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6日，航空队迎来了更加残酷的考验，连软禁的待遇都没有了，他们被集体投进了乌鲁木齐第二监狱，作为正式的重囚犯开始了牢狱生活。航空队成员这时也知道了陈潭秋、毛牺牲的消息，不禁悲痛万分。

此时盛世才众叛亲离，被蒋介石掏空了根基，被迫离开了新疆。当时斯大林在接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甚至威胁说，中国国民政府撤掉盛世才在新疆的职务，对于改善苏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可见其痛恨程度。

接任的国民党当局知道航空队里肯定都是共产党军队的骨干，但却丝毫不知他们的真实身份，于是大批特务出马，老虎凳、站炭火、压大杠，刑讯逼供步步升级。但令人惊喜的是，在漆黑的监狱里，航空队成员又同狱中党组织负责人方志纯、张子意、马明芳接上了关系，从此又取得不竭的动力之源。

在狱中党组织的统一安排下，航空队面对酷刑只字不吐，还两次绝食抗议，受刑之余则苦背航空数据，把牢房变成战场和课堂。他们死死抱住一个念头——“坚持下去，和牢房里一百多位同志一起回延安！”

这些蓝天骄子将要经历的，是两年艰苦卓绝的监狱岁月。

九

精明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在新疆航空队被盛世才和国民党一窝端进监狱时，在延安，一所培养航空人员的专门学校早已在的亲自过问下成立了。正是有了这所啃着小米学航空的窑洞学校，共产党才摆脱了新疆航空队全体进监狱的极端被动局面，掌握住了发展空军的先机。

抗战爆发后，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被送到苏联学航空的常乾坤、王弼、刘风等十多名共产党员，在收音机里听到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后，一起给当时驻第三国际代表任弼时等人上书，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经过批准，常乾坤、王弼、刘风、王琏、李凡、王春等人先后从苏联到达新疆，准备参加盛世才的第四期航空训练班。但老奸巨猾的盛世才担心航空队里共产党的势力过大，坚决不同意常乾坤等人入学，于是在等待一年多入学无果后，常乾坤等人只好奉命去延安。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常乾坤等人离开新疆，不但逃过了盛世才的牢狱之灾，还让共产党拥有了培养空军干部的骨干力量。

常乾坤一行回延安路上惊险万分，当时国共之间已度过了二次合作之初的蜜月期，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发展，国民党已经开始对共产党严加防范。在通往延安的各条道路上，国民党特务重重设卡，堵截去延安的进步青年，一旦查实谁想“投共”，轻者坐牢，重者丢命。连周恩来和包括朱德、彭德怀在内的许多八路军的高级将领，都受到过这些特务的凶狠刁难，留下过许多关于这方面的珍贵回忆，彭德怀甚至掌掴过拦路的国民党特务。结果常乾坤一行途经西安时，李凡、王春所坐汽车被国民党扣押，李凡被杀害，王春也未能归队（一说叛变），仅常乾坤、王弼、王琏和刘风所乘汽车闯过了关卡，到达了延安。李凡的牺牲和王春的失踪无疑是航空事业一次严重的人才损失，在幸存的常乾坤等四人中，就出了常乾坤和王弼两位中国空军的副司令，和王琏这位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司令官。连官当得最小的刘风少将，也任职空军第二航空学校校长、国家体委航空司司长，为新中国的飞行员培养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常乾坤、王弼脱险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提出了建立航空学校的设想。其实当时已经有人向提出在延安设立航空队，但极有远见的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笑着说：“有人建议请苏联援助飞机，我们好成立航空队，但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飞机要烧汽油，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现在马上成立空军不现实，但成立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人才的战略构思却深深打动了，因为这个方案是完全可行的。

初冬的暖阳下，在枣园住处的窑洞口接见了常乾坤和王弼，看到宽大臃肿的棉衣棉裤上摞着几个补丁，冒着热气的搪瓷茶缸就随意搁在脚边的黄土地上，常乾坤和王弼紧张的心情，顿时就放松下来。

谢绝了的香烟，在两个粗木板凳上坐下后，常乾坤和王弼向汇报了创建空军的设想，建议重点是，建军先建校，可以先在延安办一所小型的空军学校，集中选拔一批精干人员学习航空理论知识，为将来建立空军做准备。

常乾坤望着说：“空军有它自己的特长，培养干部的时间长，一定要先干起来，不然的话，等到局势大发展的时期，就来不及了！”

笑了，常乾坤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战略大师已经历了好几个局势大发展时期，最近一次就是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东渡黄河，两万八千老红军在抗日前线的血战中，两年发展到三十多万铁军。连老成持重的党内元老林伯渠都兴奋地说：“长征到了延安，坛坛罐罐扔了个干净，不是又来了个大发展吗？”

