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从八十年代末出现的庞大的书商群体，像我的书要想通过传统方式由出版社来出版，几乎没有可能。而我本人也不可能通过写作维持自己的生活。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没有中间阶层。无论你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或学者，你都必须进入体制中。你必须在大学里面、在学术机构里面、在一个单位里面，你得成为它的一个分子，像一颗螺丝钉一样钉在那里。毛泽东在“反右”的时候有一句著名的话，他对知识分子说：“你们不听话，就不给你们饭吃！（众笑）大家不要笑，这不是一句笑话。他的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夸张，他确实能够做到不给知识分子饭吃，而知识分子确实会被活活饿死。那时候，社会是铁板一块，受到严密的控制，你没有户口本、粮食本怎么办呢？但是，到了现在，我只要坚持勤奋写作，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最后结集出版，完全可以通过写作来维持自己的日常开支，完全可以选择做一个没有单位的自由人。当然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社会的这种进步，表面上看不见，实际上非常巨大。

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不独立，关于这一点前人讨论非常多，我认为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经济上不独立。古代一个读书人、一个诗人、一个文人，你要是不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帝国的体制中，纯粹通过自己的知识生产、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写作，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所以只好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了。这个现象，到九十年代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一个中间社会开始成型，一群自由职业者出现，这也是市场经济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巨大推动。

还是回来说说李敖。我认为，李敖以他的写作和他的坐牢，对台湾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他又有很多传统知识分子的毛病，有一种流氓气和法家气。要是在战国时代，他会成为苏秦和张仪一类纵横家式的人物。尽管他说过“全盘西化”的话，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并没有真正在他的心中扎下根来。这是他致命的缺陷，也导致了他近年来屡屡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让人失望。

另外，李敖对爱情持游戏态度，而我却是爱情至上主义者。他从骨子里是大男子主义者，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爱情；而我却相信爱情的存在，同时，我是一个大女子主义者，我认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行都是男人制造的，而女性是善良和美好的代名词，她们以少女和母性的特质捍卫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信心。这是我与李敖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掌声）

问：请您谈谈您对当代文学的看法。

答：坦率地说，我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非常低。我甚至认为，几十年以来，真正能够称为“文学作品”都没有几部，这个看法可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我从小培养起了自己的兴趣和审美趣味。我主要读三个方面的作品：一是中国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从先秦诸子到唐诗宋词到后来的古典，在中学时代，我就对这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读得差不多了；第二，是俄罗斯文学，像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一类充满苦难和悲悯的文学；第三，是法兰西文学，像卢梭、司汤达、雨果一直到罗曼·罗兰、加缪、杜拉斯等当代作家，法兰西文学有一种天生的浪漫情怀和自由精神，这也让我为之而神往。

这三种文学，形成了我整个的文学品味和审美取向。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我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不过姑且用之——这个词就是“高贵”。我认为，无论从文字上、语言风格上，还是从背后的思想含量和精神价值取向上来看，它们都可以称作是非常“高贵”的文学财富。但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我很难找到这种有“高贵”性质的作品。

当然，我的这种暂时定义为“高贵”的文学品味，也有它的偏颇性和片面性。但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固定的审美定势以后，就很难改变了。我再带着这种审美品味来看王朔的作品、贾平凹的作品，确实看了几页以后就看不下去。特别是王朔的作品，我一本也没有看完。他的好几本书，我翻了几页就“目不忍睹”了。（众笑）当然，这也说明我的口味有单一性，如果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不应该这样，我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来说的，一个普通读者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趣味来选择的对象。

另一方面，我认为当代离我们太近，当代人写的东西没有经历历史的检验，它究竟是好的作品还是平庸的作品甚至是坏的作品，现在来评论还为时过早。所以，我更愿意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对一些经典作品的研读上。我的重点最晚是到鲁迅、胡适这一代人。对当代的作品，当然也看一些，但不会花太大的精力、很投入地用大段的时间去看。

问：请谈一谈您对王小波的看法。

答：我在最近的一本书《说，还是不说》中，有一篇文章已经谈得比较多了。我认为，王小波的出现对非常沉闷的九十年代的文坛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有趣的是，最早注意到他、并评论他的，几乎没有一个是搞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人，反而是一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哲学研究的学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背后的意蕴不仅是“文人相轻”。

