来带来了新的希望。”世界银行主席麦克纳马拉的评论则更容易被人们记住:“特蕾莎修女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她用最为根本的方式,用她对人的尊严神圣性的确证来促进和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士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伟人,而特蕾莎修女则是伟人中的伟人。她还是那身寻常的打扮,她身上的光芒却照耀着整个颁奖礼堂。
面对如花似锦的荣誉,特蕾莎修女的答辞是:“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这个奖是对贫穷世界的承认。耶稣说:‘我饿,我冷,我无家可归。’通过为穷人服务,我就是为他服务。”她认为,自己所获得的荣誉仅仅是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之一。我们的一生都在努力地学习如何去爱他人——世界上没有“爱”解决不了的难题。
在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崇高的奖项之后,特蕾莎修女她把奖金全部捐献了出去,为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办事。她还向诺贝尔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取消例行的授奖宴会,她认为那太浪费了。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请求,并且将省下来的七千一百美元赠与她领导的仁爱修会。
她不给自己留一点积蓄,也不使用任何奢侈品,就连教皇赠送给她的一辆林肯牌高级轿车,她也通过义卖,将所得款项用于修建一所麻风病医院。
特蕾莎修女曾经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她为这片土地上绵绵不绝的苦难而震惊和感动。她生前曾经说过,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次去中国,替中国的穷人们服务。她多次为这些贫弱的灵魂而祈祷。
我凝视着特蕾莎修女那张布满深深的皱纹的脸,每一次都想落泪。特蕾莎修女说:“我们所过的贫苦生活与我们的事业同样重要。事实上,我们应该感激那些穷人,因为他们帮助我们,更加爱我们的神。”她又说:“我们感到所作的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这汪洋总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赞同做大事,在我看来,个人才是重要的。要爱一个人,我们就必须与他紧密接触。假如我们要凑足一定的人数,才开始工作,我们就会在数目中迷失,无法全面照顾和尊重个人。我只相信个别的接触,每一个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他是那时那刻世上唯一的一个人,因为基督只有一个人。”这段话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在中国,有抽象的“人”的概念,却没有具体的“人”的概念;有集体的“人”的概念,却没有单个的“人”的概念。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致命的缺陷。
这些只要是认识字的人都能够读懂的句子,深深地嵌入了我的心中。它们比那些晦涩的哲学著作更接近人生的真相,它们比那些辉煌的领袖语录更接近人类的真理。这本小册子中,除去了背景介绍以外,真正属于特蕾莎修女文字的还不到十万字。然而,这些文字,收益将远远大于那些所谓的“大师”们的几乎可以“等身”的著作。
那些虚伪的、言行脱节的、道貌岸然的“作家”和“学者”们,在这样的文字和这样的心灵面前羞愧并忏悔吧。
特蕾莎修女在说这些话、写这些话的时候,就好像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没有花招、没有卖弄,有的只是一颗直白坦率的心灵。你不必去推敲、分析、演算,你只需要用自己的心灵去领悟和感受。她是微笑着说这些话和写这些话的,“让我们记住一点:没有孩子不被需要,我们要总是以微笑相见,尤其是在微笑起来很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微笑。”
是的,比“横眉冷对千夫指”更加可贵的是“俯首甘为孺子牛”——能够像前者那样生活的知识分子很多,能够像后者那样生活的知识分子却寥寥无几。在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还拥有微笑的能力呢?那些脸上的肌肉只会作机械运动的美女模特们,当她们面对特蕾莎修女的微笑的时候,才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美。美与爱联系在一起,美是爱的一部分。不懂得爱的人,永远跟美无缘。
特蕾莎修女的文字和灵魂到中国来了——来到千沟万壑之间,来到江河与山峦之间,来到烛光与星光之间。她的言和她的行,她的文字和她的生命,都沐浴在“爱”那神圣的光辉之中。
对于心灵正在趋于麻木和冷漠的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与背诵这些文字,而是身体力行地去寻找特蕾莎修女与我们生命的内在联系,并谦卑而诚实地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去爱别人——世界上没有不值得我们爱的人。
四
理查得·沃慕布朗是罗马尼亚地下教会的领袖之一,曾经因为信仰坐牢十四年,包括数年关押在不见日光的地下室。在全球许多弟兄姐妹的祷告和营救下,在国际组织的干预和压力下,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终于答应了一项交易:在获得西方一大笔“赎金”之后,将理查得·沃慕布朗释放出狱。
不久,是一九八九年那场人们没有意料到的剧变。原先看起来稳如泰山的铁腕独裁者,在瞬息之间就像纸房子一样垮台了。
后来,理查得·沃慕布朗拖着病体创办了一本名叫《殉道者之声》的杂志。在这本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蓝宝石》的文章。
文章的主人公德米特里是一位牧师,也是理查得·沃慕布朗的难友。他们曾经被囚禁在一起。在狱中,德米特里的脊椎被一名残忍的警察用铁榔头打伤,一根脊椎骨被打坏,他全身瘫痪了,只有脖子还能转动。
可以想象,德米特里遭受到的是多么悲惨的命运!如果住在家里或是医院里,他的妻子或母亲会照顾他。即使身边没有亲人,也还有护士的护理。可是,德米特里是在黑暗而肮脏的监狱中,难友们怎么照顾他呢?难友们没有自来水为他洗濯,也没有衣服或布料替他换洗。他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他就像最低级的动物一样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中。他甚至无法伸出手来拿一杯水喝。白天,凡能走动能干活的人全都被押出去干苦工。大家只能在晚上收工回来以后,为他倒杯水喝。他一个人在潮湿的牢房里,整整忍受一个白天的饥渴,他低声的呻吟没有人听得见。
就这样,德米特里在监狱里躺了好几年。他简直就是生活在人间地狱里。德米特里的苦难远远超过了大仲马中那被关闭在黑牢里的“基度山伯爵”——“基度山伯爵”毕竟还拥有健康的身体,德米特里却成了“行尸走肉”。那个将德米特里殴打致残的警察因此获得了高升,离开监狱进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部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罗马尼亚人民终于奋起反抗暴政。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并被立即处决。人民自由了,德米特里也从狱中被释放,与家人和朋友团聚了。
家人没有想到,他们的亲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连最好的医生也对德米特里溃烂和萎缩的身体束手无策。经过漫长的治疗,他的手脚还是无法移动,可是他已经很满足了——现在他的身边有慈爱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