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要党员们打破个人权利地位的观念，一切精神和力量都集中于党的改造，“使党真正能起死回生”，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共，蒋氐强调要调查研究，不能再一味地总认为他们“买空卖空和毫无力量”。蒋认为中共愈来愈壮大，中共整个的力量“已增加了好几倍，他们斗争的方法和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而反观他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无论组织训练、宣传或调查，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了退步。蒋进而又认为中共的力量和技术足以消灭他蒋家的党和天下。他说：“单就他们斗争的方法和技术而论，他们实在已经成功，他们的力量实足以消灭本党。……因此，我们今天如果还是蒙着眼睛不看他们真实的内容，而武断地说他们没有力量，并不可怕，以为打倒他们是很容易的事，实在是最大的错误。

但他又认为中共“是用原始时代最野蛮的精神而配合着现代最进步的科学方法的组织和纪律”，来向他蒋家的党和军队进行斗争的。而他自己的党的精神则“是不革命的，消极的，毫无斗争性的。所用的方法又是不科学的，无效率的，散漫、松懈，无以复加。”

他的党和政府大厦支柱已空，已经倾倒在即了。任何决心，也是无济于事的。蒋此时已无回天之力，只有失败一途。

蒋号召其党员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他的国民党员自执政以来，从不交党费，现在蒋也学着中共，要其党员缴费，党的经费，今后自给自足。再者是要党部办事人员研究法令。他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纪律严明。他说：“共产党就完全与此相反，他们下级党部奉到上级命令，一定要遵照执行，尤其对于他们中央的宣言、决议、政纲、政策，基层党部接到之后，一定要召集所有的党员举行小组会议，切实研讨，并分配任务，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以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言论、行动，莫不受其党的指挥和领导，而与其政策相符合。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整个战斗体，原因就是在此。”因此，要求他的党员们为消灭中共而一定要养成研究和遵守法令的习惯。

话锋一转，他居然说道：“五年一定可以使我们中国走上现代国家的道路，一洗今天的耻辱”。

他还要“澄清吏治，根绝贪污。”蒋承认“现在我们中国的政治，最为外人所诟病的，就是我们政府的贪污和无能。”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员在接收中，大搞贪污活动，霸公产为已有。例如：北平敌伪房产为一万四千余所，加上各县伪房产近二万所，但接收大员却只上报接收三百八十余所，余者尽为官员私有。南满铁路在沈阳之房产为一千二百栋，却只上报两栋。又蒋之九十四军军长牟庭芳在天津私吞敌伪物资两千万元。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私吞一千余栋房舍，八九百辆汽车，万余条黄金，还有珠宝等。上海市长钱大钧则私卖敌伪物资四十二亿元。蒋介石却说：“钱大钧贪污成性，不址道也。”他视贪污如儿戏，不加究办，甚至一笑了之。

这些贪污财富均进入私人腰包，存入外国银行。

1946年7月，蒋介石为整顿接收中的贪污行为，特组织了“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共分七区十八个组，分赴各地。上海市揭发信达四百余封，平津地区达一千三百余封。清查两个月，即查出不少贪污案件，9月份揭发出一批共贪污五十亿元，耕地千余亩，乳牛千余头的贪污案。9月30日，《解放日报》又公布一批贪污案共为四百三十亿（法币）元。为此，蒋又怕丢人，现眼，便叫清查团不要发表告发案件，以免影响政府官员的威信。所以大贪污案均不见报。又例如钱大钧案，最后改成为“蒋主席批准的”不了了之。

此外比较大的案予有1946年4月间湖北省主席王东原包庇贪污、失职案。1947年1月的盛世才贪污案，1947年4月李品仙贪污盗坟案等。对于这些案子，蒋介石均不许深究，只是“申诫”完事。结果贪污之风盛行，政治已不堪收拾。

恶性通货膨胀

抗战胜利后，民贫国困，本应休养牛息，和平建国，然而蒋却火上加油，点燃了更大的内战之火，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其于中华民族，难辞其咎。

蒋的内战耗费，军费一项，就占全年总开支的80%。1947年，蒋之围民政府全年收入为十七亿元，而军费开支高达一百亿元左右：此外八十三亿元赤字，全“靠印刷机来弥补”。通货焉能不恶性膨胀！

1945年10月，有两个印票厂，共印票二千六百万张，值法币五百六十亿元，已超过重庆时期七倍的印钞量。1945年底，则印行钞票十万零三千余亿元，为抗战前七百三十七倍。1946年上半年之前五个月内战经费85%靠印刷机来供给。7、8两个月，每月印钞票一亿元；9月份印钞票二亿元；12月份上海印钞厂每日印钞二百三十余亿元。蒋因国内印钞和供应不上，又到美、英两国去印。到1946年11月19口，运到上海之钞票已有万箱以上。到1947年，上海已有五家大印钞厂。日夜不停地印，每分钟印出一千六百万元。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量已达一千二百万亿元。