知道，日本侵略军以后投降，肯定又是一次党和军队大发展的时期，常乾坤和王弼的建议是非常有远见的。

但是，也了解，如果真要办航校，自己能给常乾坤和王弼的，除了一点人员之外，恐怕就只有几口窑洞了，甚至可能连小米都给不多咧，所以他一边给常乾坤、王弼鼓劲，一面委婉地告诉他们不能性急。

“很好！”鼓励道，“想办航空学校的热情是好的，但仅仅有热情不够，还需要有耐心！”

1941年1月，常乾坤、王弼向建议成立航空学校仅仅三个月，中央军委就决定成立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并指定王弼、常乾坤负责建校等各项工作，这所工程学校的任务就是培养航空工程人才。只叫工程学校，不打航空学校的牌子是很好理解的，航空学校的牌子要是叫响，土八路要办空军的消息传出去，重庆的蒋介石会掀桌子的，总还得顾及一下国共合作的关系。

在冬日凛冽的寒风和黄尘中，常乾坤、王弼在黄土高原的沟壑塬头翻上爬下，到处勘察校址和将来修建机场的地址，一连奔波两个多月，终于将校址选定在安塞县城西侯家门的一条山沟里，山坡上几排窑洞可以做教室和教职员工与学生宿舍。学校紧挨一条名叫李家河的小沟，这一点非常重要，黄土高原缺水，水源问题是建校必须解决的问题。

建机场的地址也选好了，机场放在延安与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

站在高原上望着脚下又宽又深的山沟，常乾坤和王弼坚信，土八路一定会有自己的飞机的，这片被选作机场的黄土地上，将来一定会停满八路军自己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1941年4月6日，工程学校正式开学，一百多名从全军各部队精选的战士，和国统区秘密召集的进步青年，分高、初级两个班开始学习文化知识。这些学员人人都有一段惊险精彩的故事，之前共产党利用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派出一批有相当高的文化程度的青年共产党员打进国民党空军和航空学校，利用国民党的航校为自己培养航空人才，还通过地下党的工作，拉出了一批国民党航校和工厂的进步青年，以及航空技术人员。张开帙、熊焰、杨劲夫等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分子就是在这时投身航空事业的，像建国以后任沈阳飞机制造工厂厂长的熊焰，就曾是国民党航空机械学校的学生，学的是发动机专业。

这批人都是提着脑袋冲破封锁线到达延安的。

另一批学员则是以刘玉堤、马杰三等人为代表的部队基层战斗骨干，这部分学员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都有十分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毅力，这对他们学飞行是十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在抗日前线，他们都遭受过日机残酷的轰炸，听说要学飞行上天打敌人，都激动万分。

后来成为中国空军二号王牌、抗美援朝击落击伤8架敌机的刘玉堤中将说：“我们在抗大学习的时候，敌人飞机整天就在炸我们，有一天早上起来吃早饭，听到警报声，说敌人飞机来了，我们就赶紧往外跑，等敌机走了，回来发现我们的锅已经给一个炸弹给炸掉了，一锅稀饭全给炸没了。还有一个同学在树林子里给炸了，把胳膊和腿都给炸折，我们几个人抬着他，送到了医院。我当时还很小，只有15岁。还有一次我已经到了旅部，当上了通信排的副排长，当时正在山路上走着，发现敌人三架飞机来轰炸，我们部队当时就被打散了，我就跑到一棵大树底下躲着，敌机当时就在我上边，其他的人就当地趴下。敌机又是扫射，又是轰炸的，后来气得我们旅长下命令，赶紧把机关枪架起来，然后跑到山头上打，打也打不着人家，人家轰炸完以后走了，我气得不行。我一个同学脑袋给打了一个窟窿，当场就没有气了，后来又活了，虽然没有牺牲，但是给打傻了。当时气得我从那个时候就下决心，我要是能成为飞行员上天，我一定要为我的战友们报仇。结果1941年春天到我们旅里挑三个人，跟着各个部队一块到师部集合，三十来个人一起上了延安。”

十

工程学校开课以后，教员白天和学员一起在黄土高坡上清理场地，把废窑洞修整成校舍，还要砍柴烧水，开荒种田。晚上则点灯备课，整理教材，学员则先学语文、数学、物理和俄语，先打好文化基础以后，再准备上航空理论。学员按文化程度不同分高级班和初级班，高级班的学生还要给初级班的同学当老师。但正当大家学得热火朝天时，波折又起，开学仅仅六个月，工程学校就被迫解散了。因为这时，连航校的小米都快供不上了。

