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北伐与反共(10)

作者:王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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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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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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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212字

到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了“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向华清池行进,要向蒋直接请愿。蒋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在华清池的张学良:“学生如不听话,可以用武力制止”。这个命令,是蒋又一次血腥镇压爱国学生的杀机,为张学良所亲自听到和受命,对张的震动极大。他不得不迎头赶向前来的学生们沉痛陈词,阻止学生到华清池。但学生们万没想到这位蒋委员长,竟下了杀戮的死命令,不听张的劝阻:最后急得张学良,不得不对学生们慨陈决心:


“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情,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你们请回去,我保证一星期之内,达到你们的要求。”学生们这才返回。


第二天(12月10日),张学良对其心腹幕僚表示了兵谏的想法。他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坚持错误到底,非强制不能扭转”。并明确说要把蒋“抓起来!逼他抗日”。当时有人提醒他,即使蒋答应抗日,以后也不利啊!张则说只要抗日,就有办法,不必想那么多。其实,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不能不发,至于个人后果,张尚未料到是终身监禁,杨也未料到定遭杀身之祸。


杨虎城这时也已同意张学良的兵谏决定。


为实行兵谏,张学良把亲信旅长唐君尧于11日自平凉调入西安,令其率孙铭九特务团具体执行华清池捉蒋任务。当晚,唐到家里对妻子撒了一个大谎,说师长今晚打牌输急了,不许任何人回家,要打一夜的牌,叫家里放心。


杨虎城则负责城内任务和扣押各大员。张的卫队在灞桥接应。11日晚11时,张学良于金家巷一号楼会客室宣布捉蒋计划。并以杨虎城的新城大楼为兵谏总指挥部。12日凌晨2时,开始兵谏行动。5时蒋正穿睡衣作床上运动,闻枪声后,便想由后门逃走。因后门锁着,只好翻墙而过,正好坠入墙外深坑中,摔坏腰椎,疼痛难行,便由蒋孝镇背着,迅速向东,爬山而上,经半小时登上顶峰。当确知为东北军的行动时,蒋便下山回华清池。行至山腰处,不料又陷入一个洞穴,穴可容身,蒋就趁势躺下,暂定惊魂。


当队伍找到蒋镇孝时,始知蒋在此山腰处。孙铭九便派人搜寻。当找到这个洞时,有个士兵要向洞中开枪,班长陈思孝马上制止。此时蒋怕开枪,乃高声说:“我就是蒋委员长”。还说,“如你们把我当俘虏,可把我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陈即大声报告孙铭九“蒋委员长在这儿啊!”


这时蒋穿一件古铜色绸袍和白色睡裤,脸色苍白冻得索索发抖,从山洞里钻出来。这时,孙对蒋执礼甚恭,请其下山。一会儿唐君尧来到,特向蒋敬礼,说明兵谏目的,劝蒋不必难过,到西安商谈抗日大计。蒋就问唐:“你是谁?”唐立即回答。蒋一面听,一面沉思。随后由唐挽扶着,怕蒋看见卫兵尸体,自华清池墙外下山,到华清池大门口,唐即陪蒋上车返回西安,送蒋到新城大楼。一路上唐向蒋不断解释兵谏目的。蒋则静默不语。


蒋的随员: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调元、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也被扣于西安招待所。钱大钧也自华清池押送西京招待所。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被处决;邵元冲因于城内住处跳墙逃跑被当场打死;刚到西安的蒋百里,也被一起扣起来。


捉蒋以后,张、杨立即以“八大”主张通电全国和向中共中央电告兵谏之事。


八大主张的丰要内容是: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和七君子;保障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蒋住入新城大楼后,拒绝与张学良谈话,态度倔犟,甚至于捂着耳朵,不听张说话。张则说此举为抗日救国不应拒绝交谈,就是敌人,也有谈判余地啊。蒋则生气地说,“敌人尚有何话可说,我决不向叛逆屈服。”


张学良听见蒋骂他为叛逆,非常恼火,就说他的主张代表人民的意见,“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如果国民赞同我的主张,就证明我代表了人民公意,那么就“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我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总之,张要蒋认真考虑,不必生气和性急。


蒋听张要交“人民公断”,更为恼怒,立即质问张学良,你要民众赞同你,那是妄想!你叛逆也能“称革命乎”?接着又进一步威胁张学良,要他反省,并说“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之地矣!”


