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金大中回忆到这一段时，详细描写了自己在漆黑的麻袋中的感受。生命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了，他的心情忽然变得非常平静，他在黑暗中好像看见了一线光明，看到了慈爱的基督耶稣，看见了一张带着微笑的面庞。他感觉到有一双很清澈、很温柔、充满爱的眼睛在看着他。金大中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信仰在这个时刻显示出了力量。假如换了像我这样的、还没有信仰的人，在那种时候一定会非常恐惧的，我的心灵不可能像金大中那样平静，因为背后没有宗教信仰作为支撑。我认为，信仰问题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问题”。

就我个人来说，暂时还没找到一种宗教作为我的生命依托。

问：你刚刚提到对中国传媒里人员的素质很失望，你希望有更优秀的人充实到这个队伍中来。我想问的是，对优秀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国传媒的状况很差，依据是什么？你怎么看待目前相对繁荣的电视现象？你希望更多的社会精英加入传媒队伍，但你怎么看待许多社会精英在传媒界屡屡碰壁的现象？

答：先谈我对电视的看法。最近两年来，我也对电视有比较深的介入，参加了几个片子和栏目的撰稿、策划。我整个感觉的是，电视业者是目前的几大传媒中素质最差的。然而，电视业者素质之差却跟电视观众的数量之多成反比，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中国的节目主持人的素质，经过我的一些亲身接触和交往，发现比原来想象中的还要差。不客气地说，其中有些人就是从贵校毕业的、名气很大的、诸位同学的学长。他们一无所长，唯有脸蛋长得好看而已。（掌声）然而，西方的电视主持人，显然不是靠脸蛋长得好看就能出名，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是白发苍苍了。他们自己策划、采访和撰稿，深入介入到新闻事件之中，然后作出独立的、深刻的评判。他们有学者的学识、记者的敏锐和演说家的口才。这才是我心目中优秀的“电视人”。

听说，贵校专门有培养播音员的系，叫“播音系”。在我看来，高等教育最起码的要求，是培养一个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有健全的价值观的现代人。我不明白，怎么连“播音”也成为一个培养人才的专门目标了？它只应该成为在培养全面的“人”的大前提下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否则我们制造留声机不就行了吗？（掌声）

文化精英介入实际操作层面，确实会遇到很多问题，不可能立刻就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我个人来说，我早就作好了挫折和失败的准备，胡适说得好：“自古成功在尝试，”我愿意尝试。（掌声）而且，目前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学者杨东平参与策划“实话实说”，不就比较成功吗？

问：海子去世十周年了，请谈谈你对他的看法。然后，也请你谈谈对当代诗歌的看法。

答：这段时间，我也曾思考过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些问题。我有一种纯粹个人的想法，我认为当代汉语没办法写诗。这个观点，别人看来可能比较偏激，但我认为，当代汉语是一种被意识形态严重毒化的语言，已经没有汉语自身的纯粹性和纯洁性了。我现在用这样的语言来写散文，就时常遇到困难和障碍。特别是写抒情散文、写美文的时候，不时感到“言不由衷”。更何况用这种语言来写诗了。

举几个例子，像“母亲”、像“土地”、像“爱”这样一些词语，在汉语中应该是非常纯洁、非常神圣的词语。但是，我在使用它们的时候，经常有一种不妥和不安的感觉。一用到这些词语，我就会联想到这一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和政治机器所强迫赋予它们的附加含义。

我想，第一步的工作是恢复汉语的纯洁性和神圣性。这一步工作没有完成的话，匆匆介入诗歌写作，我认为很不明智。一九九三年，我刚进入北大的时候，也有过三五个月对诗歌的迷狂状态。那时，我跟北大的校园诗人、北大的“五四诗社”有较多接触，但很快就退出了这个圈子。这种选择，跟我前面的基本判断有关，也跟我观察到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不好的现象有关。我发现，在校园诗歌里面，圈子意识相当强。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江湖帮会、像一个诗歌“黑社会”。（众笑）同一个帮派的几个诗人和评论家之间称兄道弟、互相写诗歌和评论大肆吹捧。北大的诗人是一个圈子，北师大的诗人又是一个圈子。北大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们，如果编一本九十年代的诗选，会把自己圈子里的朋友、师兄弟的诗歌大量选进去，并占重要地位，而对北师大的诗人不屑一顾；同样，师大的诗人要选一个诗集，也会选周围朋友的作品，而将北大诗人排斥在外。我不喜欢这种圈子，很快就退出来了。