但我并不很喜欢王小波的作品，这跟我刚才谈到的我的品味有一定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谈问题的时候，绕的圈子太多了。这可能是他很机智、很聪明的一方面，但我不太喜欢这种表达方式。他老是绕着说，比如说谈“文革”的问题，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篇短文最能够体现他文章的风格。我认为，这是他独特的风格，有一种沉静的、黑色幽默的味道。但由于我的欣赏趣味不一样，便不太喜欢。

其次，我认为，王小波的杂文好过。他的模仿西方几位大师的痕迹太重，杂文更有自己独创的风格。

我希望、并贯彻在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中的，是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就用一种很明快、很流畅的语言，把它清晰地表达出来。用中央电视台一个很有名的栏目的名字来概括，就是“实话实说”。我愿意选择这种表达方式。

从这点来看，我喜欢李敖远远超过喜欢王小波。李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写文章要让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都能看懂。”至少在形式上，他真正理解五四那一代先辈，理解他们为完成启蒙使命而必须首先进行白话文运动。我一直说，写文章和口头表达的时候，要尽量降低、再降低。不是思想的降低，是语言难度的降低。尽量多写小文章、写那种深入浅出的文章。现在许多人的文章能够“深入”，但能够做到“浅出”的人太少。我对自己的文章也是这样的一种定位——尽量让它达到使受到高中以上教育的人能读懂的程度。

问：你是否谈过恋爱？你认为爱情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太大了！（众笑）在这么一个公开的场合，谈这么一个比较私人性问题，总觉得有点滑稽。（众笑）我曾经谈过一次恋爱，一次没有结果的恋爱。最近两年以来，我一直不敢涉足这个“领域”。我个人对爱情的要求可能太高，我更看重两个人心灵上和精神上的沟通。但是，在现在一个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两个人之间真正要达到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沟通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受到外部的干扰太多了，如果内心不十分坚硬的话，根本不可能抵抗各种各样的诱惑。

我有一个可能是很片面的看法，我认为现在大部分年轻女孩，看重物质方面的东西超过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在同龄人中，要想能找到一个真正能够与自己达成精神和心灵沟通的女孩，可以说如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比如，假如有一天，我像以前那些倒霉的文人一样被关进监狱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女孩，有勇气到监狱里面给我送饭？老实说，要遇到这样的一个女孩，确实非常困难。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女同学，女同学们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不过没有关系，下面我们还继续可以讨论，但愿我的看法是错误的，那我就还有希望找到我的爱人。（众笑）

问：请谈一谈张爱玲的。

答：我的文章，骨子里有跟张爱玲相近的一面，就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的和灰色的调子。我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尽管我有一些看上去慷慨激昂的文章，实际上背后却是一种很浓郁的黑色底子。仔细读过我的文章的人都能够读出这种味道来，

我认为，从文学天赋上来说，张爱玲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在本世纪的女作家中，她算是第一流的。但是对她的评价，现在还是很不够。还有，她出身显赫的世家，是李鸿章的后人，她像曹雪芹一样经历了家国剧变，他们看透了人世沧桑之后才写得出那样悲哀的文字来。张爱玲的文字，可以用林语堂一本名著的名字来形容，就是“京华烟云”——不过，“京华”两个字要改成“上海”。这也正是王安忆难以超越张爱玲的地方。

问：您的文章中多次批评现行教育体制，请谈谈对教育改革的看法。

答：我认为，教育是我们本世纪最失败的两个问题之一。两个问题，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教育问题。当我们走到这个世纪的尽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两个问题将给未来的中国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应对这两个问题有深切的关怀。

关于教育问题，我对高等教育方面关注比较多。最近，我写了一系列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传统进行一个深入剖析的文章。在对北大的传统进行梳理的时候，我发现在蔡元培的传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负面性极大的一个传统，在当前的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很少人提到。

