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舍本逐末。我们不仅舍本逐末，而且还恩将仇报。就在我刚刚读完林达的文章之后，又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一篇题为《被剥夺的红豆衫树在流泪》的报道。记者曾民、张林在报道中揭示说，在中国的红豆衫之乡云南，美丽的红豆衫遭遇了灭顶之灾。在记者采访的十多天里，只看到死去的红豆衫，而活着长在大地上的一棵也没有看到。纳西族老人说：“没有了，全剥完了！这里的每一个地方我都放过羊，活的红豆衫，找不到了！”寿命千年的参天大树固然无法幸免，即使是那些粗不过儿童手臂的红豆衫，皮也被剥得精光。像这样一棵小树，最多可以剥三斤树皮，仅卖一块多钱。

人们为什么要收购和加工红豆衫的树皮？原来，树皮中能够提取一种昂贵的抗癌物质——“紫衫醇”。九十年代初，美国某公司发现，从红豆衫树皮中提炼的“紫衫醇”具有抗癌特效。消息传到中国、传到云南，人们突然意识到财宝就在身边。在丽江、在迪庆、在西双版纳的若干地区，红豆衫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人把规定详尽的《珍贵树种保护条例》放在心上，人们只知道一斤红豆衫的树皮能够卖多少钱。当年在抗日的硝烟中饱受摧残却顽强地生存下来的红豆衫们，今天却再也没有办法抵抗新一轮的浩劫了——就连某些林业部门也悄悄入股建设加工厂，人们像野兽一样露出了锋利的牙齿。工厂四处收购树皮，导致了树皮的价格拼命地上涨。越来越多的贫困山民，疯狂地加入到这种特殊的“淘金”活动之中；越来越多的珍贵红豆衫，还来不及呻吟一声，生命就在一夜之间戛然而止。

红豆衫的悲剧，当然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贫穷。这些月收入不足百元的人们，如果马不停蹄地采集树皮，一个月可以获得上千元的收益。没有人会拒绝这“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富裕。然而，我又想，红豆衫的悲剧，又不仅仅是因为贫穷。在某些非洲的黑人部落和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里，人们对自然、对苍天、对树木充满了敬畏与尊重。他们比我们的同胞更穷，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是，他们不会轻易伤害周围那些有生命的物体；相反，他们经常会为了一棵树或者一头猎犬而付出自己的生命。在他们原始的巫术崇拜中，一般认为古老的大树中寄生着祖先的灵魂。在某些传统节日或者部落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刻，他们整个部落会跪在大树下祭祀和祈祷。当我们自以为是地嘲笑他们的“落后”、“愚昧”、“迷信”的时候，我们这些无信、无畏的人，真的就“进步”、“聪明”和“理智”吗？他们像爱自己的同胞一样爱树木，我们却挥舞着斧头和刀锯扑了上去。

我真想见见朱丽亚·希尔，那个美丽得炫目的美国少女，那只“月亮上的蝴蝶”。我们的民族，诞生不了“月亮上的蝴蝶”——即使诞生了一只，有多少人会理解她、支持她、帮助她、赞美她呢？人们会说：她是想出风头，她是别有用心，或者干脆将她描述成一个疯子。这是这个民族对那些“与众不同”的成员惯有的待遇。

这块土地上，不仅人活得分外艰难，就连树也活得分外艰难。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

梦中，西双版纳的每一棵红豆衫上，都飞舞着一只美丽的“月亮上的蝴蝶”。

鼓浪屿访舒婷

如果有人问我，中国最美丽的地方是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厦门的鼓浪屿。到鼓浪屿之前，我就读过许多关于鼓浪屿的文字，这些文字描述出了一个海市蜃楼般的纯洁世界；到了鼓浪屿之后，这个世界便定格在我的心中，成为一幅不断浮现的鲜活画面。鼓浪屿让我神往，不仅因为它的自然风光，还因为鼓浪屿上居住着一位我所喜爱的诗人——舒婷。

厦门大学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生文学社团，名字就叫“鼓浪屿文学社”。我很羡慕得天独厚的厦大学生，占有了这个美丽的名字。我到厦大的时候，文学社的同学告诉我，可以带我去鼓浪屿游览，并联系与舒婷女士见面。我很高兴，立刻取消了其他的活动，第二天一大早就跟文学社的同学出发了。

驱车来到海边，鼓浪屿就在咫尺之遥。从此岸望去，绿树婆娑之间，掩映着一幢幢红瓦白砖、错落有致的西式小洋楼。在轻柔的海浪中，视线仿佛在晃动，而鼓浪屿似乎也在晃动。陪同我的几位同学说，如果是晚上，站在这里眺望鼓浪屿的灯火，更是充满诗情画意。

