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是一个严肃的艺人，他拒绝游戏人生、愚弄观众的态度。因此，他的喜剧艺术达到了悲剧所拥有的震撼性魅力。卓别林获得了观众由衷的尊敬，也获得了不朽的历史地位。

可惜，我们没有自己的卓别林，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向着卓别林的方向靠拢的“丑星”。我们只有一群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优孟”。他们都是没有任何思想文化内涵的“扁平人物”，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盏走马灯而已。他们跟美与丑都没有关系，跟艺术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除了金钱之外别无所爱，他们除了权势之外别无所慕。

我不是审判官，我没有权力对他们进行审判。但是，我有权利表达我对他们的厌恶——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他们的脸蛋时，我立刻按下遥控器换台。

酒店女郎

在都市的最繁华处。在金钱如流水般汹涌的酒店。她们，匆匆地来来去去，一把一把地挥洒着青春。她们，香风阵阵，吸引着一双双贪婪的眼睛。“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是辛弃疾的华美的词章。那时候，楼高不见章台路，暖风熏得游人醉。几百年以后，在一个无比辉煌的世纪末，美丽的女子们从宋词里走出来，走进一座又一座高耸入云、华灯灿烂的酒店里。

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在海口，在西安……在无数急剧变化着的都市里，在沿海或内地、高度发达或者正在发展的都市里，隐藏着一群又一群昼伏夜出的“酒店女郎”。公正地说，她们是女性中的佼佼者，也是这一行业里的佼佼者，这是由她们自身的“素质”决定的。这种素质，不仅指外貌和身材这些天赋的条件，而且包括其它许多无法归类的、对这一行业来说相当重要的东西。她们身材高挑，貌美如花。她们穿着最昂贵的衣妆，乘着最名贵的轿车，住着最豪华的房间，挽着最有权势和最有金钱的男人。她们柔情似水，她们风情万种。

在北京一个隆冬的夜晚，我坐在某个五星级酒店的大堂里等待会见一名朋友。短短的半小时里，我看见这类女郎们出去又进来，香风阵阵。红色的旗袍和褐色的狐裘，黑色的高跟鞋和亮晶晶的钻戒。她们昂着头，一副目空一切的模样，对于到哪个房间去胸有成竹。小巧的手机在精致的挎包里响起来。是另一个酒店里有客人在等待吗？门厅里来来往往的每一个女郎都有上画报的资格。她们神情冷傲，一进大堂便极其自信地环顾一遍，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她们对这里的环境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除了酒店的经理和服务生，大概没有谁比她们更加熟悉了。实际上，酒店确实是她们的大半个家，她们呆在酒店里的时间比起“家”来，要多得多。

那些星光灿烂或者乌烟瘴气的夜晚，她们在珠光宝气的套房里，慢慢地品着洋酒，旁边还有“成功”的男人。男人把她们搂在怀里。整个城市仿佛在他和她的脚下。这时，城市里大多数白天为了生计拼命奔波的人们进入了甜甜的梦乡，而她们开始了工作。男人压在她们的身上，她们睁着眼睛吞云吐雾。窗外，车水马龙。城市太大了，那么多让人愤怒、让人感动、让人忧愁、让人绝望的事情同时在发生着。

这种职业源远流长，我们没有必要进行掩饰和否认。从酒店的总统套房到村边的草棚，有“量变”而没有“质变”。在这个行当里，跟其他行当一样，也是严格地分为三六九等，常驻酒店的女郎显然是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最下层的是路边的“野鸡”，是不计其数的来自农村的女子，丑陋而粗俗，她们的客人是司机或者民工，她们每天需要接待好几个客人；比“野鸡”地位高一等的是小县城里歌舞厅、洗脚房里的小姐，她们的客人是工薪阶级；再高级一层的就是都市里在夜总会一类的场所“签约”的女子，她们的客人则是中产阶级、小官僚、小老板。

最后到了金字塔的顶端，是一群堪称“精英”的女郎，她们出没于酒店，而且只出没于酒店。她们的工作没有其他三类姊妹那样艰辛，她们或者有固定的客人，或者休息一阵工作一阵，享有相对意义的自由。她们的客人一般相当挑剔，而她们也不是一味地俯就，她们对客人也有“要求”。客人往往都是一掷万金的客人。因此，她们进入这一行列不久便能够拥有让普通人眼红的物质财富。

我的一位在酒店担任客房部经理的朋友悄悄告诉我说，酒店女郎的收入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比起他们这些都市高薪阶层来，不知高出多少倍。这位朋友说到这里，眼睛里流露出羡慕的神色来。据说，她们一夜的收入一般在数千元左右，而且不用纳税——税务人员潜不到这么深的海底来。以前人们说“逼良为娼”，而对于酒店女郎来说，绝大多数都是自觉自愿从事这一行业的。她们中的许多人出身优越，也有本领通过其它方式求生活，但她们还是选择了这一行业。从事这个行业是她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她们觉得这是一桩最容易做的生意，付出最小，而收入最大。没有任何人逼她们。当然，她们的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要交纳“保护费”，要贿赂酒店的管理人员，但剩下的部分足以让下岗工人们瞠目结舌了。酒店女郎中甚至有不少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了高雅的气质，走在街头，俨然就是一副白领职业女性的派头。不张扬，不鄙俗，与酒店高雅的氛围融为一体。朋友甚至说，是不是这个阶层的女子，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种气质，那种自信，二流的“小姐”学也学不来。

