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在前线，于1919年2月12日，写了《废督裁兵议》，提倡军队为国家之军队，主张全国设一个“军政检定会”监督军政。凡军事诸设施，须由该会认可以后，陆军部咨请国会表决，而后由陆军部执行。他说这可以使“人民有参与军政之权，而兵权不为武人所专擅”，蒋此时很有些民主主义思想观点，也真心诚意地反对武人专权。但当他掌握军事大权后，就比北洋军阀还专权，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悲剧。当时，他也只是以此为反对军阀专权的权宜之计。

蒋于3月5日又请假回上海。到上海后，多次向孙中山求教。这时蒋母带病到上海看蒋，母子相见，分外亲切，蒋亲自侍奉汤药。不几天蒋又返同前线。蒋于返回福建前线前夕，向孙中山辞行，回寓后，在母亲面前盛赞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于27日辞别母亲启程。临别耐，他母亲向他提出两点要求：一、每年回家探望一次。二、“在军中用人最宜小心。”蒋以后用人惟忠，或与此有一定关系。

同年（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天安门，火烧赵家楼，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发起“五四”运动。这时，蒋正在福建前线指挥作战，不久又奉母命接妻毛氏到鼓浪屿同住。

这期间，蒋因自己工作不顺利，正闹思想情绪，于6月21日向邓铿写信（邓担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其大意是表示自己愿闻已过，并说明了他的第二支队的内部困难情况。这困难是：一、“不能自选兵将，又不能如意整顿革新”。二、支队成立之初，“旧人难觅，人才缺乏，内部官佐半系狗尾续貂”。有此种种困难，仍不免有人求全责备，真是使蒋感到太过份了。他感慨道：“三代以下，无直道也”。希望邓对此能予理解。最后又向邓提出意见，希望他不可待人太严苛，不可疾恶过甚，泾渭太分，然后又搬出老子和子路的名言为据，希望邓能闻过则喜。他说：“老子以谄谀我者为贼；子路人告之以闻过则喜。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愿我辈互相警戒，互相勉励，则寡过之道，为善之机，胥在乎是。……”

此间粤军和浙军士兵之间发生了冲突，蒋部下丘耀西统领被浙军士兵殴打，浙军士兵死伤各一。蒋很生气。于7月9日，蒋又致信邓铿，倾吐郁闷，提出辞职。他说他于本军供职已经一年，虽一再受人指责，也忍辱负重，不肯辞归：“自永泰退回，……卒至诽谤交作，雌黄沸腾”，“睢当时予天君泰然，神明白若，此心此志，可质鬼神，故乃忍辱负重，含羞抱耻，示其大度，以冀万一之补救，尚无辞退之决心也。”

蒋能在军中忍耐一年，甚至在“诽谤交作”中也不辞职，并希望有所补救，应当说是比以前有所进步。但他最后还是辞职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感到，他再呆在军中也无法有什么补救了，无能为力了。

于是在当月（7月）12日，蒋上呈辞职书。上书后，他倒心境泰然了。在寄庐怡然自乐，并自语日：“幽境高蹈，啸歌自适。夜间月白风清，衣襟俱爽，较之在军中有天堂地狱之分。”是日薄暮，往登郑成功古阅操台，仰暮其雄风不已。同时蒋准备筹办游欧美旅费，欲于欧美留学三年，以增长学识。8月7日，孙中山正式辞去军政府政务总裁职务。这自然使蒋心情沉重。9月5日晚，蒋沿海滨散步，感国事而赋诗日：

“明月当空，晚潮汹汹，国事混蒙，忧思忡忡，安得乘宗悫之长风，破万里浪以斩蛟龙。

这诗很有气魄，似仿曹操的《观苍海》。

随后，蒋携家眷离开鼓浪屿，满怀忧虑中赴沪。10月3日于上海叩见孙中山，表示了出国留学之意。孙中山则挚意挽留，不许其出国，并对他说：“为了重建革命政党，必须要有军事方面的助手，如果让你远游欧美、长期留学，对革命阵营来说，实在是很大的损失。”