至于海子的诗歌，我认为至今为止没有人能够超越。关于他的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海子早期曾经比较努力地将当代汉语从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那时他基本上写抒情小诗，他希望通过抒情小诗来恢复语言的纯洁性。通过这一阶段的写作，他在这一追求上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是，到了后期，海子不再满足于写抒情小诗，他希望写那种宏大的“史诗”来。这样的一个愿望没有得到实现。这是一个笼罩在意识形态下的愿望。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当大到超出他自己所能承担的范围时候，他的整个精神就崩溃了，他的整个生命也就走向了终结。

问：有人经常把你和王小波相提并论，认为你们都是以一种反主流的姿态出现，而且也有人说你们都是一种文化批判的方式。可能这种批判的方式一时之间很容易刺激我们青年人的反叛潜意识，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东西很容易堕落成一种流行文化，就好像王朔的一样，最终成为昙花一现的东西。你觉得自己的文章有没有可能走向这个方面？你认为你的文学前途将会怎样？

答：你提的问题非常好。我确实很担心出现你所说的那种状况，所以现在正在对自己进行比较大的调整。无论从心理状态上，还是在知识结构上，我都需要一个飞跃。

本科时代，我的一般局限在文史哲领域。当时，我觉得已经比一些只读文学书的同学好多了。但是，现在我才发现这样的一种知识结构依然很狭窄。今天，中国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瞬息万变，作为知识分子要对社会有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理论来，仅仅靠文学、历史、哲学这三大块知识，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有更多的学科、更多的知识介入，比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这些领域，我原来接触比较少，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就很难对中国的问题有比较到位的发言。比如，如果完全不懂经济学，谈中国的很多社会现象，就很难谈得让人信服。为什么会出现失业呢？仅仅有对失业工人的同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有的作家，如梁晓声，连基本的社会学、经济学的知识都不具备，却凭借着一点点情绪和感觉来写“社会各阶层调查报告”，其中的许多论述都让人哑然失笑。

最近两年来，我逐步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调整。尽可能多找一些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书来看。比如读许多经济学的书籍，当然，我不可能成为经济学家——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是我认为至少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心中要有一张经济学的“地图”。对经济学的发展史、经济学从刚刚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大致的脉络，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对当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最重要的一些大经济学家的理论，应该有所了解；对中国目前比较走红的、或者不走红而学术水平确实比较高的经济学学者，对他们的一些主要观点，也应该有所了解，并且还要摸清他们与西方经济学大师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在有这么一个大致的把握以后，也就不必对每个细部问题都作深入研究了。这样，掌握以上概貌以后，再来观察中国，将会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我今后会更加关注社会问题，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写作社会评论上。也许我会离文学越来越远。不过，文学始终是一块我的“自留地”，我会一直关注文学的现状，我自己也不会中断进行那种比较纯粹的文学创作。

问：首先我对你表示支持。五十年代以来，北大精神确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但我在你这里又看到了一种希望。而且，从你的文字中间，我能感受到有一种精神在里面，就是肩负着一种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写作的责任。我也愿意以我自己的方式，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和自由而奋斗。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除了文字启蒙和具体的制度建构之外，还有哪几种力量在推动着中国的进步？

答：我认为最重要的力量还是经济的发展。我相信，经济是中国的关键问题。经济对其它领域的渗透也是非常大的，比如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若干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等，原来这些自由只是写在宪法上，没有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逐步争取和拥有这些自由了。

