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的快乐就在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史景迁在描述中国那难以描述的二十世纪历史的时候，选择了天安门作为不变的背景和道具。在这一永恒的道具面前，变化的只是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演员。这一次，史景迁将主角与配角的位置作了调换：在其他历史著作中长期充当主角的政治领袖，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被他放在次要位置；相反，他将一批原来处于配角地位的文人推到了灯光之下。

《天安门》以三个人物为主线：第一位是作为十九世纪末激进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匪夷所思的是，他在晚年居然成了保守派的象征；第二位人物是作为二十年代痛苦的大学生和农民的杰出代言人的鲁迅，他取得了中国现代文学最高的成就；第三位是作为新女性代表的、集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于一身的丁玲，她对自己的创造天赋同国共两党相继制定的艺术标准之间的巨大不和谐有着深切的感受。围绕着这三个中心人物，作者还为我们勾勒了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等著名知识分子的肖像。

对于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史景迁用一种学者少有的伤感的笔调写道：“尽管这些有教养的中国人声音有时似乎太刺耳，他们的姿态有时似乎太过于形式化，可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仍拥有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早些死去。但无可否认，他们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已经看出来这种特殊剧目的潜在方向，明白了这决不是那种可以让置身场外的人平安无事的戏。”这些知识分子好像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把一块注定了要落下山的石头往山上搬。

史景迁选择的都是文人气质浓重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以文学为职业或“准职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克服着“在不得不做出日常决定时所面临的困难”、“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值得敬重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社会的发展却与所他们期望的方向“南辕北辙”。他们企图充当诊断社会疾病的医生，却无法开出正确的药方；他们试图宣告已然朦胧感受到的真理，大众却“左耳进右耳出”，丝毫不把他们的言说放在心上。他们的道路究竟在哪个地方迷失了？他们的思想究竟受到了哪些扭曲？

史景迁以若干文人的命运生动地向我们说明：在整个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学和文学家的意义，被无限地放大与夸张了。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学和文学家并不具备我们以前所设想的那种决定性作用。比伟大的作家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另外一些类型的知识分子，诸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乃至宗教学家等等。但是，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后者几乎完全被忽略。专家受到文人的蔑视，而就整个社会氛围而言，专家还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怀疑和不信任。相反，在文人的身上保存着传统文化中“巫师”或者“祭师”的角色。他们被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共同要求，应当对同胞的生活负责；他们被一种他们个人无法胜任的期许折磨，应当同时从事文学之外的事业。

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牺牲品。在义无反顾地赴死之前，他写下了不被党内同志理解的《多余的话》，声明自己“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担任一党党魁是“历史的误会”。他对经济学没有一点兴趣，也没有读过《资本论》，最喜爱的还是俄罗斯文学。正像史景迁所指出的那样：“瞿秋白把自己的一生比作一出‘滑稽剧’，他在剧中扮演了太多肤浅的角色，当过党的领袖、大学教授、翻译家、丈夫、初等教育家。”这种错位，不是瞿秋白个人造成的，而是现代中国社会进程中的难以避免的“张冠李戴”。由于缺乏受过完整的政治理论教育与严格的政治实践训练的职业革命家和政治家，文人被迫披挂上阵，甚至冲锋在最前面。最终酿成了他们个人的悲剧，也酿成了他们国家的悲剧。开不出药方倒还罢了，如果开出一张错误的药方，那么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显然，“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我们这里还应该大大地拓宽。它不应仅仅是指作家、文人，同样，它也应当包括那些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单一的职业者，如律师、教师、经理、工程师、政府公务员等等。如果忽视他们的意义、压抑他们的价值，社会将难以持续地、平稳地发展。而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里，文人将不再承受被夸张的命运，其角色定位将更加单纯，并逐步从繁杂的身份中剥离出来。

搬运沉重的石头固然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剧美感，但是，假如我们换一种角度思考：没有了那块石头，我们是否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

