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西柏坡，鸟鸣雀唱，柳条发出了片片新芽，去岁枯黄的秋叶又翻出了新绿，春意盎然，生机勃勃。在这个后来被尊称为“革命圣地”的地方，和中央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尽歼国民党精锐主力于长江以北，现在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国民党军队已无有力兵团据守。眼看胜利在望，中央在这里做了许多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其中之一就是：“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成立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

这句话被中央政治局写进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这篇决策性的雄文。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从此成为党的正式战略任务。

1949年3月8日晚上，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贺龙、陈毅、邓小平、聂荣臻，当时的五大书记、在西柏坡的四位元帅一齐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专程赶来汇报航校工作的常乾坤和王弼。当时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全部到齐，在人民空军航空史上，规格如此之高的汇报会是空前的。

共产党28年的历史上，专题研究空军的会议，这是第一次。

与会者都坐在泥墙屋内的白木板凳上，不大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大家的表情都有些亢奋。

看着常乾坤和王弼，语调亲切地说：“我们多年不见了，1941年在延安我们讨论过空军的事，那时是纸上谈兵，今年中央提出要组建空军，你们是种子，也是培育种子的。”

语调顿了一下，然后用浓重的湘音问了一句：“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啊？”

常乾坤、王弼激动万分，八年前怀着建设人民空军的梦想从苏联回到延安，曾向建言：“空军有它自己的特点，培养干部的时间长，一定要先干起来，不然的话等到局势大发展的时候，就来不及了！”那时的情景，真是历历在目，今天终于要向满怀期待的领袖汇报三年多的工作成绩了。

一路路人马跋涉万水千山汇集老航校，对林弥一郎日本空军飞行训练部队的争取，踏遍北满的山沟野地和机场寻找器材，杜聿明大军压境前的紧急撤退，牡丹江的建校大会，风雪东安大迁校，千振机场的艰苦生活……常乾坤一点一滴汇报了老航校艰苦卓绝的建校历程，领袖们听得真是聚精会神，当听到常乾坤汇报到航校取得的成绩：“首批学员已于去年毕业，计有飞行一期两个班43人，领航班24人，机械班一、二期共97人，而且今年还要扩大训练规模，培养出16名飞‘九九’高教机的优秀飞行员，35名至40名基本掌握高教机驾驶技术的飞行员，机械员培养120名至200名，高级机械员7名，另外要成立混合中队，负责训练出场站员30名，气象员12名，25名至30名无线电员，6名仪表员，很快将培养出空、地勤人员总共500余名……”想起当年在延安手中空空，对常乾坤、王弼说：“想办航空学校的热情是好的，但仅仅有热情不够，还要有耐心。”再也抑制不住激动，忘情地站了起来，连声夸赞：“了不起！了不起！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日办到了！”

一向沉稳的周恩来也激动得双眉飞扬：“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

周恩来当年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常乾坤曾在黄埔学习，的确是周恩来的学生。

一生最喜欢迎接挑战的，对老航校的创业故事越听越兴奋，即使有急事暂时离开，也要常乾坤先休息一下，等他回来再讲。

从建立新疆航空队起就与航空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东北更给了老航校极大帮助的陈云喜动眉梢地问：“目前航校有多少人？”

王弼抓住机会伸手了：“有3500人，但还是缺人，今年航校党委的工作重心是为建立空军做准备，培养学员，接收航材，恢复工厂生产，事杂面宽，需要大量人手，我们已向东北军区请调800名学生和500名干部。”

周恩来笑了：“不光你们要人，还有送上门的，从杨培光起义开始，这半年国民党的飞机接二连三往解放区飞，昨天还来了两起，一起是王玉珂等三人驾蚊式飞机从上海飞到石家庄，另一起是一架c47运输机，油飞完了，飞行员唐宛体等3人在赤峰跳伞。我算了一下，这半年共有41人、16架飞机起义。今后还会来，这是一笔财富，能用的人要用起来。”

常乾坤接着汇报：“在接收的敌产中有一些美式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加上起义过来的，我们准备组织美式飞机训练，尽快形成战斗力。我们接收的工厂已修复p51战斗机、c46运输机、b25轰炸机等飞机十余架。”

听到常乾坤汇报已修好一批能作战的飞机，还有尽快形成战斗力的计划，问了一个硬碰硬的问题：“东野说要在6月初出动15架战斗机参战，此事能否实现？”