这年10月10日，孙中山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蒋于23日在上海再次谒见孙中山。见后并对人说：“见中师垂爱与施教殷勤之状，不禁□汗盖恐难副所期也。”25日，蒋奉孙中山之命，携孙中山致日本友人的信件登轮赴日。探问犬塚病况。途中思念国事，不禁依栏长叹日：“身世浮沉，恍然若失，即使倾尽东海之水，也难洗我愁肠！

28日蒋抵神户。次日晚抵东京。30日上午，山田菊地原来看蒋介石。下午代表孙中山探问犬壕胜太郎病。31日，赴横浜。11月1日，于山田纯三郎家午餐。然后访问萱野长智、头山满、秋山定浦、森福等人。对头山满特别佩服其安闲襟怀。3日，继续访友，并吊丧和游览书肆。

11月5口至8日，蒋参观了日比谷公园和上野的菊花大展。据说，蒋最喜欢黄菊花。他在东京旅行时，还写了两篇文章于《星期评论》上投稿。该刊为戴季陶创办。蒋的两文为《世界各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政府的手段如何》和《打破外交的迷信向题》11月11日，到京都参观伏见桃山的明治陵和宇治川。这两个地方也有丛菊盛开之景。

11月9日返上海，接到陈炯明派人送来请其回粤任原军职的信，蒋未应从。21日蒋迁居于法租界贝勒路369号居住，和孙中山一同度过了1920年的新年。这期间他重读了《胡文忠公全集》、《曾文正公家书》、《春秋》、《陆象山全集》、《历代通鉴辑览》、《聪训斋语》、《政治学大纲》、《军事常识》、《日本军制学》、《俄国革命纪》、《经济学原论》、《国民经济学原论》、《新记》、《易卜生记》、《托尔斯泰人生观》、《欧洲地图》、《大演习战况地图》、《新潮》、《新青年》、《东方杂志》等书并请孙中山给写了“静、敬、淡、一”条幅当成座右铭。本年1月27日，蒋母带病到沪看蒋。蒋每天奉侍汤药，并陪伴榻旁，闲话家常，为母增乐。3月1日，母病体似见好转，即送母返奉化故乡。

应陈炯明之催促和孙先生的劝说，蒋又于13日回福建漳州的粤军司令部。并制订作战计划。旋因同僚不和和患神经痛，往鼓浪屿静养一时，又返上海。接着患伤寒，乃入上海筱崎医院，其母又扶病到沪。蒋病愈后再照顾母亲约五十余天。母病好转后，蒋又于7月8日回闽供职，仍驻鼓浪屿。8月5日又接电返沪。7日谒见孙中山。孙中山令其于游俄、去蜀、赴粤三者任选一地。蒋经考虑后愿去四川。后经廖仲恺力劝，又改取赴粤。30日启程，10月3日到达广东，出任许崇智军前敌总指挥，具体制订作战计划。这时，许崇智、陈炯明已自漳州回师讨伐桂军近两个月之久。蒋于此时期，却往返于奉化与上海之间，未曾参战。29日蒋助陈攻克广州。同日孙中山自上海对蒋写信嘉勉。同时也对他提出批评，说他太专横暴戾，如同君主：

“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之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性刚而疾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员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孙中山于此信中对蒋的任性和负气不凡，稍不如意就拂袖而走，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和直截了当的批评，叫他不要像个专制君王，有言必依，不许违背。不要疾俗太甚，应有容人之量，更要为王义、为党而牺牲个人所见。真是语重心长，期望殷殷。并说明自己对部下所要求的，也只是在主义和政策上要服从他，并不是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要大家绝对服从。

