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际间的大事，则从外交部、新闻局、或情报部门获得。另外的一个了解国际动态的捷径，是宋美龄将每天英文报纸的有关重要事项向他告知。

对于秘书人员，蒋总不给一个完整的星期天。通常是每星期天上午11时后，秘书自由活动，另有一个秘书可以回家听传。

除新闻、言论秘书外蒋还设有英文秘书。如沈昌焕、沈锜、沈剑虹、钱复等都先后当过蒋的英文秘书。这些秘书，担任蒋介石直接和美国来访人士交谈的口译工作，深知蒋的意旨。因之以后都出任要职。如沈昌焕以后出任新闻局局长、中央四组主任、外交部长。1950年后，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中常委。后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沈剑虹任外交部长。沈锜、钱复均曾出任大使。“外交三沈”都是蒋的英文秘书。

蒋的侍卫长，是最辛苦的，其责任也特别不寻常。平时侍卫总统，如蒋用餐时，侍卫长就要侍立一旁，待蒋用毕，自己才能用餐。蒋出外时，侍卫长要负责蒋的安全。有时蒋吃完饭就出门，侍卫长就要放下饭碗，饿着肚子随侍。到晚饭时，就只有吃饼干。因此，侍卫长多患胃病。如侍卫长皮宗敢，就患有严重胃病。当然也可以因侍卫长干的好而有好出路，例如侍卫长郝柏村，就已出任参谋总长要职。曾任侍卫长的邹坚，也升任驻韩国大使。

但是就全面看，侍卫长比秘书要苦的多，为升官所付代价很大，一般人均视为苦差。随蒋出巡，就更苦。侍卫长一般坐吉普车，甚至有时坐大卡车，有时，还得步行。住的地方，多是因陋就简，有时要睡地铺，并随传随到。而且为保密起见，说走就走，不能和家里人打招呼。一走几天，连打电话时，都不能将自己所在地告知家里人。有的人于不了，只好辞职。

到台后，蒋批阅公文更加精细，对于错字、漏字，必用红笔勾出，或在旁写出正确字。还对词句进行修饰，常常在修改处加一大段。有时干脆不用原稿，而由自己另写。

对于宴会安排席次，他也要亲自过问或审核，“丝毫不苟”。对于外交官任职的批示，也同样亲自过问，甚至批上“此人仪表如何？”。

蒋向来很讲究办事方法，他早年就注重科学方法。但他的科学方法，是来自《大学》首章：“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所知先后，则近道矣”。至于科学方法的要旨，则是由近而远，自低而高，先微后大，由易而难。其办事精神，则是“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继续不断，贯彻始终”。他于1953年元旦，又提出“新速实简”四字办事要纲和三联制（计划、执行、考核）大纲相结合的工作要则。使“一切人事财物的管理，重要业务的推行，都各有一个组织，由各单位派员参加，……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负责之下，切实办理，故在行政效率上，有显著成就。”

他在口理万机中，于每一时期又均有一专注的中心工作，进行重点处理。为此而晨夕垂询和核查，“锲而不舍”。但一等这一中心工作完结，就马上到青山绿水之间，欣赏湖光山色，忘情尘世，以松弛精神保持身心平衡。这个习惯从大陆到台湾，均一直末变。这也是他高寿的原因之一。

蒋到台湾后，也开始比较注意民间疾苦了。他出巡时，常常步行访问乡村，察看民间疾苦，询问人民生活、工作情况。有时还和他们合影留念。步行时，如果侍卫人员阻挡面前行人，他就立刻予以制止。其作风与在大陆时，已大不相同了。

1955年蒋游日月潭时，正逢久旱不雨，禾苗枯槁，蒋深为忧虑，每日傍晚散步时就令侍卫人员挖掘田土，察看干燥深度和状况，甚至为求雨而祷告。五、六天后，忽降大雨，蒋为之喜形于色：如遇台风，必嘱侍卫人员打听风向和有无灾情。

