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了“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向华清池行进，要向蒋直接请愿。蒋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在华清池的张学良：“学生如不听话，可以用武力制止”。这个命令，是蒋又一次血腥镇压爱国学生的杀机，为张学良所亲自听到和受命，对张的震动极大。他不得不迎头赶向前来的学生们沉痛陈词，阻止学生到华清池。但学生们万没想到这位蒋委员长，竟下了杀戮的死命令，不听张的劝阻：最后急得张学良，不得不对学生们慨陈决心：

“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情，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你们请回去，我保证一星期之内，达到你们的要求。”学生们这才返回。

第二天（12月10日），张学良对其心腹幕僚表示了兵谏的想法。他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坚持错误到底，非强制不能扭转”。并明确说要把蒋“抓起来！逼他抗日”。当时有人提醒他，即使蒋答应抗日，以后也不利啊！张则说只要抗日，就有办法，不必想那么多。其实，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不能不发，至于个人后果，张尚未料到是终身监禁，杨也未料到定遭杀身之祸。

杨虎城这时也已同意张学良的兵谏决定。

为实行兵谏，张学良把亲信旅长唐君尧于11日自平凉调入西安，令其率孙铭九特务团具体执行华清池捉蒋任务。当晚，唐到家里对妻子撒了一个大谎，说师长今晚打牌输急了，不许任何人回家，要打一夜的牌，叫家里放心。

杨虎城则负责城内任务和扣押各大员。张的卫队在灞桥接应。11日晚11时，张学良于金家巷一号楼会客室宣布捉蒋计划。并以杨虎城的新城大楼为兵谏总指挥部。12日凌晨2时，开始兵谏行动。5时蒋正穿睡衣作床上运动，闻枪声后，便想由后门逃走。因后门锁着，只好翻墙而过，正好坠入墙外深坑中，摔坏腰椎，疼痛难行，便由蒋孝镇背着，迅速向东，爬山而上，经半小时登上顶峰。当确知为东北军的行动时，蒋便下山回华清池。行至山腰处，不料又陷入一个洞穴，穴可容身，蒋就趁势躺下，暂定惊魂。

当队伍找到蒋镇孝时，始知蒋在此山腰处。孙铭九便派人搜寻。当找到这个洞时，有个士兵要向洞中开枪，班长陈思孝马上制止。此时蒋怕开枪，乃高声说：“我就是蒋委员长”。还说，“如你们把我当俘虏，可把我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陈即大声报告孙铭九“蒋委员长在这儿啊！”

这时蒋穿一件古铜色绸袍和白色睡裤，脸色苍白冻得索索发抖，从山洞里钻出来。这时，孙对蒋执礼甚恭，请其下山。一会儿唐君尧来到，特向蒋敬礼，说明兵谏目的，劝蒋不必难过，到西安商谈抗日大计。蒋就问唐：“你是谁？”唐立即回答。蒋一面听，一面沉思。随后由唐挽扶着，怕蒋看见卫兵尸体，自华清池墙外下山，到华清池大门口，唐即陪蒋上车返回西安，送蒋到新城大楼。一路上唐向蒋不断解释兵谏目的。蒋则静默不语。

蒋的随员：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调元、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也被扣于西安招待所。钱大钧也自华清池押送西京招待所。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被处决；邵元冲因于城内住处跳墙逃跑被当场打死；刚到西安的蒋百里，也被一起扣起来。

捉蒋以后，张、杨立即以“八大”主张通电全国和向中共中央电告兵谏之事。

八大主张的丰要内容是：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和七君子；保障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蒋住入新城大楼后，拒绝与张学良谈话，态度倔犟，甚至于捂着耳朵，不听张说话。张则说此举为抗日救国不应拒绝交谈，就是敌人，也有谈判余地啊。蒋则生气地说，“敌人尚有何话可说，我决不向叛逆屈服。”

张学良听见蒋骂他为叛逆，非常恼火，就说他的主张代表人民的意见，“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如果国民赞同我的主张，就证明我代表了人民公意，那么就“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我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总之，张要蒋认真考虑，不必生气和性急。

蒋听张要交“人民公断”，更为恼怒，立即质问张学良，你要民众赞同你，那是妄想！你叛逆也能“称革命乎”？接着又进一步威胁张学良，要他反省，并说“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之地矣！”

张学良更年轻气盛，一听此言，顿然改色：“你还如此倔犟！”蒋马上反问张学良：什么叫倔犟？你小子知道什么！我代表四万万人民的品格和中华民族的正气；正气怎么叫倔犟呢。你如有勇气，就立时将我枪毙好了！