原来年初刘亚楼在答复提出组建一支能使用的空军时，认为航校很快有26人能驾驶战斗机，所以在夏季渡江战役时，可以出动一个大队的战斗航空队——“进攻则可突然空袭敌人，使敌人白天不敢大胆出动。初次出动可能不免出些岔子，但可使我得到锻炼和提高。”

当时，、罗荣桓也致电军委，称6月初可出动15至18架飞机助战。兼任航校校长的刘亚楼当时是在“东总”司令部做出的计划，但实际主持学校工作的常乾坤和王弼是在从东北赴西柏坡途中，才在北平听方华说起此事，两人当即找到刘亚楼，说根据实际情况，战斗机6月参战不利，太仓促，推迟到10月恐怕会好些。

现在问起，两人还是据实直言，见两人说得有理，点头：“空军参加渡江作战恐怕是来不及喽。”

接着给二人下达了战略命令：“你们的任务，是搞好新解放区机场航空设备与国民党空军人员的接收，多培训人员，积蓄力量，为创建空军做准备！”

在坐的老总个个都是战场上威风凛凛、叱咤风云的大帅，但统帅的一直都是纯粹的陆军，如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将要增加空军，这一动人的前景不禁让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帅也为之动容。

陈毅元帅当时大声说：“诸位老总，你们莫跟我抢，我陈毅要当这空军司令，当定喽！”

贺龙元帅笑着说：“你当司令，我给你当政委！”

也笑了：“你们现在的飞机有没有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

常乾坤担心兴致一起，现在就要坐飞机，赶紧说：“现在的飞机缺少零部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

呵呵地笑了：“等以后吧，以后我只坐你们开的飞机。”

朱总司令挥了挥手：“常乾坤同志，我也算一个哟！”

欢快热烈的笑声顿时溢满了夜色中宁静的西柏坡。

……

9天之后，1949年3月17日，在常乾坤、王弼所作汇报的基础上，中央决策成立中央军委航空局，并任命常乾坤为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委。

军委航空局只存在了四个多月，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取代，但是，在这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很小的机构却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它几乎奠定了一个世界级航空大国航空事业的基础。毫不夸张地说，只存在了四个月的军委航空局，绝对是世界航空史上效率最高的航空管理机构之一。

所以，虽然有些枯燥，却不能不对它的贡献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史料记载：

航空局的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航空设备，收容旧航空人员。同时，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技术队伍，为正式组建空军创造条件。

军委航空局成立后，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立即从东北航校抽调干部组成3个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负责接管缴获的航空器材和接纳航空技术人员。在此之前，东北航校曾奉东北军区命令，派接收组随第四野战军部队进关，负责华北地区的航空器材接收工作。在各军区的直接领导下，从1949年3月至7月间，各航空接收组先后在北平、济南、南昌、长沙、汉口、上海、西安等地设立了航空办事处，在天津、徐州、青岛、杭州、南京、太原、张家口等地设立了航空站。随着航空业务的增多，为使各个地区的航空工作由所在军区统一实施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以军委航空局和东北航校派赴各地的接收组为基础，由各军区调配部分干部，于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先后组建华北、中南、华东、西北、东北、西南军区航空处。

军委航空局、各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及其下属机构成立后，各项航空业务工作迅速展开。

接管了大批器材、设备，接纳起义和报到的航空技术人员。到1949年10月，共接收飞机113架，飞机发动机1278台，航空物资、器材4万余吨，各种炸弹7。4万颗，枪炮弹5。8万余发。在军委航空局成立后，由各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接管华北、华东、华中的工厂20所，其中包括飞机修理厂、飞机装配厂、氧气厂、降落伞厂、通信器材厂等。接管华北、华东、西北地区的一批机场，接纳国民党空军起义和报到参加工作的航空技术人员共2266名，其中国民党在1949年10月底以前驾机起义的共25架次73人。

军委航空局在战争状态下还恢复开辟了大量空中航线，恢复航空工厂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经过各级航空人的努力，在各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到1949年10月底，各地已修复机场40个，先后开通了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的赤塔，北京——太原——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之间的空中运输线，解决了当时地面交通困难条件下的紧急空运之需。接收的航空工厂经过短期整顿后，大部分已经开工，承担了修理飞机和制造零件的任务。