夹缝里的童心

今天，在北京秀水街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门前，每天都排着长长的等待签证的队伍。在这些神情焦灼而充满渴望的人们当中，大部分是来自各大著名院校的优秀学生，他们手中拿着托福和gre考试的高分成绩单以及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朋友，对于他们出国留学的选择，一般都表示支持和赞同，有的甚至以他们出国为荣。据说，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中国第一流的学府之中，许多学生从一进大学的那一刻起，就打定主意要到美国留学，他们大学四年所有的努力都瞄准这个人生目标；据说，有的班级几乎是整个都飞到了美国，如果在美国某地召开同学会，能够做到一个同学也不缺少。今天，大概没有人会用孝道、忠君观念、华夷之辨、“爱国主义”等理念来谴责年轻人出国留学的行为了，然而，在一个世纪以前，晚清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遭遇。他们勇锐地走出的第一步、他们被突然中断的学业、他们那在东西文化的夹缝里苦苦挣扎的童心、他们那如同大海中的孤舟一样坎坷而飘零的人生道路，即使是在百年以后的今天，依然让我们同情、叹息和深思。石霓所著《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一书，将晚清留美幼童的命运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来考察，从一个具体细致的侧面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当我读完全书，真正“以史为鉴”地去观察那些排队等候签证的同龄人的时候，又是另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派遣幼童留美，是洋务派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幼童得以成行，关键依赖于两个人物：一是洋务运动的灵魂人物李鸿章，二是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虽然长期以来被描述成“卖国者”，实际上李鸿章才是晚清官僚阶层中最具忧患意识和世界眼光的、真正以实干和改革来救国的爱国者。正如石霓所指出的那样，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大多数中国士大夫如果不是忿恨不平的话，便是麻木迟钝。即使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传统文化的包袱却让他们难以接受新文化、新思想，进而应对千年未有的挑战。而李鸿章与传统士大夫不同，他是目睹危机而态度现实足以看到世局剧变的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他不仅认识到西方各国的侵略本性，而且对中国的危机充满了紧迫感和现实感。在洋务运动的初始阶段，他主张在技物层面引入西方文明；而当洋务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他则毅然接受容闳的建议，力排众议，派出幼童留学海外，并希望由此锻造出既忠于祖国又洞悉世界大势的新人。所以，李鸿章一直对幼童留学给予巨大的支持，不仅敦促朝廷的资金迅速到位，而且调解派驻美国的督学官员之间的矛盾；不仅直接关心幼童的学业，而且多次为这一备受争议的事业辩护。

其次，作为“孤独的边缘人”的容闳，面对强大的传统文化的惯性，在众人的辱骂和非议中，一手策划了这一划时代的事业，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于幼童留学事业来说，如果李鸿章堪称一名上层的支持者和谋略家的话，那么容闳就是事无巨细地进行实际操作的“大管家”和经手人。当时，容闳面对的是道德至上主义者们冠冕堂皇的指责，面对的是“汉奸”这样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后来，他的事业归于失败，自己也不见容于祖国，不得不远托异邦、埋骨于天涯海角。但是，容闳那拯救处于专制深渊中的祖国、使之走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道路的理想，并没有因此而破灭。他自己走向了世界，并引领更多的同胞走向世界；他自己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并启示更多的海外游子也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容闳的道路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的“当下性”。

石霓写作本书——也是她的博士论文，研究手法采用的是几何学中的“平行三线”法：以留美幼童为上线，也是明线；以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为下线，也是暗线，对上线起陪衬铺垫作用；而贯穿其中的中间线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心观，这条中间线决定着上下两线的命运。这本著作中，最吸引我的是作者使用人格心理学理论分析留美幼童人格的那一部分。首先，幼童们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生涯，极大地改变了他们单一的传统人格，他们中的许多人直接生活在普通的美国家庭中，接受与美国同龄人同步、同质的现代教育。经过几年的熏陶，现代人的人格、理念和行为方式逐步地在他们身上奠定了起来。比如，这些孩子一般都热爱运动、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从愚昧走向文明、从盲从走向独立、从权威走向平等、从专制走向民主，“融合了中美文化最佳的传统”，成为中西合璧的优秀人物。