原先，人们一提北大，都是谈蔡元培创立的兼容并包、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优秀传统，人们认为这个传统是北大唯一的传统。但是，据我对一些史料的梳理和研究，我认为除了蔡元培的传统之外，还有另一个传统，就是“官学传统”。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在戊戌变法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一建立，就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又是一个政府机构。当时，清王朝在进行机构改革时，把原来礼部和国子监的一些职能取消了，由京师大学堂代行这些职能，比如代管全国学务等。所以，它既是一个大学，又是半个“教育部”，是一个改革不彻底的怪胎。这样，从京师大学堂一诞生起，就埋下了一个很不好的伏笔。

我查看当时的史料，比如大学堂刚刚建立时，光绪皇帝的一些诏书，诏书中甚至连京师大学堂的课堂设置都规定得非常清楚。这都是皇帝亲笔写的。同时，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地位非常高，享受内阁大臣的待遇。现在很多北大学生谈这件事的时候，还引以为荣，认为这证明北大刚建立时级别就非常高。我觉得，这不是光荣，而是一种相当负面的东西，学术和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难道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

如果把北大的历史跟欧洲大学的历史相比，就会发现它们非常不同。欧洲的大学刚刚建立时，最早就跟世俗的政权脱节，是在教会内部逐渐成长起来的。文艺复兴以后，大学再从教会里面独立出来。这样，大学既不受教会控制，也不受国王的控制，尤其跟世俗政权的关系非常远。像牛津大学的校长、剑桥大学的校长，英国国王是没有权力任命的。国王既没有权力规定这所大学应该上什么课，也没有权力要求这所大学聘某个人当教授。但是，在我们国家却不一样。在我们国家，现代教育体制刚建起来的时候，它就跟政府、跟官僚、跟权力紧密扭在一起。

到了蔡元培时代，这种情况有了一些改现，但基本上还是靠蔡元培个人的能力。蔡元培资格老、地位高，又是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各个派系的人都尊重他。同时，他在人格上来说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人，对方方面面的人都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他凭借个人的力量使北大走向兼容并包、走向学术自由，并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但是，他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整套能够保障大学独立的制度出来，这是蔡元培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时代也没有给他这样一种可能性。

于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官学传统——在蔡元培时代成为非主流的传统——开始成为主流。后五十年的北大，已经离前五十年的北大非常遥远了。学者谢泳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概念，他说北大其实有两个北大，前五十年是一个北大，后五十年是另一个北大。他认为，前五十年的北大是蔡元培的北大，兼容并包的、生机勃勃的北大；后五十年的北大是丧失了北大精神的北大，是陷入政治斗争泥潭的北大。他说出了别人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真相。我认为，虽然他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没有把病根子找到。病根子在京师大学堂建立时就已经存在了，这个病根子就是官学传统。在前五十年的北大里面，就已经诞生并孕育着病毒了。只不过，这个病毒到了后半个世纪，由外部环境的催化，才得以空前地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在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事件。我认为这是北大官学传统的一个大爆发。

北大的问题显然不是孤立的。大学教育，跟中学、小学、幼儿园的教育连成一体。教育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由于我是学文学的，我更关注语文教育。这几十年来的语文教育，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我跟孔庆东和摩罗两位朋友，最近刚刚编了一本书，对中学语文教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反思。从旧教科书对文章的分析方法、从课文的选择标准等角度来分析。这本书已经触及到教育体制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目的，究竟是使人更加愚昧，还是使人更加聪明？究竟是奴役人的还是解放人的？

我相信，大家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问：你觉得今天的中国需要信仰吗？需要什么样的信仰？

答：我认为，现在对于思想界、文化界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普遍缺乏一种永恒性的价值观、一种宗教的情怀、一种坚实的信仰。在中国，从远古到现在，一直都缺乏这种精神质素。在今天，知识分子的致命点也在这个地方。

前几天，我刚刚读完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一本自传，读完以后非常感动。这是近年来读到的难得的一本好书。这本书中有一个细节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当时，军人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以后，在国内残酷镇压民主派，金大中被迫流亡到日本。他住在东京的一个酒店里，这时韩国的情报局制定了一个方案，要将他绑架并杀害。特务们将他从酒店绑架到一条船上，装在一个麻袋里。这条船从日本内海开到公海上，这些特务马上就要把金大中扔到大海里面喂鱼了，千钧一发之际，美国的船只赶来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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