经历过1938年、1939年的大发展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已经极为警惕和戒惧，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地区实行严密封锁围困。再加上日军的不断扫荡，共产党遭遇了前所未所的财政和物资困难，仅仅一年多点的时间里，八路军由40万锐减至30万，抗日根据地人口由9000多万减至5000多万，连从不把困难放在眼里的都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祙，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而当时边区人民为支持抗战，负担也已达到极限，怨声载道，不可能再作出更大的贡献。

面对极度的困难，直截了当地告诉干部们，大家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要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为了保证最基本的生存，渡过险恶的难关，中央决定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

当时的精兵简政运动开展得极为严厉，连前线八路军战斗部队的机关人员都至少缩减了三分之一，后方就压缩得更加厉害。而这时苏德战争已经爆发，德军一路长驱直入，苏军损兵折将，连连败退，大片领土变成敌占区，大批工业基地，包括航空工业基地弃于敌手。斯大林这时已经动员全民抵抗德国纳粹的全面侵略，根本就不可能兑现支援办航空的承诺，于是刚成立六个月的延安航空工程学校被迫撤销，先是改组为工程队，后又改为延安军事学校炮兵分队，本来学航空的学员们，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改行当起了木匠、铁匠、大车老板。

此刻，在二次大战战场上，欧、美、俄、日各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们正驾机纵横长空，创造着一个又一个震惊世人的战绩，而受条件所限，中国空军未来的二号王牌刘玉堤却在打铁学木匠。刘玉堤回忆当时边参加大生产边学习的情景时说：“苏德战争一开始，新疆的盛世才就叛变了，不再和共产党合作，又投靠了国民党，所以把我们当时派过去的一些人，有学坦克的、学飞机的，全部抓进了监狱。我们就不去了，我们三十多人就成了工程队，有的人学文化，学物理，以后又有学木工、钳工、铁匠的，都在学习。以后就上南泥湾开荒种地，那个年代的人都要去，都要在那个地方开荒种地，一个人每年要交一担三桶米，有指标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荒、种地，还烧木炭，最后我又到了抗大学校去学俄文，结果延安整风，1942年紧跟着又大生产，我就去了木工组，在那个地方当了三年木匠。我自己也学了很多文化，后来去了自然科学院，就是抗大的一个分校，我一去人家就说你是个木工出身的，就到木工组去吧，半工半读，然后我的一担三桶米，就公家帮我交了。我在这边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当木匠，给人做一些家具，我什么都能做，手艺好着呢！就这样一直做到了1945年，那时候我的物理、几何、三角、化学什么都学得不错了。”

后来曾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的马杰三将军对当时的艰苦情景感叹不已：“我们那时十八九岁，尽管活儿又重又累，但我们想到将来能飞上天，全身就有用不完的劲。我们能吃能干，有一次，我拉锯挥刨干了一上午，肚子几乎饿瘪了，中午开饭时，我来到开饭地点，到了铁匠铺一看，炊事班送来给我们改善生活的油条，刘玉堤快吃光了，只剩下瘪瘪的两根，我急忙赶过去抢过来往嘴里塞。光着油亮的粗膀子的刘玉堤，咂咂嘴，吃意未尽地说，你再不来，这两根我也都吃了……我看着刘玉堤粗壮的身体，那熊熊的炉火和煅砸的铁锤，我没有生气，我在心里说，打铁需要吃饱！”

就这样，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靠自己养活自己的大生产运动，这批搞航空的干部和学员总算是保存下来了，总算为空军的创建保存了一批宝贵的种子。

度过了漫长的严冬，春天的种子总是要发芽的。一天，刘玉堤正在锯木头，一位文工团员找到他，要他做把二胡。要知道当时远近闻名的“刘木匠”连小提琴都会做，刘玉堤开玩笑说不做，看到刘玉堤故意摆谱，文工团员一笑，说我用好消息跟你换，航空组成立了！

学校里谁都知道刘玉堤想学飞行想疯了，这下二胡更做不成了，只见刘玉堤扔了手里的家伙，蹦起来就往校部飞跑。

这时是1944年5月，根据军委的决定，由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成立航空组，担负航空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事宜，由王弼任组长，常乾坤任副组长。航空组成立，首先得解决延安机场的扩建，这在当时对延安来说是件大事，延安周边几个县的民兵都被动员起来了，连、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都亲自在机场上铺石子。

机场修好后，很快成立长安卫城司令部机场勤务股，油江任股长，任务是维护管理和警卫机场，调度在延安机场起降的飞机。

就这样，曾是一盘散沙的开天人，又悄悄地聚拢在了一起。当“八·一五”日本投降的惊雷响起，当欢庆抗战胜利的锣鼓鞭炮响彻了全中国，当喜庆的灯笼和篝火将延安照成了不夜城的时候，满怀壮志静静蛰伏着的航空志士们，终于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