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本军官都对枣红面孔的林弥一郎表示理解，同意接受八路军的缴械。聂遵善完成任务，当然非常高兴：“你们和平地接受我方的缴械要求，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首先，你们分散在山里有很多不便之处，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条件稍好的宿营地，并且备有粮食，请你把队伍带到那里去，在转移中选择缴械的地点。到时候你们会发现路上有一张六尺长的桌子，你们把飞行器具放在桌子上面就行了。机关炮、手枪、步枪，还有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也可以，因为那是各位的心爱之物；士兵如果留有枪、剑有用，也可以不交。我们不要求交出军刀、枪、剑，是对你们的诚意做出的让步。”

其实林弥一郎本来只是一支飞行训练部队，并未携带多少武器，三百余人只带了30支步枪，还有几挺从飞机上拆下来的机关枪，军官每人佩有一支短枪，之外就是一点刀、剑等冷兵器，但共产党开出如此条件，实际上是同意林弥一郎可以不缴械，的确是想以诚感人，收编这支日军飞行训练部队。

第二天正式缴械的时候，让林弥一郎更加感动的一幕出现了，林弥一郎说：“第二天，当我们来到指定地点时，果然摆着一张桌子，可是，却不见有一个人来接受我们的武器。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场面，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的，那场面难堪至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的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器’这个词，而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

林弥一郎缴械后，八路军的供给很快就到了，当地老百姓和八路军吃的都是高粱和玉米，小米都用来招待客人，发给林弥一郎的却是带壳的大米。后来林弥一郎才知道他们吃的是当地老百姓来年春耕用的谷种——“我们吃的大米实际是他们来年春耕用的种子，只是因为我们这些日本人来了，才特意把储存的种子拿出来给我们吃。”

过了没几天，曾克林和政委唐凯在本溪16军分区司令部搞了个欢迎宴会，请林弥一郎等10名日本军官赴宴。去之前还有些日本军官担心遭暗算，结果到了地方才发现，不但没有生命危险，还逮到一顿好吃的，在一间教室样的房子里，摆成“门”字形的桌子上堆满了丰盛的菜肴和酒水，曾克林司令员和唐凯亲自作陪，还主动下了筷子尝第一口让日本军官放心，这下一个多月没吃过像样饭菜的日本军官顿时放开肚子大吃大喝。席间林弥一郎实在觉得受八路军如此款待太不好意思，主动跟唐凯政委提出当煤炭工人，下井挖煤报答八路军，“我们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日本，总是这样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过意不去，是不是找点适当的工作给我们做，我们能干活，自食其力，修路可以，下井挖煤也行。”

唐凯一听差点笑出声，小鬼子如今找个挖煤的活还得求八路军！

又和林弥一郎碰了一次杯，唐凯问：“你们究竟是什么部队的，装备和服装都这么杂？”

林弥一郎说：“我们是日军飞行部队的，有飞行员、机械员，还有飞行部队必需的技术人员，人员齐备。”

哎呀，这下在场的八路军军官们可乐坏了，这不端过来一支完整的飞行训练班子吗？！当时八路军极缺各类技术人员，进东北后，原日本炮兵人员、医护人员等各类技术人才都大量留用，现在凭空掉下一支飞行训练部队，能不高兴吗？

连林弥一郎都感觉到了八路军军官们的高兴劲儿：“老早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就渴望建立一支空军部队，但是，由于连年的游击战争，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在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中，他们饱受没有空军而被迫在不利条件之下的作战之苦，痛感建立自己空军的必要。”

吃饱喝足，休息一晚，第二天让日本空军们更感动的一幕出现了。林弥一郎详细地记下了这件事，以及他从此决心为人民军队创建空军出力的心路历程：“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前来送行的人说：‘没有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伙吃。’我嘴上说‘这太感谢’，心里却在想，顶多就是几斤猪肉、牛肉罢了，可到外边一看，我惊呆了，见到足有一吨以上的大种牛3头，母牛1头，小牛1头，一共5头牛，后面还跟着一群羊，是50只。‘全部带回去吧！’我又想错了，踏遍天涯海角，哪找得到这样的军队？我曾几次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可是听的人总是惊讶地望着我，以为我在吹牛，对我的故事半信半疑，然而，这的确是历史事实。请缴械的敌人吃饭，还赠送那么多牛羊，确实是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无法理解他们。当时无论是解放军，还是民众，生活富裕吗？回答是否定的。长年的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现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内战还在继续，殖民主义者仍在交锋地掠夺，中国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互相看了看，于心不忍。

