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上，也就是具体操作层面上，以什么作为载体呢？余英时认为：“在汉代统一帝国的格局之下，知识分子所关怀的基本上是怎样建立并维持一种合理的群体秩序。”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自序》，台湾联经出版社。由君王与酷吏所建构的统治秩序显然是司马迁所不能接受的。他在《酷吏列传》中“尽载当时所不尽人情，流血千里，若奸宄无以自咎者，而终之以大群小群轻犯法而不可禁”刘辰翁、倪思《班马异同》卷三十。，目的还是为士人寻求一块“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空间，让士人真正成为权力关系中起制衡作用的重要的一极。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所体现的，是以文化的传薪自任，高举着理想主义的火炬，秉持理性思考的特质，发为文章，为天下清流，发展出对整个文化与社会的深厚关怀。

我为什么写《香草山》？我为什么写《香草山》？ぁ—答客问

我是一个温柔的人

问：在读者的印象中，你的文章大多是针砭现实、挑战黑暗的杂文，你的形象也一直是一个怒发冲冠、慷慨激昂的社会批判者。这一次，你为什么要改变自己擅长的文体和固定的文风，转而写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长篇呢？

答：我认为，像一颗水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都有不一样的光泽一样，一个写作者的生命也具有独一无二的丰富性。我承认在生活中我有“战士”的一面，但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剑拔弩张”的。比尖锐、锋利、刚强这些特征更接近我生命的本真状态的，应该是爱、温柔、悲悯这样的一些气质。可惜的是，在我前几年的作品中，虽然也有不少表现这些气质的作品，却被大多数读者所忽视，只有很少数读者注意到。因此，我想通过这部作品凸现一个更加完整和丰富的自我。

《香草山》中所描述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它直接导致我对人生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化，这就是我放在《香草山》封底的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这绝对不是一种“说法”，而是从我的内心生长出来的一棵正在成长的树苗。在我今后的创作中，读者朋友一定会从许多细节上发现我的这一转变。

在《香草山》中，我描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古典形态的爱情故事。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表达我对爱情的基本看法：爱对人生来说是第一位的，没有爱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我在这里所说的爱，包括男女之爱，也包括对亲人、对友人、对土地和对冥冥之中那个伟大的“神”的爱。《圣经》中说：“我们既然属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帖撒罗尼迦前书5：8》）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读者朋友们更加珍惜和重视爱。

问：据说，《香草山》是一部“自传体”的爱情。其中，男主人公的名字使用的是你的真名；书中涉及到某些事件（如与余秋雨关于“忏悔”问题的讨论、与某协会的官司等），也都是与你相关的、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真实事件。那么，我们有这样一种好奇心：这本书里的“自传”成分究竟有多大？

答：我在写《香草山》的时候，调动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生命体验，包括童年时代的那些温馨而忧伤的生命体验。涉及我个人生活的部分，几乎全部是真实的；而涉及家族历史的部分，则有一定的艺术加工的成分。

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那个名叫“宁萱”的女孩。她曾经是一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的女孩，而现在她就在我的现实生活中。这是一个奇迹。感谢上帝让她进入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生活、提升我的生活。

《三国演义》标榜说“三分历史，七分虚构”，而《香草山》则可以倒过来说，它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

我很喜欢王安忆一本的名字——《纪实与虚构》。其实，这也正是文学的本质，文学就是在纪实与虚构的张力之间的挣扎、寻找和追问。文学与科学一样，显示人类凭借着自身的想象力究竟能够走多远。《香草山》有很大的自传的成分，但它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典范的“自传”，情节始终被我压制在一个次要的地位上。《香草山》描述的是两个人的生命轨迹，是乐章中两个相互独立又互相呼应的声部。我试图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唤起别人沉睡的生命体验。我希望，读者的时候不要有发现“个人隐私”的欲望，那样你一定会失望的。

我想写作一种新的

问：我发现，《香草山》的写法与一般的不同，它是由书信和日记连缀而成的。采用这种结构方式，议论和抒情的部分比重很大，会导致故事性被冲淡。你在写作第一本的时候，在形式上就敢于这样随心所欲，有没有担心被读者和评论家指责为“根本不懂得怎么写”？

答：的形式，并不是我刻意求新。《香草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书中的许多情书和日记，都是当时真实的“历史文本”，具有“原生态”的意义，我尽量不作加工和修饰。近年来，随着电话和网络的普及，书信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但我始终认为传统的书信中承载着最深沉、最真实的感情。所以，我“就地取材”地在中使用了大量的书信。

