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也承认自己的富有，他不是一个虚伪的“仇富主义者”。作为总统，他有一份丰厚的薪水；作为作家，他有高额的稿费收入。“我的书在全世界出版。俄罗斯总统的存款全在俄罗斯银行里，这是应该的。”人性的本质就是避穷就富，只要财富的获得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是通过自身智力和体力的付出，那么富有就是无可厚非的。我一向厌恶那些描写某某高级领导如何勤俭节约的文字和影视作品。连国家元首也要穿打补丁的袜子，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他在作蹩脚的表演——他无比虚伪地在公众面前作“朴素秀”；二是说明他的无能和愚昧——把国家的经济搞到如此困窘的地步，难道还很光荣吗？

因此，叶利钦的“敢于言利”，恰恰表明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世俗的人。同时，他也公开宣布：“我和我的家庭从未在私有化过程中得到过任何收入，也从未利用我的职务或‘影响’在任何一笔交易中获过利。”有多少国家元首敢于问心无愧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两位总统的恩恩怨怨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而叶利钦则是俄罗斯第一任民选的总统。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旧世界的终结者，那么叶利钦就是新时代的开拓者。这两位总统，各自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就好像接力赛中两名交换接力棒的运动员。

可以说，没有戈尔巴乔夫也就没有叶利钦。正因为戈尔巴乔夫的青睐，叶利钦才得以从地方官员飞速上升到首都莫斯科第一把手的职位上；也正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打压，叶利钦才真正下决心迈出苏共，成为党外的政治中心和民主的精神象征。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叶利钦也就没有戈尔巴乔夫。正因为叶利钦的振臂高呼、应者云集，才得以挫败保守派的“八月政变”，使戈尔巴乔夫开创的改革事业急速向前推进；否则，戈尔巴乔夫很可能重蹈当年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的覆辙，一生功业也就烟消云散。

俄罗斯资深作家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写道：“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几乎是同龄人，尽管他们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类型的人。戈尔巴乔夫富于灵活性，善于望风使舵；叶利钦则恰恰相反，比较耿直，甚至有些单纯，然而充满强烈的激情和旺盛的精力。”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性格的不同，历史分别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选择了他们；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性格的不同，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亲密的战友”。

当叶利钦走出叛逆的一步时，戈尔巴乔夫对他毫不留情。在戈尔巴乔夫的授命下，党内组织了暴风骤雨般的批判。这种严酷的批判，让叶利钦心脏病严重发作，并被送进了医院。第三天，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命令无法起床的叶利钦去办理撤销其党内职务的手续。在苏共党史上，从来还没有出现“自愿退出”神圣的政治局的情况——这表明铁板已经裂开了一道缝隙。戈尔巴乔夫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事情，“休想讲什么自动辞职，只能是被可耻地赶下台！”

短短四年之后，主客之间就发生了戏剧性的易位。叶利钦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而戈尔巴乔夫则黯然离去。叶利钦也得意地报了昔日的一箭之仇：他规定了苛刻的期限，让戈尔巴乔夫立即离开象征着最高权力的总统办公室。

但是，叶利钦毕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知道仅仅逞一时之气，最后受到侮辱的还是自己。于是，他严肃地考虑起前苏联总统的命运来。必须给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依法提供个人保障。叶利钦写道：“我们有必要开创一个对下台的重要政治人物采取尊敬而公正态度的先例。我尽力去做我所能够做到的一切——这不仅对于某些个人，而且对于国家也是有必要的。”

于是，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国家官邸、别墅、小轿车、退休金以及医疗保障。从此，在俄罗斯，失去权力不再意味着失去生命、失去自由、失去尊严、失去幸福。权力对于权力的拥有者来说，不再是生命的全部内容。戈尔巴乔夫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并以一名国际关系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国内外的讲坛上。他比被放逐到遥远的水电站的马林科夫幸运，也比在监控中郁郁而终的赫鲁晓夫幸运，他拥有完整的公民权利。戈尔巴乔夫在新的时代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以后，叶利钦也将在民间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这种制度的建立，给俄罗斯年轻的民主制度增添了一道保护色。

