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恺到哈尔滨，哈尔滨市委和松江省委甚至直接在市区地图上画道线，自马家沟机场以北沿中山路至红军街，所有的公房看中哪栋就给哪栋！马家沟机场当时已经被省农学院占用，农学院的师生听了朱德总司令签署的动员他们搬迁的信后，二话不说，三天内全校搬空。

高岗更是刘亚楼的老熟人，他对四航校校长吕黎平一挥手：“只要我有的，你们就有，你要什么就开清单，让伍修权参谋长批办。”

在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航校的建设以疯狂的速度进行着。

苏联专家这时也到了，方子翼回忆和苏联专家打交道的趣事时说：“1949年11月6日上午，我按照空军司令部王秉璋参谋长的指示，从北京乘火车来到天津西站，迎接苏联专家。午饭前，苏联专家乘坐的旅客列车到站。我上车后，列车向着济南方向继续南行。我沿着车厢找到苏联校长杜洛夫中校，用俄语对他说：‘欢迎苏联同志来中国帮助我们发展航空，建设空军！’他问我是谁？我说：‘我叫方子翼，奉空军司令刘亚楼的命令任第三驱逐（机）航校的校长，给您当助手，向您学习。’杜洛夫说：‘很好，我们会合作的。’

“接着，杜洛夫向我介绍专家团的领导团员：参谋长克略宁中校、供应处长塔拉先科中校、训练处长阿克晓宁科少校、飞行大队长贺诺托夫大尉、领航主任彼得洛夫大尉、射击主任叶廖明科大尉，还有一名少校工程师。我和他们一一握手，欢迎他们。但我感觉到他们在握手时并不热情，也不搭话，并且有点傲气。看来，他们似乎对我有点不信任。因为我只是一个人来接站，又是半路上车，加上穿戴平常，没有出示任何凭证，让苏联专家起了疑心。

“他们开始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发问。有人说：‘您是飞行员吗？’我说：‘是。’另一个人接着问：‘您在何时何地由何人教您飞行的？’我说：‘1938年到1942年在新疆航空学校由苏联教官于杰耶夫少将、李佐古布少将、扎都布洛夫斯基上校、谢苗洛夫少校教我飞行的。’当我说出上述这些苏联老教官的姓氏时，他们脸上疑惑的神情开始消失，气氛渐渐缓和了起来。有人说：‘啊，您比我飞得还早呢！’还有人说：‘这些教官都是有名的飞行家了。’

“但是，还是有人对我不‘放心’，开始问我一些专业知识：‘您都飞过些什么飞机？’我说：‘飞过苏联飞机y2、p5、u15、u16，飞过美国飞机l5、b25、c47，飞过日本飞机99高练、99袭击机、隼式战斗机、99双发高练、100号乘风侦察机，还有其他一些型号的。’

“当我说到飞过苏式u15、u16时，不少苏联专家都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有人说：‘飞的机种比我多。’有人说：‘u15、u16是二战初期的新式驱逐机，曾经援助过中国抗日；特别是u16是很难飞的，能飞u16的技术是很不错的。’

“至此，苏联专家对我的态度又亲近了不少。

“有人开始问我一些更加专业的问题：‘您飞了多少时间？执行过什么任务？’我说：‘我除了自己飞行外，主要是带教学员飞行，总共大约飞了2000小时，除了驾驶术外，战斗科目飞过空中侦察、轰炸、射击、空战等科目，但都是训练飞行，没有执行过作战任务。’

“接着，专家们开始向我了解他们想知道的事，比如新疆航校的情况、东北航校的情况、我方人员和留下工作的日本人相处的情况等等。我一一作了解释。大家一路上东拉西扯，一直聊到济南。”

到了济南，就开始大忙特忙，方子翼回忆当年那段忙碌时的日子说：“万事开头难，当日察看机场和营房，张庄机场年久失修，水泥跑道严重风化，不能使用。两侧的草地，草比人高，凹凸不平，难度很大。张庄营区房子不多，大部分是以前骑兵部队的马厩和家属院，我们确定了机场和营房的修缮工程，并规定了各种房屋的规格和完成期限。

“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我的工作陡然繁忙起来，一是到火车站接站，运送飞机、器材和燃料等，两昼夜不停歇；二是与山东军区调来的各种业务干部谈话，并分配、安排住宿；三是与东北俄专和新疆招来的几十位俄语翻译逐个谈话、分配、安排住宿，甚至买一把扫帚都要我批条……这段时间我基本上没有一秒钟的闲暇，没有一次按时吃饭，按时睡觉。虽然饥疲至极，但精神百倍，浑身是劲。”

各个航校的创办者们都在这样忙碌着，一边指挥各种施工，一边安顿大批前来等待分配工作的人员﹑苏联顾问和翻译，个个眼里布满血丝，喉咙嘶哑。但最忙的还是坐镇北京指挥的刘亚楼。

空军组建初期，百事待举，刘亚楼一边抓航校建设，一边指挥空军领率机关的组建，真是呕心沥血，昼夜操劳，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的繁忙程度时惊叹：“有一次他连续工作5天，才断断续续睡了3个小时，而且没有脱下军装，只是趴在办公桌上睡着的。然后用冷水冲冲脸，振作一下精神，继续干。”