蒋接信后，其盛气凌人的虚荣心，受到损伤，极为恼火。便以与副军长张国桢不和为理由，于11月4日向许崇智辞职。日回到上海，并留书陈炯明，大发牢骚。信日：“凡人当上不信任，下不服从之际，同事者复相疑忌，相倾轧，是更足短士之气，而却公忠之步也。……此次奔命，实以执信之死，而激成同仇敌忾之志，并以粤局飘摇，引起我舍已从人，维持本党之责任，自以为竭愚尽忠，一秉至公，无丝毫自私自利之心，溶于其间也。”到上海后，蒋马上又给陈炯明写信，再次指责陈在作战中不信任他，不用他的策划，因而他不能容忍，故而辞职。他说：“中正主张以右翼军出北江，左翼军出西江，中央军集中省城，以资震慑。而此置肇庆要地于不顾，反以中央军派遣北江，名为掩护右翼回攻四会，而实则已不信任中正之处置矣。……如果信任中正，亦决不多此一举。”

上北伐意见书

1920年，苏联派维经斯基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同年秋，维经斯基又会见了孙中山。第二年（1921年）12月23日，孙中山在广西桂林接见了共产国际的东方局负责人马林。马林建议孙中山与苏俄、中国共产党结成密切联盟。孙中山对此表示考虑，并说明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立场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

蒋氏于1920年11月12日在上海晋见孙中山，报告广东情形。翌日，许崇智因蒋辞职，含忿到沪，谒见孙中山。蒋闻讯躲开，于14日回到奉化故乡，游山玩水，自我消遣。23日于雪窦寺写诗鸣志，大有退隐之想（见前），诗最后一句“功成身退莫迟迟”。

蒋又于12月16日，移住于奉化县城。25日戴季陶到奉化见蒋，激烈地批评蒋太任性使气，脾气太暴躁，一触即跳，并且不容蒋氏回言。蒋气得更是火冒三丈，与戴大吵一架。戴于奉化住一日后，仍回上海。蒋也伴戴到沪。同日，孙中山离沪赴粤。

29日，孙中山通电恢复军政府。同时选定内政（孙自兼）、财政（唐绍仪）、交通（唐继尧）、陆军（陈炯明）、外交（伍廷芳）、司法（徐谦）、参谋部（李烈钧）各部部长。30日，任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

这一年里，蒋介石除学俄语外，又读了如下一些书：《中国哲学史》、《世界大战史》、《军制学》、《经济学》、《杜威讲演集》等以及欧洲、欧战、我国西北各地地图。同时也读《唐·宋小诗》、《水浒传》、《儒林外史》借以消遣。继续《通鉴辑览》；读到关于唐朝藩镇之乱时，廖仲恺特别给他进行了讲解，他认为讲得很好，使他更加明白清楚了。于是得一体会，认为读书不可无友。此间，蒋又抽时间给其长子经国亲定课程，请王欧声为家庭教师。其次子纬国，则派人送奉化县城培本幼稚园。

同年又给经国写两信，引用顾清廉的话，说经国“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并为之“略慰”云云。又教经国听奶奶和母亲的话，连走路、说话，“均要稳重，不可轻浮”；在学堂“要静心听讲，细心领会，务求明白”；并强调“总以烂熟为度”等等。蒋写一般信时往往很长，内容也前后重复；其在军事方面的上书；也常常如此。他的文风就是随想随写，写到何处是何处，可谓文思滔滔，而倒漾不绝。但在写家书方面，却从来简明扼要。

蒋对自身的学习抓得很紧。每年都读不少书，也坚持学习英文和俄文，尤重英语。他所读的书中，以历史，尤以中国古代史为第一位；以军事为第二位，地图集之类为军事书的附属读物；经济为第三位；哲学为第四位；文学著作为第五位，主要是为调节神经。至于政治著作，他主要抱着《大学》、《中庸》和王阳明、曾国藩的书不放；民主主义的书是根本不读的。

第二年，蒋又回到家乡居住。于1月10日呈上《军事意见书》，共十条。

十条意见的丰要内容是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以东北为目的地。此为其当时的北伐大纲。北伐路线则主要为三条：（一）四川派军一部出兵西北。而四川主力则东进湖北，再北上京汉线。（二）广东军平定东南后，再沿津浦线北上；再分兵一部，白海道北上秦皇岛。（三）如川军不能东出湖北时，则由湖南军队沿京汉线北上。