“看见我们平安地回来后，大家都放心了。当他们看到这些礼物时，又惊又喜。八路军用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怀疑自己对中国人的认识从本质上就错了。与盛气凌人的日本军队相比，八路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个是反动阶级的队伍，一个是人民的军队，这个道理是过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明白的。”

做好了铺垫工作，八路军就开始很真诚地请求林弥一郎帮助了。过了几天，唐凯请林弥一郎去民主联军司令部：“我们一直想有一支空军部队，可是一直没能实现，原因就是打仗顾不上。这回机会来了，一定要建立一支空军，请你们协助，希望你们能把技术传授给我们。当然，这期间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待回国的条件成熟时，我们会欢送你们回国的，现在立即护送你们去总司令部，请一起来吧。”

不得不说，这个弯子拐得有点急，包括林弥一郎在内的这批日本军官都有点吃惊——“听了这话，我们心情很复杂。为了日军的胜利而学习、训练成的技术，成为谋生的手段，甚至还要提供给八路军。”

但不管这些日本军官心里有多别扭，还是只好坐在“东总”司令部的会议室里，与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抗日名将、民主联军政委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开始了一场会谈。见到时，林弥一郎深感震惊，因为这位大名鼎鼎的抗日名将看上去实在太年轻，似乎只比他大三四岁，事实上林弥一郎目测很准，这一年林弥一郎34岁，37岁。

彭真开头说得比较幽默：“听说你们想找事做，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请你们协助我们建立航空学校。在我们过去的作战中，吃了敌人空军很大的亏，现在有了一定的条件，我们决定建立自己的空军，马上就要着手进行，如果能得到你们的协助，我们的信心就更足了。”

伍修权则要林弥一郎放下包袱：“你们不要有顾虑，我们一贯认为，日本侵华罪行应由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我们要求你们留下来，协助我们建航校，一定保证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林弥一郎首先表示信任八路军，但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协助八路军，他觉得这样关系到部队每个人命运的事，必须听取每个人的意见。

所以，林弥一郎很诚恳地告诉、彭真和伍修权，他实际上已经无权指挥他的部下和同僚，只能靠说服讲条件：“我要问问大伙，如果同意的是多数，我就答应，如果不到半数，我很难从命。”

但林弥一郎很中肯地指出用三个具体条件打动这支日军飞行训练部队的心：“第一条，我们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要求，不要以俘虏来对待我们。训练飞行员工作性质很特殊。转眼之间就有丧失生命的可能，因此他要求有严格的纪律保证。作为飞行教员有下达命令、执行纪律的权力，这一点在俘虏与胜利者关系下，是绝对做不到的，教者和学生之间，必须是师生关系，学生必须服从老师，没有这一点，就无法进行教学工作。”

这一条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的肯定答复，都是带兵人，俘虏待遇怎么可能有威信带兵教学？

林弥一郎的第二个条件是，飞行消耗体力大，为了保证他们的体力、精力和休息充分，必须尊重日本人的饮食、洗浴和睡眠等生活习惯。同时，学习驾驶和维修飞机的技术周期长，很复杂，不是一年半载能学会的，因此，对带家属的日本军官要提供生活条件，符合结婚条件的要予以支持。

林弥一郎的这几个条件都是飞行这个特殊职业决定的，合情合理，等人都予以同意。彭真当场就说：“你提的条件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担任飞行教员——那就一定按教员的待遇办。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理解日本人喜欢吃大米的习惯，我们一定尽量保证做到，不过在东北土地上搞大米很困难（当时东北主食以高粱和大豆为主），实在搞不到的时候，那就请大家委屈一下，中国地方大，这里没有别的地方会有，我们尽力去搞吧。至于年轻人结婚问题，我们八路军的干部也是有家属的，我们一定会很好照顾的，这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

林弥一郎听懂了“教员”的意思，很受感动，要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其实只是由对方生杀予夺的败兵。于是，林弥一郎等人就带着条件回去做日军飞行训练部队的工作。

回到驻地，激动不已的林弥一郎把谈话的详情告诉大家，然后征求每个人的意见。出乎林弥一郎意料，所有人的态度都非常积极认真，一个驾驶员说：“我学飞行两年，正是过瘾的时候，战败了，不能飞了，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将继续我的飞行事业。”

另一个现实主义者则充满憧憬地说：“假如靠维护飞机的训练的工作等待回国的机会，我们就不用干下井挖煤和修路之类的苦力了。”