叶利钦当政的时候，他的桌子上曾经不止一次两次地出现过报告，称戈尔巴乔夫在国外旅行时以及在其所写的书中总是批评新俄罗斯的政策，总想利用对叶利钦的批评捞取政治分数。也有人想鼓动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惩罚”。但叶利钦坚决地拒绝了。尽管叶利钦“坦率地说，心里感到非常恼火”，但他更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是否具有正常生活的条件，是否能够自由表述他的观点，是否可以参加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竞选，这一切对于他自己、对于整个俄罗斯以及新的民主进程都非常重要。”

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公民权利的保护，其实也是对自己公民权利的保护，他自己也将有退休的那一天，也将有成为普通公民的那一天，也将面临着怎样处理与继承者关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权利与戈尔巴乔夫的权利是一致的——如果今天受到伤害的是戈尔巴乔夫，那么明天受到伤害的就有可能是叶利钦自己。而最终受到伤害的将是俄罗斯还不稳固的民主制度。

八年没有见面了，这对交织着恩恩怨怨的总统。在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去世的时候，叶利钦的夫人奈娜去参加了葬礼，代表丈夫表达对这一痛苦事件的同情。奈娜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度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次关系中断很久以来的第一次会面，是真切而诚挚的。叶利钦充满真情地写道：“今天，公众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有所变化。人们原谅了他的许多所作所为。而且，在赖莎过早离开人世以后，这么多年以来人们第一次对前任国家领导人表现出了朴实而温暖人心的同情和理解。”人心都是肉长的，在长期的相互敌对之后，两名总统的关系终于开始有所缓和。“无情未必真豪杰”，比政治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人天生的同情心、爱心和怜悯。

是的，如果有同情、有理解、有爱、有信心、有真诚、有勇气，领导人和他的公民们，舵手、船员和乘客们，终将与国家民族的巨轮一起，驶过历史与现实的惊涛骇浪，抵达一个安全与温馨的港湾。

白发的芬芳

“白发的芬芳”是俄罗斯女诗人吉皮乌斯一篇回忆文章的名字。我很喜欢这个词语，它有色彩，有气味，更有色彩和气味共同营造出来的悠悠意境。它就像一只纤纤玉手，温柔地熨帖着卷了边的、有折痕的心灵。

吉皮乌斯是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优秀的女诗人，她身处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更迭时期。既看到旧文学最后一抹“夕阳无限好”的余晖，又感受到新文学雨后春笋般的勃勃生机。在这篇回忆录中，吉皮乌斯记述了少女时代见识过的俄罗斯文学的泰斗们，描绘了老人们“芬芳的白发”。她是如此的幸运，居然亲眼见到了那些已经沉淀在教科书中的大师们——想想看，与从小就在书本中见过面的大师们无拘无束地交谈和交往，是一件多么奇异与美妙的事情啊。

当时，吉皮乌斯与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还是一对只有二三十岁的年轻夫妻。虽然年轻，他们已经在“白银时代”的天幕上展示出了各自惊人的才华。他们的家庭沙龙是彼得堡的文化中心之一，他们也频频出席其他名人雅士组织的沙龙、舞会和诗歌朗诵会。这两个喜爱交际的年轻人与老中青三代文化精英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吉皮乌斯笔下，每个老人都声情并茂、活灵活现。在她的眼里，老诗人普列谢耶夫“全白的长髯一直垂到坎肩上，很有气派。五官端正，略微有点浮肿，高贵的鼻子和似乎很严厉的眉毛，可蓝色的眼睛却透出一种俄罗斯式的温和”。普列谢耶夫还是一个贪吃的老人，“他把莫斯科家里的甜馅饼全吃光了。”

诗人和翻译家魏因伯格是受到吉皮乌斯尊敬的另一位老人，“他对文学的柔情绝对不只限于书本”。虽然年纪很大了，老人还是不断出席一些委员会的会议，夜以继日地在基金会里工作，接待作家，为处于困境的人筹措贷款。他耐心倾听每一个来访者的陈述，即便是对那些写作狂也一视同仁。必要的时候开几句玩笑，但总是带着快乐的、善意的幽默，不会使任何人受到伤害。