因此，物价飞涨，无法控制。1945年7月，上海大米每斤法币十二元；小米每斤六元；玉米面每斤三元。1946年1月21日，大米升为每斤一百八十四元；面粉一百九十六元；小米六十元；玉米面六十元。2月22日，大米又涨至四百八十元。到11月份，公教人员薪金补贴尚不到抗战前的一千倍，而生活指数已达战前的二十万倍；物价上涨为三百九十万倍。如此状况，国家再也无法维持了。

又如，法币一百元，1937年可买两头牛；到1938年只买一头牛；1941年只买一头猪；1943年就只买一只鸡；到1945年，只能买一条鱼；1946年只买一个鸡蛋；至1947年只可买三分之一盒的火柴了。

曹聚仁教授说：抗战胜利初期，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十分之一，合十五块银元，至1948年，只合银元五、六元，不到抗战前女工工资的一半。

美元与法币比率为一元美钞等于三百元法币，到1946年12月已变成一美元等于五千七百元法币。

就这样，政府不动声色，就把人民手中的财产夺走了。人民焉能度日？又焉能不怨恨蒋氏和他的王朝。

在美国顾问杨格献策于蒋介石后，蒋命行政院于1946年3月决定实行开放外汇市场，规定外汇牌价。同时由中央银行公布黄金买卖办法。以库存黄金向上海抛售。从此以后，直到1947年2月停售黄金之间，上海黄金市场日益上涨。10月份以后，上升得更多。蒋决定抛售黄金，是为了以黄金收法币，维持军费开支，并等待二十亿美元贷款为后盾。

蒋对宋子文说：“因为时局紧张，前方百万大军的饷给重要，职是不准辞，办法由你想，黄金能用到哪一天，用完再说”。

当抗战胜利后，国库存五百几十万两黄金，七亿美元外汇，此外还有美国据1942年援华协定偿还的军费一部分。如果不打内战，蒋之财政尚可以逐渐好转，80％左右的赤字亦可以逐年减少。但内战一打，蒋的经济便走向崩溃。

为此只好抛售黄金。

1946年1月至3月份，黄金价格每条最高价格为一午九百四十千元；最低价格为七百九十五千元。到12月，则最高价为三千七百十五千元；最低价格为七百九十五千元。

1947年2月初，黄金告罄（尽）而二十亿美元仍无音讯，中央银行只得停止抛售黄金。但在停售之前一个月中，黄金价格更飞速上涨。1月4日，最高价格为四千五百八十千元，最低为三千九百五十四千元。到2月13日，黄金每条最高价格为七千八百千元，最低为六千七百千元。2月15日，中行正式公告停止抛售黄金。停售以后，黄金便转为黑市买卖。

在抛售黄金期间，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宋、孔等大财团，便大肆抢购黄金，工商部门的cc分子，江浙财阀们也大量抢购黄金。他们除了拿出自己的钞票外，还嫌不足，又到四个银行贷款，仅在1946年12月初，四行总联络处就放出了五百六十亿元“生产贷款”。因此黄金价格陡涨，美元价格也大涨，物价更因黄金、美钞大涨价而飞涨。在物价上涨起了煽风点火作用。在此黄金抛售中，这些官僚资本家，抢购了大量黄金存入国外，大发横财，而中小企业也因争购黄金，而停止了生产。

蒋之国民政府，在物价继续飞涨中又心生一计，于1947年2月16日公布《紧急措施方案》，规定黄金和外币不得在国内流通。都市实行配给制。根据此方案，又规定了《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十条。其中心的一条，是“禁止人民携带黄金”，此外，就是禁止以黄金代替通货，把黄金价格又定在抛售黄金以前的低价格。凡违反规定的，把黄金一律充公。为此，上海又成立经济监察团，团长由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担任。该团以检查为名，对持有黄金、美钞商民进行掠夺，并鼓励“告密”，又以“违法”之名，将商民购得之黄金、美钞尽行没收。仅十天中，就没收黄金二十多万两，美钞一百二十多万元。参加这种掠夺的人，有宋子文系和参政会、立法院、监察院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部分人。这是又一次对广大人民的残酷掠夺，迹近劫盗。

在此次抛售黄金中，发生了詹连生、林风苞、杨仁安等百万黄金贪污案。詹判十二年徒刑；林、杨判七年徒刑。但马上又以“保外就医”而逍遥法外了。案子到此为止，上海监察团再追问宋子文，宋就指出抛售和停售黄金，均由蒋介石决定。他说：“主席是国家元首，所以由他决定行事。现在责任落在宋某身上，我反正是奉命行事，我的能力不行。已经向主席提出辞职，一切听上面决定处理。”中央监察院为在舆论面前交账，遂向宋子文提出弹劾。蒋当然对他进行庇护无疑。