张学良更年轻气盛,一听此言,顿然改色:“你还如此倔犟!”蒋马上反问张学良:什么叫倔犟?你小子知道什么!我代表四万万人民的品格和中华民族的正气;正气怎么叫倔犟呢。你如有勇气,就立时将我枪毙好了!


张听此言后,略加思考即对蒋说,你真地没有考虑余地?那我就走了。蒋则紧接着说:走你的罢!


这场争吵暂时结束。


12月12日这一天,杨虎城的部下孙蔚如曾向杨建议逮捕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但杨虎城极重信义,坚决不背叛张学良,对孙的建议予以婉拒。这天晚上,杨虎城的参谋长李兴中又接到一封匿名信,说是有人要营救蒋介石。张知道后,便决定将蒋移驻高桂滋公馆,脱离开西北军。但蒋介石却以为真地要枪毙他了,抵死不搬,并用被蒙上头,对刘多荃、孙铭九等说,“我是兼行政院长,……这是公家的地方,让我死在这里吧!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


14日端纳见蒋,说明详情,又呈上宋美龄的信后,蒋才心中有底,才同意搬家。


宋的信,主要是暗示蒋同意团结抗日,以早离险境为要。蒋从中知道张学良、杨虎城确无相害之意!便放下心来,但并未悟美龄真意。


西安事变后,苏联站在反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立场,骂张学良为叛逆,《真理报》说张投机,假借反日为名,促成中国分裂。《消息报》说张学良破坏反日力量的团结。奇怪的是苏联和日本裕仁完全站在了同一立场。日本政府说什么国民政府如果在抗日容共条件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坚决反对!


蒋当时并未抗战,而是正在积极“剿共”,苏联对此,不是不知,何言扣蒋则破坏抗日团结呢?如从而逼蒋抗日,不是更有利吗?如果不是此后团结抗日,红军在陕北的力量将处于危险之中。


何应钦闻蒋被扣后,于16日发兵进攻陕西,同时派飞机轰炸西安。这时端纳已由西安返京,宋美龄又请端纳返回西安,劝蒋下手令给何应钦,停止轰炸西安三天。蒋写了手令,由蒋鼎文送往南京。18日晨停止轰炸。


中共中央得知蒋被捉后,从情感上实有杀蒋之心,但考虑到斯大林14日告联蒋抗日意见和国内现实情况,于次日派周恩来到西安帮助张学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一直是拥蒋抗日,当然不同意杀蒋;西北军和东北军之激烈分子则多主张杀蒋。杨虎城虽也同意了放蒋原则,但心中始终疑虑重重!放蒋原则于12月18日正式确定下来。


宋子文和端纳于20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即向宋子文正式表明:只要蒋答应八大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三方一致同意放蒋回南京。


宋子文见蒋,交上宋美龄的第二封信,信中言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将看罢信文,不觉潸然泪下,甚是伤感。接着蒋就装模作样地写遗书给宋美龄和蒋经国,托宋子文代交。


当谈到八大主张时,蒋仍坚决拒绝,并要南京进兵陕西,救他出险。宋子文无奈又于21日返回南京搬兵。蒋在宋告别时,告诉宋,如五日内进攻西安,他的生命尚有希望,并叫宋美龄切不要来西安(反语,真意是要宋美龄来)。


次日,宋美龄兄妹、端纳和戴笠等一同来到西安。蒋看见宋美龄,就哭将起来!又说今天看圣经时有“将令女子护卫男子”的语句,你今天真地就来了!


宋美龄当面告诉蒋,以先脱身回南京为第一要务,回南京后,再言其他。蒋这才领悟了宋美龄第一封信的天机,于是答应以口头允诺方式,实行张、杨八大主张的精神。最后又将八条归结为六条,内容和八大主张大致相同,惟增加了肃清亲日派,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等条款,作为谈判基础。


宋子文兄妹代表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对谈判条件大体都予以通过,其中有改编红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军饷数目规定。红军军饷每月为五十万元。


最后归纳为六项和五项两文件。由蒋口头应允。五条件中有对参与西安事变人员“一概不究”字样;还有红军改编,由张学良负责的规定。张因此更大胆放心地送蒋回南京了。


24日达成协议。同日周恩来见蒋介石。周第一句话是:“蒋先生,十年不见了。”蒋则十分尴尬,寒暄而已。


25日下午4时,张学良送蒋启程回南京。26日中午12时回到达南京。


蒋一到南京,除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条件未推翻外,对“概不追究”一条完全推翻。马上扣押张学良,继而将张审判,先判十年徒刑,蒋再请求赦免,交军委会监禁终生。对杨虎城,也先予以免职、后则监禁,最后于1949年9月刺杀,连妻儿也未放过,观此,亦知蒋氏无信义,胸襟偏狭之至。