乘渡船抵达鼓浪屿，只需数分钟的时间，刚一眨眼就到了。细细的沙滩上，纤尘不染。光滑的石板路，延伸向一户户的人家。如果说上海外滩豪华建筑的富丽堂皇让人感到压抑，那么鼓浪屿上洋房的小家碧玉却使人恍惚产生回家的感觉。小岛上没有任何一种机动车辆，甚至没有一辆自行车，因此听不到一点机械的噪音。岛上的居民和游客全部依靠步行，安步当车。在这样自然风光与人工建筑完美融合的小岛上步行，丝毫不会感到劳累。每走一步，眼睛里都会摄入一幅清清爽爽的画面。海涛声从身后传来，浑厚而悠长。空气里有淡淡的海风的腥味，而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花草的香味。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闻的，都是只有鼓浪屿才有的景色、声音和味道。与喧嚣的对岸相比，这里是一方净土。

按照舒婷给的门牌号，我们在曲径通幽处找到了一座小洋楼，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地敲了敲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来打开门，引导我们进去。一进门就是一个姹紫嫣红的小花园。虽然是在冬天，但这里的亚热带气候使植物生长得非常茂盛。舒婷已经在楼梯口上迎接我们了，她穿着绿色的毛衣，蓝色的碎花长裙，谦和地微笑着。走上仄仄的楼梯，是一间陈设典雅的客厅。待我们一一坐下，舒婷和丈夫便热情地为我们端茶水、拿水果。她忙碌着，完全是一个普通家庭主妇的模样，对家里的每一盏茶杯都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张罗完这一切后，她缓缓地坐下来，开始跟我们聊天。她的丈夫，也是一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便坐在旁边的小椅子上。他比舒婷还显得腼腆，含笑倾听着我们的谈话，大多数时间都保持沉默，偶尔才插几句话。

《神女峰》中的大悲大喜和激情澎湃，已经沉淀下来，成为宁静与安详。就像火山灼热的岩浆，凝固成坚硬的岩石。舒婷向我们谈起她刚刚上大学的儿子，他的儿子只比我小几岁，因此她也细心地询问我在大学中的生活情况。这是一个母亲最寻常也最伟大的心思。这个时刻的舒婷是最美丽的。

我记得舒婷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通往心灵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诗；一个富有正义感又富有同情心的人，总能找到他走向世界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诗；一切希望和绝望，一切辛酸和微笑，一切，都可能是诗，又不仅仅是诗。”与其说生活是诗，不如说诗就是生活。有意地把生活“提炼”成诗歌，那样的诗歌就成了二流的诗歌，那样的生活也就成了矫揉造作的生活。相反，如果让诗歌渗透到生活之中，那么就像贝壳结晶出珍珠一样，将自然而然地诞生伟大的诗篇。舒婷当年是灯泡厂的锡工，因为住在鼓浪屿上，上班要比别人多花半个多小时等渡轮，所以曾经“怨恨”过鼓浪屿。美丽的景致与严酷的现实常常发生尖锐的对立，这时候诗便产生了。

舒婷向我们回忆当年朦胧诗潮中的往事，从容中却有一种高贵和尊严，这种气质是其他人学也学不来的。我不喜欢“新生代”女作家们的张狂和飞扬，我却被舒婷的安静与温柔深深地打动了。舒婷递给我一粒新鲜的小西红柿，宛如樱桃般大小，晶莹剔透又像是玉石。她说这是鼓浪屿上产的，吸收了鼓浪屿的灵气，很好吃的。我试着尝了一颗，果然又甜又酸，汁水丰满，与那些在温室中种的味道绝不相同。舒婷看我很喜欢吃，像母亲看到孩子一般，高兴地笑了，又抓了几粒，送到我的手中。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苍老的照片，是几名身着洋军装的青年，英姿飒爽的模样。舒婷告诉我们，这是她的祖父，当年南洋水师的将军，留学欧洲学习海军，回国来希望通过军事来挽救国家的命运，可是理想被现实撞击得粉碎。窗外可以望到茫茫大海，叱咤风云的前辈已经随风而逝，却留下了这幢漂亮的楼房。风吹动着阳台栏杆旁边的树叶，点点滴滴的阳光闪烁着，像顽童在跳舞。在这幢住过四代人的老房子里，舒婷讲述着往事与随想，她的讲述像一条平静的河流在自由地流淌。

一九八○年，《福建文学》举办舒婷作品讨论会，在研讨会上，舒婷曾经因为自己的诗歌被思想僵化的评论家们“歪曲”而当众失声痛哭。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文坛流传甚广。用眼泪捍卫诗歌的尊严和自由，这是舒婷自己的方式。这不代表懦弱，相反，这是另一种勇气。舒婷在散文《生活、书籍与诗》的结尾处写道：“一只金色的甲虫在窗玻璃上嗡嗡地呼救，我打开窗门，目送它冉冉飞往沸沸腾腾的桂花树。愿所有对自由的向往，都有人关注。”其实，包括舒婷在内的所有平凡的生命，都与那只甲虫一样，有着对自由无限的向往和渴求。我们也正是为这一向往和渴求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也是值得的代价。