他在读书时，多以红蓝铅笔批注，并写心得，数十年如一日，到台湾后，也未改变。他读书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对某一种书，不终卷是不中途改看他种书的。除工作、出巡、读书外，他每天必记开记，这也是数十年中毫无间断。他说：

“几十年来，我每日必有日课，每日必有日记，虽在造穴颠沛之中，也没有一日间断。我在某一种书籍时，没有终卷以前，绝不旁鹜其他书籍。”

在待人接物中，他对文职人员一般最为优容，人必命坐，出必再会。凡所陈言，必令其畅所欲言，虽有时激昂慷慨，他也含笑对待。对党部和民意机关中的乱说话，也不再生气，并“能集中不同之意见，团结众心为一心”。可见蒋到台湾后，在性格、思想上，均有不小变化。

至于尊重师道，自是一直未变，而于老年后更加倡导。他到台后常说：“学生一定要尊敬师长，无论问业请益，要必诚必敬。”

他在台湾的每天安排时间，大体是这样的：每日6时起床。7时许盥洗完毕，然后做早操。早操毕，即穿起蓝色长袍或普通军服进入书房，与宋美龄共同祈祷。祷告毕，用早餐，一般是稀饭和咸菜，多为腌竹笋。早餐时常用口齿清楚的武官为他读报纸。早饭后，自己再看整版的报纸。看完报纸后或批阅要电、重要公文，或接见高级官员和主持重要会议等。

下午1时半用午餐。在刚到台湾时，午餐是：一盘蔬菜、一盘瘦肉，一个汤，或者以鱼代肉。台湾经济发展后，午饭改为四菜一汤，外加点心、水果。蔬菜以青菜、豆腐为主，多为家乡风味。

他从不吸烟和饮酒。其孙蒋孝杰说他因此长寿。

午饭后，睡半个小时左右。睡罢再看重点新闻然后又阅公文或接见重要官员。3时许开始看香港报纸。至4时半，便带一个随从出去散步。有时高兴了，边走边唱旧军歌；或唱《满江红》，以及“反攻复国”歌。有时也在小池塘观鱼和投食喂鱼为乐。

散步约半小时左右，便回室喝乌龙茶。茶中加稍许糖。茶毕，再继续办公。至7时，结束一天的工作。继用晚饭。

晚饭后，就看电影。一般要有人在旁为他专门解说。他喜欢看台湾自己拍的电影。也爱听京戏、绍兴戏。话剧也爱看。在音乐方面，喜欢民族音乐，即“国乐”。有时也看美国电影。

晚10时，人另室祈祷和沉思。然后洗硫磺温泉水。洗毕写日记。日记写完后，息灯就寝。

初到台时，他每次静坐仍坚持大陆时默念孟子养气章和王阳明、曾国藩的名言。以后就不再念这些旧道了。

他的总统府办公室陈设也很简朴。他在南京时，有人把室中旧椅垫换成黄缔花缎垫子，他见到后叫马上换成兰色布垫，以示节俭，避免华丽。到台北后，其办公室在介寿馆三楼，只藤椅十四张。有人建议更新，他却阻止说：“国难方殷，一切从简，不必更换。但注意清洁”。

蒋到台后，生活穿着仍是比较简朴。在经济上也注意公私分明。凡非必须支出者，慨不准支出。自1958年起，总统府的支出直到七十年代，未曾增加预算。

他穿的衣服，多为细软旧衣。一件衣服，总要穿六、七年以上。他在重庆的一年旧黑披风，虽领口已破，也一直未制新的，照旧穿用。平时军服三套，内衣和毛衣各两套。多是补了再穿，不忍扔掉。

他的座车，是从大陆带去的1946年的旧车。1950年11月有人签请另购新车，蒋却指示“不必”。到1956年，宋美龄自美国带来旧车一辆，才替换他的旧车。1960年，行政院始拨款购置新车一辆，一直使用到七十年代他去世时。总统府的车辆蒋也不许过多，并不准随便增加。

此外，他对家内一切开支，每月也要过目账单，如发现支出过大，即令撙节。他每次走出房门，都主动关上电灯。坚持人走灯灭。

台湾的“总统府”