张听此言后，略加思考即对蒋说，你真地没有考虑余地？那我就走了。蒋则紧接着说：走你的罢！

这场争吵暂时结束。

12月12日这一天，杨虎城的部下孙蔚如曾向杨建议逮捕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但杨虎城极重信义，坚决不背叛张学良，对孙的建议予以婉拒。这天晚上，杨虎城的参谋长李兴中又接到一封匿名信，说是有人要营救蒋介石。张知道后，便决定将蒋移驻高桂滋公馆，脱离开西北军。但蒋介石却以为真地要枪毙他了，抵死不搬，并用被蒙上头，对刘多荃、孙铭九等说，“我是兼行政院长，……这是公家的地方，让我死在这里吧！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

14日端纳见蒋，说明详情，又呈上宋美龄的信后，蒋才心中有底，才同意搬家。

宋的信，主要是暗示蒋同意团结抗日，以早离险境为要。蒋从中知道张学良、杨虎城确无相害之意！便放下心来，但并未悟美龄真意。

西安事变后，苏联站在反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立场，骂张学良为叛逆，《真理报》说张投机，假借反日为名，促成中国分裂。《消息报》说张学良破坏反日力量的团结。奇怪的是苏联和日本裕仁完全站在了同一立场。日本政府说什么国民政府如果在抗日容共条件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坚决反对！

蒋当时并未抗战，而是正在积极“剿共”，苏联对此，不是不知，何言扣蒋则破坏抗日团结呢？如从而逼蒋抗日，不是更有利吗？如果不是此后团结抗日，红军在陕北的力量将处于危险之中。

何应钦闻蒋被扣后，于16日发兵进攻陕西，同时派飞机轰炸西安。这时端纳已由西安返京，宋美龄又请端纳返回西安，劝蒋下手令给何应钦，停止轰炸西安三天。蒋写了手令，由蒋鼎文送往南京。18日晨停止轰炸。

中共中央得知蒋被捉后，从情感上实有杀蒋之心，但考虑到斯大林14日告联蒋抗日意见和国内现实情况，于次日派周恩来到西安帮助张学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一直是拥蒋抗日，当然不同意杀蒋；西北军和东北军之激烈分子则多主张杀蒋。杨虎城虽也同意了放蒋原则，但心中始终疑虑重重！放蒋原则于12月18日正式确定下来。

宋子文和端纳于20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即向宋子文正式表明：只要蒋答应八大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三方一致同意放蒋回南京。

宋子文见蒋，交上宋美龄的第二封信，信中言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将看罢信文，不觉潸然泪下，甚是伤感。接着蒋就装模作样地写遗书给宋美龄和蒋经国，托宋子文代交。

当谈到八大主张时，蒋仍坚决拒绝，并要南京进兵陕西，救他出险。宋子文无奈又于21日返回南京搬兵。蒋在宋告别时，告诉宋，如五日内进攻西安，他的生命尚有希望，并叫宋美龄切不要来西安（反语，真意是要宋美龄来）。

次日，宋美龄兄妹、端纳和戴笠等一同来到西安。蒋看见宋美龄，就哭将起来！又说今天看圣经时有“将令女子护卫男子”的语句，你今天真地就来了！

宋美龄当面告诉蒋，以先脱身回南京为第一要务，回南京后，再言其他。蒋这才领悟了宋美龄第一封信的天机，于是答应以口头允诺方式，实行张、杨八大主张的精神。最后又将八条归结为六条，内容和八大主张大致相同，惟增加了肃清亲日派，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等条款，作为谈判基础。

宋子文兄妹代表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对谈判条件大体都予以通过，其中有改编红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军饷数目规定。红军军饷每月为五十万元。

最后归纳为六项和五项两文件。由蒋口头应允。五条件中有对参与西安事变人员“一概不究”字样；还有红军改编，由张学良负责的规定。张因此更大胆放心地送蒋回南京了。

24日达成协议。同日周恩来见蒋介石。周第一句话是：“蒋先生，十年不见了。”蒋则十分尴尬，寒暄而已。

25日下午4时，张学良送蒋启程回南京。26日中午12时回到达南京。

蒋一到南京，除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条件未推翻外，对“概不追究”一条完全推翻。马上扣押张学良，继而将张审判，先判十年徒刑，蒋再请求赦免，交军委会监禁终生。对杨虎城，也先予以免职、后则监禁，最后于1949年9月刺杀，连妻儿也未放过，观此，亦知蒋氏无信义，胸襟偏狭之至。