曾经有一位读者写信给舒婷说：“正是鼓浪屿花朝月夕，才熏陶出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我相信他所说的不只是鼓浪屿的景色。住在鼓浪屿上的舒婷，与鼓浪屿一样，让我每次想起来都感到一种透彻的温暖。

君·吏·士君·吏·士

——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酷吏列传》在整部《史记》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从表面上看，《酷吏列传》仅仅是关于十个酷吏的白描式的传记，而实际上它却是西汉鼎盛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史料。司马迁写作《酷吏列传》，不单是为了揭露酷吏们罄竹难书的罪行，更是在探究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约束。后人评论说：“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菇胫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牛运震《史记评注》卷十。《酷吏列传》反映了汉代君王、胥吏和士人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同时在对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寄托了司马迁对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的向往。

《酷吏列传》短短数千言，描画出十名酷吏的形象。十名传主都具有共通性，即以“酷”为施政手段，以残暴来获取升迁的机会。“太史公传酷吏十人，皆以严峻为能事，至今读之，犹使人不寒而栗。”梁玉绳《清白士集》卷二十八。今天我们已然能够感觉到，在司马迁描写酷吏的文字里，有着一种超越时空的寒气。对于酷吏的事迹，司马迁既能“现”又能“隐”。所谓“现”，是指司马迁有史家之胆，毫不隐讳地揭示出酷吏斑斑的劣迹。他触及的是一般史家不敢触及或者很少触及的题材“禁区”。这一点，后人也极为叹服：“想太史公落笔时，哀惨填胸，虽事属本朝，而讳不胜讳，故随笔直书，善恶自现。”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三。对本朝的历史秉笔直书，在专制时代非同寻常。所谓“隐”，是指司马迁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采取了比较冷静的笔法来处理那些让人很难冷静的材料。一篇之中，要把十个人写活，要把十个行径相差无几的酷吏各自的性格差异鲜明地表现出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写法上以一木见森林，取各自的典型事件来表现。《酷吏列传》全文如女子绵密的针脚，针针相连、环环相扣。此篇文字与其它篇目有明显的不同，这一点后世很多读者都注意到了：“《酷吏列传》别是一种笔墨，立格用意以短悍为主，奥字峭句，隐然有阴惨之气。其刻深次骨处，往往如老吏断狱。太史公可谓文中之酷吏也。”牛运震《史记评注》卷十。文章的风格与内容可以说得到了完美的统一。《酷吏列传》的阴惨冷峻，与《刺客列传》的慷慨悲歌、《游侠列传》的潇洒流丽对照鲜明，让人如同进入深幽的山洞，同时感受到视觉上的黑暗与触觉上的寒冷。

以片言只语而能胜过千言万语，《酷吏列传》堪称一字千金。如写酷吏周阳由：“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一个“挠”之，一个“取”之，周阳由的形象呼之欲出。法律在他的手里简直就是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写酷吏宁成：“宁见乳虎，无值见宁成之怒。”从侧面来烘托，虽然是虚写，却笔力千钧，让人感受到“猛于虎”的苛政的压力。写酷吏温舒，杀人如麻，还感慨国家规定的执行死刑的时间太短，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亦！”这一句话就让一个酷吏“活”了起来。这一句话的背后，又有多少的冤魂！《酷吏列传》中的十个酷吏，被司马迁写得如同剥茧抽丝。他们的行径辗转相效，而又“青出于蓝胜于蓝”。酷吏残酷性的加深，也正说明汉代政治专制的加强。后一个酷吏常常是以前一个酷吏为老师：“治效郅都”、“治效于禹”、“声甚于宁成”、“治仿尹齐”、“治于宣相仿”、“治大仿张汤”、“酷甚于温舒”……这种写法，不露生色，而褒贬自现，同时将似乎各自独立成篇的传记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篇章，“略以年代之先后为次而十人之出身进用废黜死率本末，分合错综，贯串穿插，总成一片文字，盖有不得然者，非故为此钩连缨搭之奇也”牛运震《史记评注》卷十。。整个篇章的“有机化”没有任何人工的痕迹，自然天成。

汉代的酷吏，当然不止《酷吏列传》中详细描述的这十个人。这十人只是酷吏中较有典型性的代表而已。司马迁在结尾处写道：“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减棰成，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可见，酷吏之多，已经到了数不胜数的地步。两个“何足数哉”的感叹，说明司马迁已然意识到酷吏的泛滥不仅是人的品质的问题，而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是当代政治体制的问题。他作为一个有历史良知的士人，紧紧抓住当代的问题，对当下的现实发言。晚清的郭嵩焘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太史公之传《酷吏》，不上及于战国暴秦之时，其旨微哉！”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五。从战国开始，酷吏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在秦朝胥吏取得了对士人的绝对胜利。但是，司马迁不是着眼于对前代的反思，而是注重对本朝的针砭，所以他笔下的酷吏全部是汉代的，尤其集中在武帝一朝。由此可见，太史公更加看重“当代史”。他的“问题意识”集中在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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