这些可敬的老人们都是孩子，是纯净的、真诚的、热情的、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孩子。他们不世故、不狡猾、不愁苦，他们坦然地面对衰老和死亡，欣喜地享受自己拥有的每一天。他们在诗歌和艺术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在智慧和创造的天空中自由飞翔。他们会在朗诵完一首诗歌以后放声大哭，他们还会用拐杖在地板上打出节拍来应和舞会上的音乐。在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之后，年龄、地位、权力和面子都不存在了。这些老人摆脱了身体和物质的限制与奴役，每一根白发里都散发着生命的芬芳。

在文章的最后，吉皮乌斯使用了最多的篇幅，深情地描写了“整个世界都知道的白发的芬芳”——托尔斯泰。当时，梅列日科夫斯基出版了三卷本的著作《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书中对托尔斯泰有不少严厉的批评。两个年轻人想倾听托尔斯泰的反馈意见，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提出了拜访的要求。很快，他们收到了邀请，而且还附了交通路线图！

那一刻终于来临了——当吉皮乌斯和丈夫在饭厅的桌子上落座之后，托尔斯泰出现了。老人比想象中的矮小和瘦削得多。吉皮乌斯刚好坐在老人的对面，她将这位俄罗斯文学中的神话人物好好地打量了一番——“灰色的短衫，罕见的白里透黄的大胡子，浓黑的眉毛不是威严，而是忧伤地悬在深陷的眼睛上方。孩子般的眼睛是浅蓝色的。”托尔斯泰宽容地倾听着年轻人激动而尖刻的谈话，一直像祖父般慈爱地微笑着。

那天晚上，吉皮乌斯和丈夫住在了托尔斯泰家。第二天早晨八点，当他们走出房间的时候，在前厅遇到了老人。老人刚刚散步回来，情绪饱满，精神焕发，戴着白色的羔羊帽子，他声如洪钟地对年轻夫妇说：“我敲过你们的门，想找你们一起出去走走，可你们还在睡觉！”

到了离别的时候。马车准备好了，托尔斯泰走到门口台阶上送客人。吉皮乌斯用诗情画意的语言描述那分别的一刻：“夜里下过雨，湿漉漉的草闪闪发亮。阳光下，托尔斯泰白里透黄的大胡子也在闪闪发亮。我们上车时，他的眼睛眯缝着，是那么和蔼可亲。”在清晨的微风中，托尔斯泰那飘逸的白发永远定格在吉皮乌斯的心中。

几十年以后，当吉皮乌斯自己也白发苍苍的时候，她更为深切地理解了白发的涵义：“如果说俄罗斯当时的儿女中有很多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青春年华，如果说年老时他们的白发散发着芬芳，这莫不是因为每个人的心灵中都埋藏着宗教真理的种子？不必自欺欺人，没有坚实的老根，长不出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幼芽。”她在异国他乡遥望着回不去的故土，老人们坟墓上的青草已经很深了。是的，“没有必要再回到老人那里。没有必要重复他们走过的路。但有必要‘向他们索取’。索取，然后继续前行。或许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不要惧怕，不要迟疑’。”

回过头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很少能够闻到“白发的芬芳”。我们身边的老人，要么太世故了，要么太悲观了；要么对青年人不屑一顾、甚至压制打击，要么对自身利益锱铢必较、拼命捍卫。我们的这块土地上，少有维系童心的老人，少有奖掖后进的老人。

我遇到的最让我感怀的“芬芳的白发”，是北大的老校长丁石孙教授。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千里迢迢赶回母校的老校友们，最希望见到的就是丁校长。一位也已经满头白发的老校友动情地说：“我们要去问候丁先生，不是因为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这句话让我感叹了很久很久。是的，“老师”这个称呼里包含的尊重和敬意，超过了任何一个显赫的职务。我曾经拜访过丁先生，他那简朴的居所一点也显示不出他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丁先生最喜欢谈论的还是北大的事情。谈论那些可爱的学生的时候，他像孩子一样眉飞色舞。我们告别的时候，虽然年近八旬的丁先生有一条腿走路不太方便，却执意要送我们出门。在昏暗的楼道里，他那茂盛的、一丝不苟的白发和淡淡的微笑绽放出了非凡的魅力。

那一刻，吉皮乌斯的说法油然浮上我的心头——“白发的芬芳”。

生命中能够遇到“白发的芬芳”，什么样的漫漫寒夜不能熬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