加速航校训练，大力培养航空人才。1949年3月，东北航校部移驻长春，这时航校规模已发展到3500余人。4月，第一、二大队4个期班开始飞行训练，第三大队机械三、四班混合大队进行航空理论教育，第四大队由原国民党空军人员组成，进行政治教育。到9月30日止，第一大队50名飞行员已有半数可担当战斗值班任务；第二大队61名飞行学员初步掌握了日式教练机驾驶技术，进入战斗机、轰炸机训练；第三大队和混合大队的机械、场站、气象、通信等学员全部毕业；第四大队也完成了教育计划。历经千辛万苦，航校终于培养出了空军建军的第一代飞行和地勤骨干。在此期间，航校曾派大批干部参加各地接收航空器材和收编旧航空技术人员的工作，为早日建立人民空军准备条件。

保障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起义工作顺利进行。两航起义是中国航空史，特别是中国民航史上的一件大事。“两航”系国民党时期的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航空公司”或“中航”）与中央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央航空公司”或“央航”）的简称，是原国民党政权最重要的空中交通工具和民用航空骨干力量。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骨干力量，在策动下，迁到香港的“两航”发动大起义。军委航空局指定天津、青岛、石家庄、徐州、济南、潍县机场为主要着陆场，上海、南京、武汉等机场为备降场，各沿途机场做好陆空联络和后勤保障，使“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的12架运输机由香港顺利抵达京津两地。

各地接收缴获的国民党空军飞机日益增多后，为统一标志，军委航空局组织人员精心设计了人民空军机徽和军徽，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于1949年10月1日实行。机徽是在“八一”军徽两边衬以镶金黄色边沿的红带；空军军徽是在“八一”军徽两边衬以鹰的两翼，象征人民空军英勇果敢，翱翔无阻，肩负起捍卫祖国领空的重任。

三

等中央首长接见常乾坤、王弼不久，刘亚楼担任起指挥总攻天津的重任，统一指挥东野22个师34万人，配备山炮、榴弹炮等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装甲车46辆，仅用29个小时全歼天津守敌13万人，封死了北平傅作义的最后退路，“全军最优秀的参谋长之一”刘亚楼终于被战火锤炼成了方面统帅。大势所趋之下，傅作义率北平守军起义，古都北平幸免刀兵之劫，被完整地保住了原貌，所以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决定迁往北平。1949年3月25日，刘亚楼专程从北平赶到涿州迎接等中央首长。见到、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时，刘亚楼不禁热泪盈眶，延安一别，飞赴苏联求学，刘亚楼已有整整十年没有见到这些和蔼可亲的老首长了。

紧紧握着刘亚楼的手，高兴而又风趣地说：“呵，10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

刘亚楼一时还未明白说的“进京赶考”的意思。

一边的周恩来笑着解释说：“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我们进北平，是去接受考试的，共产党将要领导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验，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刘亚楼顿时恍然大悟，兴奋地说：“主席，我们共产党一定能考出好成绩！”

朱德总司令在一边严肃地说：“要是考不好，就要退回延安去哟。”

吃过早饭，刘亚楼陪同中央首长，从涿县登上火车继续北上，到北平后的当天下午，、朱德不顾鞍马劳顿，到西苑机场检阅了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等部队。曾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西苑阅兵照片中，身后有一个只露出半个身子的军官紧紧护卫着领袖，这个没有在照片上露出脸部的军官就是刘亚楼。

刘亚楼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直到当空军司令后还要常常拿出来看一看，微笑着沉思片刻。有一次他的秘书高晓飞见他又在看这张照片，便无意问了一句：“司令员，您参加过这次阅兵，知不知道站在毛主席身后的这个人是谁？”

刘亚楼一下子兴奋起来：“这个人就是我呀！当时我是负责护卫毛主席安全的！”

高晓飞既高兴又遗憾：“护卫毛主席阅兵，太有意义啦！这么珍贵的历史镜头，可惜你怎么只照个半边身子，没照着脸，真遗憾！”

刘亚楼非常严肃地说：“拍照时，我是故意把脸转到主席身后的，这张照片是要载入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的，一定要突出毛主席，我怎么能在这样重要的照片上露出脸呢！”

前苏联军队说，一个好的参谋长，应该是司令的影子，这件小事极能反映被称为“全军最优秀参谋长之一”的刘亚楼的风骨，他后来担任中国空军第一司令员期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三年间就发展成空战实力全世界第三、在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的强大空军，与刘亚楼这种既勇猛无畏，又细致缜密的工作作风和高尚人格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