蒋介石也当然不会公开承认他干预过此事，但他批示：“并无其事”后，又说：“事到如今，有何办法？”

于是准宋子文辞职，令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宋子文于抛售黄金时期，侵吞了中央银行十亿美元外汇和几十亿美元剩余军用物资。因此中央监察院又第二次调查宋案，并第二次弹劾宋子文。但因蒋介石的极力庇护，这第二次弹劾又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宋子文仍然当其广东省政府主席。

蒋打内战的开支，使蒋收不敷出，巨额赤字，已是沉重负担，加上贵族官僚贪污，大量金银转入私库，则财政赤字更大，而完全依靠美元，又不可能。因此，通货膨胀，经济日益恶化。蒋介石也因此而失去国统区人民的拥护。

金圆券危机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为平抑物价，以总统身份颁布《财政紧急处分令》，实行金圆券币制。令曰：“这个方案，是王云五财长提出的。”

“限期收兑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本令由蒋中正、翁文灏、王云五签发）。

同时规定金圆券发行办法。其中规定金圆券每元含纯金量为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有壹元、伍元、拾元、伍十元、壹佰元五种。另发辅币壹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五种，以铜、镍、银分别铸造。亦由中央银行发行。

金圆券一元合法币三百万元，东北流通券以三十万元合金圆券一元。自本年11月20日以前无限制兑换。兑换期间，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按以上比率流通使用。8月19日起，公私记账，均以金圆券为单位。

此次发行金圆券以40%之黄金、白银和外汇，另有有价证券和国有事业资产为“十足准备”或“根据”。发行量为贰拾亿元，按月发行，当金、银、外汇等不足时，不得继续发行。

黄金按纯含量，每市两兑给金圆券二百元，白银，按其纯含量每市两兑给金圆券三元，银币，每元兑给金圆券二元，美钞每元兑给金圆券四元；其他各国货币照中央银行外汇率兑给金圆券。规定于8月30日（后改为三十一日）前开始收兑。

关于人民外汇登记法，是依照国家总动员法第三条第九款规定，指定外汇资产为国家总动员物资之一。这是对平民外汇的掠夺。

自颁布《紧急处分令》以后，蒋介石每天晚上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通长途电话（上海）一次，询问收兑情况，蒋在上海收兑黄金约一百十多万两；美钞三千四百多万元以及大量港币、银元、白银等。

如为稳定物价，此种方法未尝不能奏效。但是蒋的同库空虚，内战耗损浩大，赤字有增无减。而囤积居奇之风又不能抑制：金圆券只得又走法币老路，通货继续恶性膨胀。

国库收支情况如下：1944年：岁入二千三百五十余亿元；支出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九亿元。军费占6568%；中央政务支出占1488％；建设事业占1410％……。

1945年度，岁入为二千四百三十余亿元；岁出为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亿余元。赤字为一万余亿元，百分比为81％。

1946年收入为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亿余元；岁出为五万五千六百匕十二亿元，赤字为四万三千余亿元，百分比为75％。

1947年：岁入为十三万亿余元；岁出为四十万亿余元，赤字为二十七万亿余元，百分比为78％。

1948年预算为：岁入五十七万余亿元；岁出为九十五万余亿元。赤字为三十七万余亿元，百分比为38％强。但是这只是预算。只要内战一天不停，赤字的绝对值，就会迅速增加。

另外，赤字比例可能通过加强搜刮人民血汗有所减少，但是赤字绝对量则从一万余亿元，增加到三十七万余亿到四十万余亿兀。

由于金圆券不能同兑或回笼，又以国库金、银、美钞为准备和保证，与社会生产和实物脱离，致使金圆券与金、银之牌价，上升为市两五千元到九千元以上。这一切都仍须借印金圆券的机器解决。加上官僚、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物价仍继续飞涨。《中央日报》1949年1月19日社论对此特别予以说明，论云：

“八·一九”到现在不过五个月，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遭受极大幅度之波动，好像隔了一个时代。五个月以前，以法币论值的日用品，如上熟米每市石一千八百万元，合金圆券六元，岗炭每挑二百四十万元，合金圆券八角。现在呢？上熟米每石四百金元；岗炭每挑八十金元。差不多涨了七十倍到一百倍。其他百货价格变动的幅度更大得惊人。”

由于物价猛涨，连总统府的卫兵，也活不下去了。一个卫兵的月薪，还不够买一双草鞋。因此有人说，蒋失败于军事的，不过十分之一，而失败于经济的则为十分之九。

由于金圆券无法抑制物价上涨风潮，于1948年11月，又颁布了《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又准许人民汇兑黄金和白银、美钞，并开放金、银外币限价。至1949年1月17日停止收兑黄金、白银、美钞前，黄金每两已上升到金圆券六千到九千元。因此，蒋介石的货币改革完全失败。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有比较直接的评论：

“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法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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