结果三百人中，只有两批三、四十人选择离开，这中间二十多人不懂与飞行训练有关的技术，担心解放军不会留用，自愿做日本侨民等待回国的机会。另一批十多人是行政人员，通常哪国的行政人员思想觉悟都比技术人员高，日本也不例外，所以这十多名日军行政人员主动提出去挖煤。因为实在不懂飞行技术，林弥一郎也只好由他们去了。

就这样，林弥一郎带着三百多名部下投奔光明，汇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流（“东北民主联军”后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开始与中国同志一道为创建中国人民自己的空军力量奋斗。林弥一郎加入中国军队后，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林保毅”，他的队伍被称为林保毅大队，三百多日本友人中，有飞行员17名，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是一支完整的航空训练班子。当时，赶到东北的延安办校人员只有刘风、蔡云翔等8人，这8人和林保毅大队的三百多日本人，被称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这个航空队就是人民空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东北老航校”的奠基。

刚一加入民主联军，日本飞行员就立了一功，一名日军中队长带上曾克林，驾机上天侦察当地土匪分布情况，曾克林根据侦察情况制订了作战方案，三天剿灭了三千多土匪，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林保毅与所部日籍友好人士，除极个别破坏分子参与日本降兵滋事的“通化暴动”外，绝大多数都为人民空军作出了重大贡献。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这批日本友好人士已经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一百多名优秀的飞行员，王海、刘玉堤、林虎、李汉、张积慧、侯书军……中国空军第一批杀上朝鲜天空建立了殊勋的几乎所有战斗英雄，和许多一代中国空军高级将领都是这批日本友人培养出来的。

林弥一郎晚年很自豪地回忆说：“初期培养出的一百几十名飞行员，又接受了苏联顾问、教员和苏制喷气式飞机的作战训练，建立了第一支空军部队，在恶劣的条件下培养出的飞行员中，有很多优秀人才。在朝鲜战争中，这些经验不足、技术不熟练的战士，接二连三地击落了具有高超技术、经验丰富的美国空军飞行员，不仅震惊了美国，全世界也为之眩目。”

这些原日军侵华官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崇高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军人正直俭朴的人格魅力感应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空军的创建工作中。林保毅有一次为了保住航校宝贵的飞机，进行紧急迫降，摔成重伤，昏迷后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中国军人焦灼的眼神，作为一个战败国的降兵，林保毅当时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从此更是把一切都献给了中国空军。他的工作如此卓有成绩，以至于国外媒体称他是“红色中国空军之父”。还是中国空军的高级将领们形容得更贴切，他们称林保毅为“中国空军之友”。

王海、刘玉堤、林虎、张积慧……整整一代中国空军将领，到了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还在不停地念叨“林弥一郎”、“木暮教员”、“黑田教员”这些拗口的日本名字，中国空军永远不会忘记在幼年时搀扶自己飞上蓝天的那些日本友好人士……

六

仿佛百川归海，一批批胸怀大志的英才，就这样怀着创建人民空军的伟大理想纷纷汇合在东北，后来，这些中国空军的创业者被尊称为“开天人”。但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空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航校，培养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除了要有人，还要有飞机，有航空器材，而一座修理厂都没有的共产党人，硬是靠捡破烂“捡”出了可供教学培训使用的飞机和航空器材，这个是不折不挠的人间奇迹。

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后来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贺龙靠两把菜刀创建红军，我们是靠破铜烂铁创建空军。”刘亚楼此语一点都没有夸张，今天战斗实力稳居世界第三的中国空军的的确确是靠捡破烂起家的。

靠搜集敌方的飞机和航材起家成军，这在世界空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传奇。

刘少奇在委派王弼到东北的谈话中，已将搜集日军遗弃航材提到作为创建空军的战略高度上的任务了。

后来被授少将军衔的刘风和蔡云翔等8人，作为创建航校的先头部队到达东北后，当即于9月下旬就开始了航材的收集工作，但由于情况不熟，两眼一抹黑，刘风几乎一无所获。沈阳是东北名城，位于东北腹心，距苏军进攻出发线很远，驻扎在这里的日军飞行部队组织完善，有计划地驾机逃掉了，结果刘风在沈阳市郊的北陵和西飞机场四处寻找，可除了一些破铜烂铁之外什么都没找到。这时抗日名将、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的吕正操上将救了急。吕正操出身张学良东北军系统，自己又出生在辽宁海城，对东北情况烂熟，他告诉刘风他们：“东北地区很大，差不多到处都有飞机场，不但大城市附近，山沟沟、森林里都有，我亲眼看到营口、凤凰城一带的小机场上还有些好飞机。”

吕正操拍拍刘风肩膀：“走出去，往外摸，向老百姓打听，请群众协助，才能搞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