“总统府”位于台北市介寿路，原是台北的最大建筑，于1912年6月1日开工建造。外贴红色砖面，结构坚实，材料均为当地最好的上品。1915年6月完成主体工程。1919年3月正式完工。是欧洲“文艺复兴”式的建筑，也是全台当时最宏伟的建筑。日寇侵华时期，为战火焚烧，三日不止，损坏严重。1946年重建。完工后改称介寿馆，以纪念蒋介石六十诞辰。建好后，先作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复职”视事后，便以此馆为“总统府”，沿用至今。

该建筑前面的两边，左右各有一个庭园，各占一百五十坪。园中布置以绿地为主调。其花木有榕树、台杉、墨松、黄槐、杜鹃、山茶等。单杜鹃就有十二种之多。园内均有梅花型喷水池。1975年以不好维持洁静又去掉喷水池另行种植花木。

“总统府”正门门楣上高挂“总统府”匾额。正大门两侧各设一电动玻璃大门，宽三米高四米。进入大门后，是一中空敞厅，高165米。内以文艺复兴式高柱擎立。地板为花岗岩，光可映人。两侧有巨型棕榈。后厅有孙中山铜像。蒋介石逝世后其铜像置于前厅。敞厅之后是主楼。由敞厅登上三楼，蒋的“总统办公室”和大小会客室礼堂均设于此。1971年总统府才设冷气。

总统府全结构为井字形，办公室围绕天井四周而建，有三百多间，可容二千人办公。总统府人员上、下班均走四边的边门。

总统办公室内挂有不少中国字画并陈设许多书籍。字画中有蒋经国画的“寒梅图”。图上有蒋介石的题字。

蒋接见客人在大会客室。室内挂有孙中山遗像，以红毯铺地，上置黄色沙发，围成椭园形。室中还挂有孙中山手书赠蒋的一幅对联：“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再就是宋美龄所画的一幅山水画，也有蒋氏的题字。大礼堂叫“介寿堂”，可容纳四百人开会。介寿堂三字由吴稚辉于八十八岁高龄时所题。

每天晨5时50分，有四十人的乐队，自台北宾馆步伐整齐地走向总统府。6时正，“国歌”奏起，“国旗”在晨曦中冉冉上升。路上车辆、行人，均面向“总统府”静止肃立。

“总统府”设置整洁大方，不求华丽。每逢“双十节”、元旦时，“总统府”即张灯结彩，光芒四射。节过，复又简朴依旧。

“总统府”在大陆原设六局、二室、三处，以秘书长负责府中工作，另设参军专理军务。蒋到台湾以后，于1950年又将机构简化为二局二室一处：政务第一局、军务第二局、综理总务第三局、机要室、侍卫室、人事室、会计处。另有参军十余人。至1967年“总统府”内特设“国家安全会议”机构。蒋兼主席，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中心，很像清朝的军机处。另设秘书长一人和国家建设委员会、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附属于“安全会议”。

第一局，重要任务之一是撰写文稿。其前身，是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处长是陈布雷。抗战胜利后，二处改组成第一局。1950年迁台，又照旧复原，下辖文书组和政务组。黄伯度任局长，兼典玺官。副局长为曹圣芬，原任侍从秘书。以后有唐振楚、符涤泉、周应尤、刘垕相继任局长。此外有关报告、请示，也由该局整理后，呈蒋阅审。

第二局，原是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六组的演变，主要负责情报、反间谍和审查所有总统约见的人员及准备送给当局的物品。总之要联络党、政、军各界情报单位。自1954年以来，因国家安全局的建立，第二局则偏重于军事情报的收集和承转。

第二局局长，都是最为蒋所信任的人物，才能则居其次。迁台后第一任局长为俞济时。以后是张立夫、孟宪庭等。

第三局，是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总务、参谋、警卫三组逐次沿革而成。在迁台之前，已经形成总务、军务、典礼三局。迁台后，以上{局合并成“总统府”第三局。其主要工作是办理“国庆日”和其他纪念日典礼，接见外国使节，招待外宾的大典以及兼办“总统”官邸的内务和“总统府”的警卫等事项。