靠着忘我的劳动，5所航校的架子终于在规定日期内搭起来了，条件当然是很简陋，连校长都在打地铺，但无论如何，开学已经成为可能，于是各校纷纷致电空军司令部：“我校开学条件已准备完毕，请批准举行开学典礼。”

6所航校中的5所于11月30日和12月1日准时举行了开学典礼，当地军政领导和苏联顾问都到场祝贺，只有第六航校因情况特殊，开学日期推迟了十天，为此还挨了刘亚楼的批评。

12月11日，刘亚楼陪同朱德总司令和聂帅到南苑机场参加了第六航校的开学典礼，至此，中国空军计划中的4所战斗机航校、2所轰炸机航校全部开设完毕。不久东北老航校剩余人员和全体日本友人又在牡丹江组建了第七航校，校长魏坚。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的院校培训体系基本成型（以后扩得更大），这个飞行员院校培训体系框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并将继续伴随人民空军走向现代化。

八

教室里新抺石灰的气味还呛得让人流泪，7所航校里一千多名飞行员就开课了。航校的学员和地勤人员，是军委亲自命令从部队和学校中挑选的，各野战军和各大军区认真挑选后，又经空军全面复查，共接收飞行学员930名、地勤学员1980名。这批学员绝大部分是工农出身，久经沙场，很多还是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军政素质极优。

老航校当年授课时遇到的困难，今天又全部重演一次。当年中国学员与日本教员语言不通，今天是中国学员与苏联教员语言不通，闹出了许多笑话，气象主任被译成了空气将军，“驾驶杆”被译成“一根活动的棍子”，“飞机座舱”被译成“飞机上的小房子”，“横滚”被译成让所有人都大眼瞪小眼的“圆桶在空中旋转”，“胸有成竹”被译成“肚子里要有竹子”……但是，初期的混乱一过，大批老航校当年的好经验马上就用上了，每位苏联教官都配了一名翻译，另配一名旧空军技术人员做助教，形成三位一体教学组，这样的教学组有教师，有懂技术的，有翻译，互相配合，密切协调，很快闯过了翻译这一关。

那时来华的苏联专家，都是些真正的国际主义友人，按维尔希宁空军元帅的援华计划，每所歼击航校配100名苏联顾问，每所轰炸航校配120名顾问，有校级军官和飞行教员等飞行干部20人，其他则是地勤人员、理论教员、航医、后勤保障人员，另有少量派驻空降司令部以及空降旅的专家，共878人。

这些苏联顾问，对华态度都是十分友好的，有一次讲罗盘，教员和翻译说了半天，还是有学生不明白，苏联教员形象地鼓励说：“指南针是你们中国人发明，罗盘就是现代的指南针，你们一定能掌握它！”

当时的学员普遍文化程度低，只讲理论个个云里雾里，好在老航校早就闯出了经验，当年日本友人和中国学员就创造了个实物教学法，现在马上拿出当年的老经验，各航校都自制了大量图表、模型和教具，开展实物和形象化教学。实践证明，实物教学法又一次收到奇效，学员学习进度大大提高，后来为推广先进经验，还专门举办了航校教学模型展览会，、朱德亲临参观，一生都对这类土发明兴趣多多的，当即赞道：“空军有希望。”

除了七航校使用日式和美式飞机外，第一至第六航校清一色用苏式飞机。按照中苏之间的协议，每所航校配备雅克18初教机15架，雅克11（乌特伯轰教机）中教机15架，乌拉9、乌拉2高教机15架，6所航校共配备教练机270架，另配运输机4架，首批援助共提供飞机434架。从1949年底开始，大批苏联飞机开始陆续援抵中国空军各航校，为了接运这批援助飞机和大批航材，空军还专门成立了长春后勤分部和满洲里、绥芬河两个办事处。空军的接运人员在铁道﹑外贸部门和老百姓的全力协助下，顶风冒雪，装车编组，整整奋战了一个冬天，圆满地完成了接运任务。

负责最繁忙的满洲里口岸接运的张开帙回忆刘亚楼亲自向他交付这项任务的场景，留下了接运苏联援华战机的珍贵史料：

“刘亚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座的有常乾坤、王弼等同志。刘亚楼让我坐下后说：‘你刚从青岛回来，但因任务紧急，不得不让你马上去满洲里执行一个新的任务，你怕冷吗？’

“‘不怕，零下二十多度的密山我都待过。’我答道。

“‘你这个张开帙！满洲里比密山还要冷的！’刘爱抚地说，接着问，‘苏联同意帮助我们建设空军你知道了吧？’