还有一个力量就是国际社会、就是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美国政治学学者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指出，本世纪最后一二十年里，在全球出现了民主化的第三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以前的那两波。在今天的地球上，几乎没有一个政治领袖敢于公开声称反对民主和热爱专制了，尽管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心里仍然喜欢专制，但他们口头上也要宣称接受民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与二十年代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笼罩了大半个世界不一样，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人心所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也是我对中国的未来抱乐观态度的原因。（掌声）

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与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注》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达到了最高潮。百年庆典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没有哪所大学的校庆获得这样的规格，即使放眼世界，如此规模的校庆活动也是罕见的。

北京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沉浸在无边的喜悦之中，那一天，校园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处处是鲜花，处处是笑语。欧美校友从海外包了专机回国，专机据说早在半年以前就订好了。而南方的校友甚至在深圳包了一列火车专列返回母校，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专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

五月四日早上七点，数十辆豪华大巴排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北大所在的海淀区向人民大会堂进发。为了让北大的车队顺利通过沿途的街道，北京市的交通部门专门进行了交通管制。

一个有幸参加大会堂典礼的北大一年级学生坐在豪华大巴里，张望着长龙般的车队，自豪地说：“只有我们北大才有资格这样！”而堵在马路旁边的大小车辆的司机们，却已经开始破口大骂了：“搞什么校庆，让我们在路上耗了一个多小时！”

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态上可以看出，北大已经跟社会大众脱节了。北大已不再具备“民间”的身份和立场。然而，北大人对于民间立场的丧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所谓“水往高处流”。对于一座大学来说，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危险。

北大百年校庆，校方提出的两个方针是：使校庆成为政府行为、使校庆全面商业化。在这两个方面，校庆算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人民大会堂的校庆庆典，甚至有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气派。从宣传口径上看，几乎所有传媒都在作正面的报道，都在声嘶力竭地唱北大的高调。校庆的宣传特别强调北大走过的一百年历史与中国一百年近现代史尤其是政治史之间的紧密联系，所谓“北大的百年，也就是中国百年历史、尤其是百年革命史的缩影”。北大丰富的传统，也只剩下“爱国主义”这点任何一所中国大学或多或少都具有的素质。与政党、与政权、与革命、与意识形态之间源远流长的关联，被当成了北大安身立命的根本。

北大拼命梳理与革命领袖之间的蛛丝马迹，以此来为自己“正名”。以至于在描述北大历史的时候，作为北大图书馆馆员的毛泽东比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还要重要。在一份校庆的宣传材料中，在描述“五四”时代的北大的时候，出现了三个风云人物的头像：毛泽东居中，蔡元培居右，鲁迅居左，两个长着胡子的中年人陪着一个小青年，让人忍俊不禁。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毛泽东还在偏远的家乡如饥似渴地《新青年》。然而，宣传画却给人以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是毛主席领导着蔡元培和鲁迅干革命的，蔡元培和鲁迅都成了毛主席的“下属”。我不仅感叹：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实际上，北大生涯对毛泽东而言，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这段话就是一个证明。

北大的历史成了“革命家史”，学术研究和教育功能遭到了十分的冷淡。北大完全被纳入到国家主流话语之中，成为一个辉煌的“小神话”，这个“小神话”镶嵌在一个更大的“大神话”之中。

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全面介绍北大的历史与现在的画册。画册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反映北大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年的历史，中编反映北大五十年代的历史，下编反映北大一九七八年至今的历史。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真空——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而对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诸次学潮，画册中也毫无反映，似乎北大在八十年代没有发生过一次学潮。

一九八九年以后，北大对一九八九——一九九二年入学的新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文理科新生分别进入石家庄陆军学院和信阳陆军学院。对于军训本身的评价是一回事，但对于军训事实的呈现又是另一回事。这本画册本来打算对军训一个字也不说，最后在担任编委的陈平原教授的坚持下，才选进了一小幅军训的照片，是军训拉练途中一个学生微笑着回头的画面。配的文字是“走在军训的路上”，一般人看了，是不可能知道北大有过对新生进行一年军训的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