然而，他们在猛烈地发生着变化，祖国却跟不上他们变化的速度。当他们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更加剧烈的冲突产生了。本来他们是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归国的，以为自己在西方学习到的先进文化能够迅速在国内发挥作用，并大大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想到，国人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国人的嘲笑、奚落和鄙视，本土文化的敌意和排斥，让他们处境尴尬。在甲午战争之后留美、后来成为外交家的颜惠庆，曾经在自传中这样说：“政府一面很想利用我等所受的现代教育和所具有的新知识为国家服务，同时，又怕我们变成革命分子，推翻清朝，心里至为矛盾。”这正是晚清留学海外的青年们共同的遭遇——专制政府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他们，他们自己何尝不是苦苦挣扎于来自于四面八方的猜忌和攻击之中？

这些俊杰之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美国度过的，生活相对于国内来说要单纯得多，可以暂时不受家庭和功名之累。因此，他们大都保持着一颗天真、诚恳、坚韧而热情的童心。正是这颗童心，支撑着他们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发挥出了自己的光和热。他们当中，有的服务于中国初具雏形的现代海军，并在海战中以身殉国；有的成为中国邮电通讯事业的奠基人；有的成为第一代矿冶工程师；有的成为中国自办铁路的先驱；有的充当了外交界的骨干力量。总之，虽然恶劣的外部环境大大地限制了他们事业上的成就，但他们依然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脚印。

没有身临其境，就不可能知道个中甘苦。许多今天看起来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举动。今天那些在美国驻华使馆门前排队的青年，在一百年前就有可能被义和团的暴民们打死。同时，我又看到，“天朝大国”的迷梦和“华夏中心”的观念，还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时隐时现，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没能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有不少国人“每遇到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我俘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因为观念的冲突而导致的生命的悲剧，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发生、并仍然在发生着。如今，回首那一颗颗在夹缝里越发显现得玲珑剔透的童心、回首那一行行在沙滩上被海浪淘洗、却顽强向前蜿蜒延伸的脚印，我们能够无动于衷吗？

沈葆桢：不情愿的失败之旅

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溯，其实都呼应着现实处境的凹凸；每一次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其实都联结着对当下变迁的思考。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步履蹒跚，根子还在于近代化的先天不足。然而，多年来，我们苛刻地评价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近代化的努力，对于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洋务派人士缺乏一种“理解的同情”。我们一味地指责他们的失败，这种轻率的指责无助于我们从历史中获取思想的资源。失败不是可耻的，如果将失败置之于漫长的历史阶段之中来看，它毕竟为后人提供了不可重复的经验与教训；而就失败者个人而言，他们的求索、奔突、妥协与前进，也赋予了他们的个体生命以复杂的意义。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洋务运动的关键时期；此时艰难拓展的福州海军船厂，则是洋务运动的标志性事业。其间，作为洋务派地方要员之一的沈葆桢，恰恰担任着福州船政大臣的要职，并将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了组建中国近代海军的事业之中。沈葆桢以他失败的事业，向后人展示了近代知识分子变革的勇气，以及这一勇气所能够达到的限度。洋务运动的开展，得力于处于中央枢纽的恭亲王和文祥，以及地方上的三名大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关于这五个人的研究，目前已经比较充分。但是，像沈葆桢这样的重要性略逊一筹，而在变革的实践中却走得更远的官僚，长期以来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

出生于香港的美籍学者庞百腾教授所著的《沈葆桢评传——在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以详尽的史料和精到的论述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深入地探讨了洋务派领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洋务运动自身无法克服的困境。正如历史学家陈绛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专著让我们“看到了沈葆桢忧国忧民的深情溢于言表，也看到了他思想上承受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几经挫折、几经蹉跎的负担是何等沉重”，这种“沉重”今天同样存在于那些有志于变革中国的人们的身上。

沈葆桢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他科场顺利，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他的才华与人品被舅舅林则徐看中，将其招为女婿。而沈葆桢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还是因为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成功地守住了江西省重镇广信府。庞百腾教授指出：“保卫广信使沈葆桢变成传奇人物，集中儒家一切美德的典型，只有在最伟大的学者和官员中才能找到。”更重要的是，沈葆桢在军旅生涯中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经过曾的推荐，他很快升任江西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他的升迁的速度，即使在同代人中也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