女郎们的美丽成了酒店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没有这道风景线的酒店大多是生意不景气的酒店。有多少亮丽的女郎与酒店的繁荣成正比。这些带着星级的酒店，组成一个远离“中国”的世界。交易双方的他们和她们，都外在于“中国”，外在于“希望工程”的中国和嚼菜根啃土豆的中国，外在于露宿街头的中国和在冷板凳上做学问的中国。酒店外的世界，与她们以及她们为之服务的男人无关。她们不属于“我们”。

但是，我常常想，这些自信的酒店女郎们，在离开酒店的时候，是否也会被忧伤所困扰？她们仰首看天的明眸，是否也有流泪的时刻？她们对挥斥方遒的客人们是爱还是恨？她们都会开始新的生活，然而旧事能够轻易地忘却吗？

许多日子里，我总在这样杞人忧天地想着。

“孝子”教育可行吗？

“虚心接受父母教育，体谅尊重父母，理解父母，艰苦朴素，勤奋学习，尊敬父母，符合此条件的初中学生，就可以评选学校的‘孝顺儿女’，每期只评5名‘孝子’。”这是成都猛追湾中学为了规范学生言行而开出的一剂药方。

这一举措刚刚颁布，老师、家长、学生和媒体等几方就各执一词，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该学校的邓副校长详细介绍了评选的方式：“我们每学期评选一次，先由学生家长向班主任申报。符合‘选孝’标准的学生，由班主任具体掌握，在全校范围内只评选5名。”他进一步阐述说：“孝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如果孩子不孝顺父母，这是与我们的教育宗旨相违背的。在学生中开展‘选孝’是可行的。”

而许多学生家长对这一做法基本表示赞同，同时也表达出一定的忧虑：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在背后夸耀自己是一个“孝子”，不愿听到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是一个“不孝之子”。学校在未成年的初中学生中评选“孝子”，评上了的学生，心里自然高兴；但没有评上的学生，难道就不是孝子吗？他们是否会因此而背上沉重的思想、心理包袱呢？

一些直接受到这一举措束缚的学生，则对这道突然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非常的反感。一名姓李的学生对记者说：“学校开出的‘选孝’标准有偏差，完全是将父母、大人的意志放在首位，学生、孩子只有被动接受的份。难道家长在教育方式和内容上有缺陷甚至错误时，做孩子的就不能提出修正意见、或是反对，而只有低头‘虚心接受’？”

成都《天府早报》将此新闻放在“首页聚焦”之中，以示相当的重视。记者将这一做法形容为“规范学生行为的偏方”，“偏方”也就不是“正道”，其是非判断十分鲜明。

读到这则报道，我顿时感到专制时代的幽灵再次在教育界沉渣泛起。

我所理解的作为现代道德组成部分的“孝”，是一种经过现代文化洗礼的“孝”，它应当与“慈”相对应。作为子女，孝顺和尊重父母师长，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也是整个人类都遵循的生活原则；同时，作为父母师长，也应当把孩子看作有完整的人格尊严的“人”，给予孩子相应的慈爱和尊重。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这我看来，在中国漫长的以专制主义为主导的历史之中，最缺乏的不是“孝”而是“慈”。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孝”片面的、无条件的宣扬，导致以“孝”的名义扼杀了无数年轻的生命。从鲁迅深恶痛绝的《二十四孝图》到巴金笔下阴森恐怖的“家”，体现出的都是“孝”的负面意义。因此，在“五四”运动中，学者施存统首先提出“非孝”的观念。这一观念像惊雷一样鸣响在一代青年的心头。对于“五四”那代启蒙主义者来说，“非孝”乃是“救救孩子”的前提。

“孝”如果推展到极端，其结果必然会对孩子的精神和肉体造成巨大伤害。《二十四孝图》中的画面，并不仅仅是遥远的传说。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在孩童时代就曾经亲自尝试过这种伤害。那时，为了医治母亲的病，少年蔡元培把左臂上的肉割了一小片，放在药罐里。后来，蔡元培在自传中写道：“母亲的药，本来是我煎的，所以没有别的人知道。后来左臂的用力与右臂不平均，给我大哥看出，全家人都知道了。大家都希望我母亲可以延年，但是下一年，我母亲竟去世了。弥留之际时，我三弟元坚，又割肉一片，和药以进，终于无效。”也许正是因为这段惨痛的经历，蔡元培才一生致力于推进中国的现代教育，让中国的新一代青年都成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完整的人格的人。