当然，在结构全书的时候，我还是作了精心安排和设计。全书分为九章，每一章又分九节，一共九九八十一节。某些章节可以独立出来，一点也不会给人断裂和零碎之感；而所有的章节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接起来又浑然一体、缺一不可。

至于这本书是不是“”，并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列。在我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即使别人认为有一个所谓的“模式”，我也不会按照它来写作。我只会遵从我内心的要求来写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我不害怕《香草山》成为一个“四不像”。

同时，我认为，经过二十世纪一百年的发展，离传统的形态已经很远了。每一本“不像的”的出现，都是对外延的一次拓展。在二十世纪，在形式上的创新，与这个世纪所发生的革命一样，让人目不暇接。许多以“怪”的方式轰动一时的，后来却成为一种经典、一种范式。

本来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种体现，我们自己又岂能执著于“什么是”的“伪问题”，并因此而“作茧自缚”呢？

问：《香草山》的抒情性很强，它没有一个曲折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你的写法与一般读者的习惯之间有差距。你会不会担心遭到读者的拒绝呢？

答：从某种意义上说，《香草山》是一部抒情化的、诗化的。它没有体现出我“讲故事”的能力，而体现出了我在抒情方面的能力。

其实，这也不是我的“首创”，早在四十年代，沈从文对此就有了明确的追求。当时，他提出“抽象的原则”的命题。他认为，的基本功能就是把“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之中”，从而把人的“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进而影响“国民心理”。他已经开始酝酿一套崭新的理论，并在《看虹录》、《烛虚》等作品中进行了可以说相当“勇敢”的实践。可惜的是，后来他的这一尝试被迫中止了。

我认为，“就是故事”是一种极其糟糕的观念。这也是导致中国长期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重复创作的重要原因。我愿意承接沈从文先生的努力，致力于改变大家对的既定观念、改变大家单一的习惯。我想通过这本告诉读者朋友：读不是读故事。或者说，“读故事”的期望，仅仅适用某一小部分的。

我相信，只要是好的作品就会有读者喜欢。我自己认为《香草山》超越了我此前所有的作品——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上。因此，我丝毫不担心它受到冷遇和排斥。

我与李敖有着本质的不同

问：李敖最近也推出一部长篇自传体爱情《上山·下山·爱》，李敖由杂文走向，却又不彻底，依然露出杂文家和学者的马脚。有人批评李敖的这部新作是“掉书袋”。你与李敖同时写作爱情。其间是否有某种巧合？

答：我曾经说过，李敖的第一部《北京法源寺》，与其说是，不如说是政论。正如我前面所说，中不是不可以议论，但是也不能只有议论。李敖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写一本蹩脚的《北京法源寺》，真不如老老实实地写一本《戊戌变法史论》。后者才是他的强项。

台湾著名学者、曾经担任过《中国时报》总编的高信疆先生不久前说：“二十八岁的余杰的文章，比李敖二十八岁时还要写得好。”高先生是李敖的好朋友，他很熟悉李敖的文章。当然，这是他的个人看法。我不敢说我的杂文比李敖好，但我在看过《上山·下山·爱》之后，我能够自信地说：我的比他的好。

问：在《上山·下山·爱》中，李敖有大量“色情”的描写，而你在《香草山》中却只有“爱”而几乎没有“性”。从这一区别中，是否能够看出你与李敖对爱情和性都有不同的看法呢？

答：我对李敖近年来的许多文章和言行都不认同。

我们对爱情的看法也截然不同。李敖在内心深处不尊重女性，他在自传中肆无忌惮地描写自己放荡的性生活，并发表诸多女友的照片。我认为，这对那些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相比之下，我是一个女性“崇拜者”，我认为爱与性是完美融合的，而且爱的前提是尊重对方。

李敖认为一生可以爱无数次，我认为真爱只有一次。李敖认为爱情是游戏，我认为爱情是真理。李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最显著的地位上，他是一个中了传统文化的毒的“男权主义者”；而我认为爱情的最高境界是“无我”，我最厌恶的就是大男子主义。

问：写完这本之后，你是否会把自己创作的重点转向写？

答：写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今后我肯定会继续写，当然是写与《香草山》迥然不同的。

我会不断地尝试新文体的写作，比如传记、报告文学等。在尝试的过程中，我也将努力突破旧有的文体上的划分。

我不会放弃近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我脱离了学院和学术界，我的心态一下子变得自由多了。我不必依靠发表多少论文来获得学位和评定职称，也无须得到权威人士的承认和褒奖，我更愿意做一种有“野狐禅”特色的学问、一种有趣味也有性情的学问。

当然，我还会继续杂文的写作，在杂文写作中也要求新、求变。这是一块我所喜爱的“自己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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