1937年1月，蒋介石停止“剿共”。并开始谈判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1月31日，蒋指示红军每月军费为二、三十万元。番号仍旧。到2月8日，蒋又指出，如要统一军队，中共不能再宣传共产主义，而要共同实现三民主义。对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又特别指示，仍以《孙越宣言》为根据，强调中国不适合实现共产主义，而应实现三民主义。中共表示如政府坚持原谈判条件，则中共停止武装暴动；改苏维埃为中华民国政府特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领导；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但2月15日，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根绝赤祸案》，其内容重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同时认为红军要向中央投诚，而不是统一改编。

蒋对中共的态度，根本上仍未改变，只是策略问题。他在2月5日的日记中就说：“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3月6日，蒋又对日使川越茂说：“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

基于此种思想，蒋是坚持禁止中共宣传共产主义的，并制定多种“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更对中共发动多次武装进攻。故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再次发动内战，便是必然的了。

因此，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只是将“先安内而后攘外”改为斩停“安内”之策了。

但蒋的抗战决心，则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最后坚定下来。

以后，蒋介石对这个策略的转变，深感遗憾。他认为西安事变是一大挫折。他说：“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毁于一旦。”

战前的建设

蒋于战前，以所发行公债十九种作为建设资金，完成了交通、通讯等方面若干建设。

铁路：一为修建新路；二为旧路整修。自1935年开工修路，先后修通粤汉路南段；浙赣路接通粤汉和沪杭路；陇海路延长至宝鸡；陇海台赵支线与津浦台枣支线接通；山西修筑同蒲路和榆次至太谷铁路段；江苏修筑苏州至嘉兴铁路段，接通了京沪和沪杭两线；安徽省建淮南铁路；浦口轮渡1933年9月完成。

公路：1931年11月开始督修全国各处公路，连通了苏浙赣皖鄂湘豫七省。

水运：战前全国轮船为一千二百九十四艘。1935年底增至三千九百五十九艘。

航空：上海、南京、汉口最早设机场。1928年7月开京沪航段。1929年5月1日成立中国航空公司。中美共营滇沪、京平、汉广三航线。美方提供飞行技术人员，中方给报酬，提供设备。1931年成立欧亚航空公司，与德国合办。中国经营沪川、沪平、沪粤线；欧亚经营沪兰、平粤、兰包线。中航又代营渝昆、广河（广州至河内）二线。欧亚航空公司又代营滇陕线。中航十七架飞机；欧亚七架，其中四架又系租用飞机。

通讯；开始统一邮资；增设邮局；开辟邮路；举办小包邮件；试办存证信函；代购书刊；设邮政储金汇业局；办储金所，储户有二十四万人，扩充汇总业务；创办邮政代办所汇票；开办航空汇票，电报汇票；创办简易人寿保险。1935年下半年，反有一万户参加保险。

增设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市区电话、长途电话等。到1935年设有电报所、局一千三百四十六所。1936年全国无线电台有五十八处，电机一百二十九座。国际上，则有中美电台、中法电台、中英电台、国际支台。

无线电广播电台方面，1928年在南京设立中央台。

电力：1927年以前全国发电七十七万二千度。1935年增至一百五十六万八千七百三十七千度。全国电业四百五十六家。中外合资者，只占十家。民营四百四十六家、公营二十三家。但中外合资二家发电量却占全电量之47%。

水利：当时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兼领水利。设有导淮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分管全国各处水利事业。

农业：1929开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以县为基层推广单位，并成立农校、建立农业银行、农业仓库，实行垦荒、灌溉。实际效果如何呢？就中央农业实验所发表的数字看，也有一定增长：1931年，稻产量为861585千担，到1935年，则为960793千担。略有增长。小麦，1931年为295779千担，到1935年，则为4226052千担，增长较多。但此表很不精确。

工业：现代工厂数目，各种统计均不一致。大体上，抗战前我国工业很微弱，总厂数约在三千家至四千家之间。工人约六七十万人。

其制造业产值自1931年至1936年间，也略有增加。1931年总产值为7857244千元。至1936年又上升为10091166千元。而其中现代工厂产值却远比手工业产值为小。1931年工厂产值为2117849千元；手工业则为5793395千元。到1936年工厂值为2719982千元；手工业产值为7371184千元。工厂产值也有增加。

教育：1927年10月，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国民政府公布《大学区组织条例》，划分若干大学区，各大学区设大学一所，但只实行一年（仿法国）就停止了。1928年11月，又恢复原来体制。1929年又公布《大学组织法》。1931年又公布《专科学校规程》。改专门学校为专科学校。人学分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大学分文、理、法、教、农、工、商、医各学院。三学院以上者称大学，否则称学院。一般入学为四年制。大学中附设研究院和专修科。大学有校长、院长、系主任。教师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

高校1928年有四十九所。1937年又增为六十七所。专科学校由二十四所增为七十七所。师范学院有十五所。

到1947年，全国高校共一百三十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