历任局长多为中将军人，计有俞济时、刘牧群、乌铖、张麟德、彭传梁、朱季昌等人。

机要室是存机要档案处。机要室主任更是蒋的亲信人物，这种机要档案除蒋和家人之外，很少有人可以触及。主任周宏涛就是蒋的乡亲，黄埔军校时期军需主任周骏彦之子。且周宏涛白大学毕业后，一直于蒋的官邸服务，深为蒋所信赖。

侍卫室，辖勤务、警卫、总务三组，最为辛苦。但侍卫长的出路大抵均能出居军中高位。如顾祝同、钱大钧、周至柔、俞济时、楼秉国均当过蒋的侍卫长。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的侍卫长也都出任军事要职，或出任参谋总长，或出任副参谋总长。

参军长，是“总统府”的军职人员的总管，下设参军十余员。参军长无军事实权，只承“总统”之命办理军务。到台湾后，参军长权力影响更小，是个虚职。一般是当过总司令后，再当参军长，以待退休。但也因人有别，如黄杰任参军长以后，又出任过警备总司令、台省主席。

此外，总统府设资政若干人，由勋高望重者遴选，备总统咨询。还有秘书十余人，承秘书长之命办理撰拟审核重要文件等事。另设参事四人至六人，办理撰拟审核重要方案等事。必要时置专门委员三人至七人，襄助秘书长办理必要之事。设编审十四人，承秘书长之命办理上呈府内备案各项规章及机关工作报告之审核、编辑等事项。

以上就是蒋的个人办事机构，是一个庞大的秘书班子。

蒋在台湾一省有行馆四十七座。这是封建帝王的遗风。莲花县池南行馆于1971年修好后，就未进驻过。日月潭行馆，则为讨论军国大事时必往之地。1972年“退出”联合国的决定，就是在这里做出的。

“复职”逼李

李宗仁带着沉重的心情，于1949年12月7日抵纽约，进住长老医院。19日动手术。1950年1月20出院，租住医生家隔壁，继续调养。此前，李宗仁于17日答复白崇禧15日来电对蒋介石复职要求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蒋的复职不合宪法有关规定。代总统引退，应由行政院长代理，三个月后，代总统不能复职，则另行选举总统，不能由前任总统复职。

李宗仁对蒋的怨恨由来已久，任代总统后，这种积怨达到高峰，因此对蒋毫不妥协，对他的复职要求反对到底。

白崇禧接电报后不大以为然，又于26日复电李宗仁，给李指出两条方策：（一）不回国而辞职，由蒋复职；（二）返国不辞职，甘当监印代总统。如果不辞职又不返国则最为不利。

黄旭初和顾孟余、张发奎等在1950年1月13日交换意见后，也自香港电李宗仁，请李宗仁辞职组党。李宗仁又于16日电复黄旭初，表示既不辞职，也不组党，说组党尚非其时。

白崇禧、李品仙、雷殷、刘士毅等，也于同日电李宗仁，建议如不返台，就应辞职，以免“久旷国务”。李宗仁立即叫黄雪村电复四条，表示不同意见：

（一）李宗仁身体尚未复原，不能返国。（二）关于引退一事，考虑到现在无法召开国民大会，由行政院长代理过三个月固然违宪，而蒋介石复职也不合法。因此，不引退，以护党国之法。（三）李在美国，也可以行使职权。（四）美国对台不支援，实因对蒋介石有意见，对李宗仁则无意见。并要黄至香港代其面陈一切。

黄又于1月18日函告台北洪兰友、黄少谷：“美国当局秘密对人表示，如蒋离台，则美不特接洽军援，且可派海军援助。”蒋见此函，深受刺激，反应亦极为强烈，他愤怒地表示，决不离开台湾一步，声言在台***到底。

自此以后，蒋、李关系更加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