当年，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的文章；今天，我们的成人世界依然没有解决该怎样做父亲、母亲和老师的问题。究竟有几个大人扪心自问过：自己是否算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母亲和老师？如果我们自己都算不上是合格的父母和老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通过“孝子”的评选来“规范”孩子的行为呢？

一对年轻的中国父母带着他们的小女儿来到美国。仅仅在美国生活了几个月，七岁的女儿就对孝、爱、法这样的一些基本观念有了崭新的体验。有一次，女儿打坏了一个碟子，父亲一时生气，抡起手掌来想给女儿一耳光。没有想到，女儿立刻跑到电话机旁边。父亲觉得很奇怪，问女儿：“你想做什么？”女儿说：“如果你打我，我要打电话报警。”这位父亲是一位人文学者，对此他感触颇深：自己虽然读书破万卷，但在尊重人这个问题上，却还比不上小小的女儿。于是，他立刻向女儿道歉，感谢女儿给自己上了一课。按照成都猛追湾中学某些老师的观点来衡量，这个女儿不仅算不上“孝子”，而且简直就是“逆子”。然而，我却愿意真心实意地向这位小女孩致敬，因为她是一个大写的人！巴金早就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他们那代人的面前：究竟是做觉新，还是做觉慧？这个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答案应该简单明了。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而言，最重要的显然不是在长辈面前唯唯诺诺的、绝对服从的“孝”，而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健康明朗的心理素质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孝子”教育可休矣，因为孩子们都不愿被这一纸扎的牌坊压弯腰、压驼背，孩子们有权利昂首挺胸地走向属于他们的未来。

神童是怎样诞生的？

一九九九年四月，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四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了十八岁的成都女孩刘亦婷。最后，刘亦婷选择了去哈佛大学。于是，“哈佛女孩刘亦婷”成为近两年来教育界和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由刘亦婷的父母张欣武和刘卫华所写的《哈佛女孩刘亦婷》一书，讲述了被哈佛大学喻为“不寻常的优秀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刘亦婷的培养过程。这本书一上市即成为畅销书，至今已经印刷多达十八次。在许多家庭里，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经常使用的口头禅就是：“看看人家刘亦婷，人家能够做到的，你为什么就做不到？”

继刘亦婷之后，成都又出现了陈雪潜、马欣、郑扬三个类似的高中学生，她们不参加国内的高考，而直接被美国的大学所录取。成都的《天府早报》用了整版的篇幅来报道这几名天才少女的故事，并提炼出“刘亦婷通道”的概念。一时间，看到报道的家长们个个像害了红眼病一样，恨不得自己家里的孩子立刻也摇身一变成为又一个刘亦婷。为了迎合这一浪潮，许多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也打出“神童制造商”的广告来招揽生源。

我翻阅了一下《哈佛女孩刘亦婷》这本书，想知道神童究竟是怎样诞生的。我发现了刘亦婷的父母教育女儿的一些细节：比如为了克服女儿粗心的问题，就有意让她抄写电话号码本；通过命令女儿握冰十五分钟，来锻炼女儿的意志。看到这类细节，我颇不以为然：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中，女儿的独立性和人格尊严究竟在哪里呢？握冰十五分钟，会不会伤害女儿的身体呢？父母是否真有权力强迫女儿接受各式各样的锻炼？刘亦婷的父母，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他们的思想里残存着不少那个时代的毒素，他们对子女“忆苦思甜”式的教育，是否能够培养出身心健全的新一代？

“神童”的诞生，似乎都要经历一段荆棘之路。武钢十七中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唐嘉琪写了一篇题目叫《课堂上的哭声》的日记——

今天上午第二节上数学课。刘老师抱着教材和一堆试卷走上讲台，还没有等他开口，教室里就爆发一阵喊叫声：“啊，又要考试！”“我都要考糊了！”“命真苦呀！”

于是，刘老师破天荒地让大家发表意见。

一开始，只有几个人举手。王丽是数学课代表，学习成绩总在前三名，刘老师就点她发言。她站起来说：“每次拿试卷回去家长签字，如果没高分，父母就会打我，骂我，骂得很凶。每个星期六星期天，都带我去学这学那，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的……”说着，她忽然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这一说一哭，竟使许多同学跟着哭了起来。一时间，班上哭声一片。

这样说说哭哭，一节课便过去了。课间休息时，许多同学比上课时哭得更凶了，成绩好的、差的无一不哭。

这片哭声难道不让人心酸吗？唐嘉琪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小孩子又不是机器人，也不是为父母争光、被用来炫耀的工具，我们是人！我们拥有一颗纯洁的童心，拥有对大千世界的向往，拥有着自己的特长和爱好，但大人们关心的只是分数、名次……”

如果说成为“神童”必须先成为“非人”，那么由家长和老师所组成的成人世界对此应当开始反思了。“知心姐姐”卢勤说：“我们不要老是教育孩子做人上人，也不要教育孩子做人下人，而要教育孩子做人中人，教育孩子要用一颗平常心对待一切。”家长和老师先要有一颗平常心，孩子才能够有自己的平常心，有自己幸福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