1926年6月北伐先遣军湘军和桂军，就是走的这一条路线。只是当时蒋未想到李宗仁桂军和湘军同时北上，而且桂军成为北伐军的一支劲旅。

蒋之人生观

根据蒋自己的说法，他的人生观是在1914年读了《大学》一书后形成的。那时他二十八岁。他在《大学之道》下篇中说：“我也是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对我讲过火学之道，才知道这部书是一部最有价值的政治哲学。将其彻底研究后，我更体会到这部《大学》，亦是一部最有价值的军事哲学。后来再不断研究，就觉得其中每一句话，都有深切的道理。于是我的人生观乃由此建立，亦可以说我的革命人生观，在二十八岁时就确定了。”而读后之最大心得，乃是“先发制人”。他自己说：“后来（1923年）我将研究的心得，作了一幅对联，请总理看，当时总理就替我写了这幅对联送给我，这就是“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始生之处”，“初动之时”，均是说在事物和意向刚刚萌动时，就要研究和处理。这是其思想方法和处世哲学，也是斗争哲学。他称之为革命人生观。当时蒋尚不解康、梁的进步思想。因此，蒋对王阳明和曾国藩的书最为爱好，也最迷信，而对于西方民主主义的书，乃至康、梁的改良学说，均无兴趣；至于三民主义，他只不过以民族主义而待之，根本不知民权为何物。

所以他在日本读的书是王阳明和曾国藩等人的著作。毛思诚之《蒋表》1914年条，曾记述蒋的思想根底，他说蒋的“军事学即以巴尔克战术为基础；政治学则以王阳明、曾文正二集为根底也。”《秘录》于本年亦有类似记录：“这个时期所学的曾国藩的精神，其幼年母亲采玉的教导和在此学到的王阳明的精神，为其以后终生的精神食粮”。《蒋表》还记载了他对王、曾的著作手不释卷，但却无一处说他读孙中山的书手不释卷。毛云：“尤喜读王阳明、曾文正、胡文忠三集、手未暂释。”这是1914年和1915年的情况。这时，《大学》、《中庸》两书，还可能居其次。

蒋从此开始，在哲学上是王阳明的主观唯心沦，在政治上是曾国藩的自强自立的洋务主义。他在行动上虽参加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实质上却只是追求富国强兵，为建立个人功业而奋斗。

他的主观唯心论和个人奋斗意志，首先初发于幼年的母教与其母子的孤苦奋斗环境。正如他自己所说：“欺凌胁迫，靡日而宁。……教以刻苦自立之道……吾母惟一乘自信之坚，以再造吾家为惟一之责任。又尝谓，艰困危厄，世所恒有，而自立自强，必当尽其在我。故家愈艰，而礼法不可不饬，门祚愈薄，而志气不可不坚：孤寡弱小之赖以自存，舍奋勉自立，刻苦自强，更无他道。”

其次，奉化地区，自南宋以来，就出了很多理学之士：“奉化于赵宋时多理学之士，委员长自幼言学，即先审视而后文艺。以正心诚意修身为本，以立道据德依仁为行，……以礼仪廉耻为政。”顾清廉就曾对蒋传授义理之学。

对王阳明心学著作的研读，使蒋以后成为一个主观唯心论者。王阳明说：

“格物者，格其心之物”

蒋说：

“要知道天下万事万物都由诚心所生，都靠诚心维系。如果一念不诚，则万物皆假。”

这都是主观物心论。诚即物，物即心，心即物，尢心而无物。

在政治上，蒋主张自立自强，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以《学》、《庸》为其根本政治理想。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之本，乃是“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必格物致知，而达于“诚意”。“诚意”而后心正。“正心”与“诚意”则为修身之本。修身而后齐家治国以平天下。这是“白天子以致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大学》的治国之道。而蒋则以此为准绳。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