“‘知道。’我答。

“‘苏联帮助我们成立6所航校所用的飞机，大部分不是空中飞来，而是用火车运来；还有6所航校所用的全套设备要用火车运来。派你去满洲里，就是代表中国接收这些东西，然后转运到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南苑、济南6所航校。你这次执行的任务，非同一般，对未来的空军建设至关重要，它关系着6所航校的按时开飞，我们要争分夺秒地把空军建设起来。你大概不知道，毛主席根据中央的决议，于1949年7月10日要周恩来副主席找有关人员商量，提出购买飞机训练飞行员的意见。第二天周副主席就要我和他们（指常乾坤、王弼）研究。7月26日中央就电告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刘少奇，要他向斯大林提出请苏联帮助中国建立空军的问题。8月1和王弼、吕黎平同志去莫斯科，13日参加中国代表团和苏联同志谈判。事隔一个多月，帮助我们工作的苏联同志有的已经到了北京，飞机和设备从10月就要陆续进口，这是多么紧急的事！你是不知道这些情况吧？’

“刘一面给我下达命令，一面讲述它的意义。他异乎寻常地说出这些带机密性的话，是为了使我加深对这次接收航空装备重要意义的认识。他继续交代：‘还需要派一些同志和你一起工作，电台、警卫部队由东北航校解决。你经过长春，回到学校向薛少卿副政委汇报，请他安排。和你一起工作的，还有将在南苑六航校工作的苏联顾问，你要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

回忆着往事，张开帙感叹说：

“中央军委1949年10月25日任刘亚楼同志为空军司令，随之在10月30日批准成立6所航校，当天下午他就召开会议，他根据中央和战争形势的要求，只给一个多月的时间建校，困难太多太大啦！但由于他领导得力，6所学校中5个按时开飞了，效率之高，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以后组织部队也是如此，给人的印象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不能慢腾腾的哟！”

中国空军雷厉风行的战斗风格就是这样被刘亚楼磨砺出来的。

张开帙还讲了一个极能体现刘亚楼风格的故事，当时有人提出“机关为飞行员服务”的口号，刘亚楼马上纠正说：不是‘为飞行员服务’，应该是‘为飞行服务’，飞行员也是为飞行服务。多一个字，飞行员真会成为天之骄子，孤立在群众之上，少一个字，飞行员也是为飞行服务的群众之一，大家都为空军建设的意义就不同了。”

苏联飞机到了，又是老航校培养的飞行员成了改装先头部队，89名航校出来的飞行学员和20名领航学员组成速成班，计划是在本年内完成苏制战机的改装训练。

开飞后，老航校飞行学员在日本友人的严格训练下培养出的高超飞行技术震动了苏联教员，像王海、邹炎、侯书军、林虎、耀先、于飞、徐怀堂、郑刚、吉世堂、李维义、范辉、徐登昆、徐振东、周宗汉、马杰三、幕宗16名学员在沈阳北陵机场，1月15日登上雅克18型初教机跟飞，以前只接触过日式飞机的他们，到第三天竟然就全部在苏制教练机上放了单飞！

这批学员真是争气，学校一高兴，请来给苏联专家做饭的大师傅做了一顿丰盛的西餐，热闹倒是热闹，刀叉声响成一片，菜、汤却剩了一大半。

第二天改包水饺，嗨！四大锅一抢而空，朝鲜战争中成为特等功臣的范万章撑得捂着肚子跑卫生队。

他这批学员的表现让苏联教员狂喜不己，“哈拉哨（好）”的叫好声不时迸出，干脆让他们全体跳过雅克11中级教练机不飞，直上乌拉9高教机，到了3月就让这批学员全部改飞拉9战斗机实战科目！

飞行既是勇敢者的事业，更是高技术的职业。不久后的抗美援朝大空战中，老航校飞行员个个立有战功，涌现的战斗英雄占了中国空军参战飞行员的大半，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老航校飞行员都练出了极为精湛的高超飞行技术，除了实战经验不如美军飞行员，基础飞行技术，老航校飞行员一点也不比美国同行的差，也不比世界任何一国的同行差。

但是，也有一些惨痛的教训，苏军来的这批教官，并不是航校里的正式教官，懂得循序渐进，科学施教，这些教官多是从苏联空军战斗部队抽调而来，他们或在前线浴血奋战多年，或在后方基地身负重任，已同妻子儿女分离多年，战争结束好不容易同家人团聚，不久又抛家舍妻万里迢迢来到中国。民族不同，语言不通，风俗迥异，都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盼着早点教会中国学生回家搂老婆。他们这种急迫情绪，与新中国马上建立空军打台湾的急迫心理刚好合拍，所以见到老航校学员学习接受能力强，技术进步快，更让他们大幅度跳跃科目，搞一刀切。

这天，原新四军骑兵师文化教员范辉驾拉9战斗机落地后，苏联顾问问教官他能不能放单飞，教官迟疑片刻，不想在上司面前丢脸，说可以吧。

范辉自己说，我觉得还不够熟练，心里没底。

苏联顾问马上伸手指着一架刚拉起来的拉9，大声说：“他们能单飞，你怎么就没有底？大胆上飞机单飞吧！”

军人最忌讳被说胆小，范辉当即一挺胸：“是！”随即跑向座机。

两分钟后，轰然巨响，烈焰腾空，机毁人亡。

但是，飞行员们如此迅猛的改装训练进度，仍然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