1937年1月,蒋介石停止“剿共”。并开始谈判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1月31日,蒋指示红军每月军费为二、三十万元。番号仍旧。到2月8日,蒋又指出,如要统一军队,中共不能再宣传共产主义,而要共同实现三民主义。对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又特别指示,仍以《孙越宣言》为根据,强调中国不适合实现共产主义,而应实现三民主义。中共表示如政府坚持原谈判条件,则中共停止武装暴动;改苏维埃为中华民国政府特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领导;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但2月15日,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根绝赤祸案》,其内容重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同时认为红军要向中央投诚,而不是统一改编。


蒋对中共的态度,根本上仍未改变,只是策略问题。他在2月5日的日记中就说:“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3月6日,蒋又对日使川越茂说:“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


基于此种思想,蒋是坚持禁止中共宣传共产主义的,并制定多种“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更对中共发动多次武装进攻。故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再次发动内战,便是必然的了。


因此,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只是将“先安内而后攘外”改为斩停“安内”之策了。


但蒋的抗战决心,则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最后坚定下来。


以后,蒋介石对这个策略的转变,深感遗憾。他认为西安事变是一大挫折。他说:“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毁于一旦。”


战前的建设


蒋于战前,以所发行公债十九种作为建设资金,完成了交通、通讯等方面若干建设。


铁路:一为修建新路;二为旧路整修。自1935年开工修路,先后修通粤汉路南段;浙赣路接通粤汉和沪杭路;陇海路延长至宝鸡;陇海台赵支线与津浦台枣支线接通;山西修筑同蒲路和榆次至太谷铁路段;江苏修筑苏州至嘉兴铁路段,接通了京沪和沪杭两线;安徽省建淮南铁路;浦口轮渡1933年9月完成。


公路:1931年11月开始督修全国各处公路,连通了苏浙赣皖鄂湘豫七省。


水运:战前全国轮船为一千二百九十四艘。1935年底增至三千九百五十九艘。


航空:上海、南京、汉口最早设机场。1928年7月开京沪航段。1929年5月1日成立中国航空公司。中美共营滇沪、京平、汉广三航线。美方提供飞行技术人员,中方给报酬,提供设备。1931年成立欧亚航空公司,与德国合办。中国经营沪川、沪平、沪粤线;欧亚经营沪兰、平粤、兰包线。中航又代营渝昆、广河(广州至河内)二线。欧亚航空公司又代营滇陕线。中航十七架飞机;欧亚七架,其中四架又系租用飞机。


通讯;开始统一邮资;增设邮局;开辟邮路;举办小包邮件;试办存证信函;代购书刊;设邮政储金汇业局;办储金所,储户有二十四万人,扩充汇总业务;创办邮政代办所汇票;开办航空汇票,电报汇票;创办简易人寿保险。1935年下半年,反有一万户参加保险。


增设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市区电话、长途电话等。到1935年设有电报所、局一千三百四十六所。1936年全国无线电台有五十八处,电机一百二十九座。国际上,则有中美电台、中法电台、中英电台、国际支台。


无线电广播电台方面,1928年在南京设立中央台。


电力:1927年以前全国发电七十七万二千度。1935年增至一百五十六万八千七百三十七千度。全国电业四百五十六家。中外合资者,只占十家。民营四百四十六家、公营二十三家。但中外合资二家发电量却占全电量之47%。


水利:当时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兼领水利。设有导淮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分管全国各处水利事业。


农业:1929开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以县为基层推广单位,并成立农校、建立农业银行、农业仓库,实行垦荒、灌溉。实际效果如何呢?就中央农业实验所发表的数字看,也有一定增长:1931年,稻产量为861585千担,到1935年,则为960793千担。略有增长。小麦,1931年为295779千担,到1935年,则为4226052千担,增长较多。但此表很不精确。


工业:现代工厂数目,各种统计均不一致。大体上,抗战前我国工业很微弱,总厂数约在三千家至四千家之间。工人约六七十万人。


其制造业产值自1931年至1936年间,也略有增加。1931年总产值为7857244千元。至1936年又上升为10091166千元。而其中现代工厂产值却远比手工业产值为小。1931年工厂产值为2117849千元;手工业则为5793395千元。到1936年工厂值为2719982千元;手工业产值为7371184千元。工厂产值也有增加。


教育:1927年10月,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国民政府公布《大学区组织条例》,划分若干大学区,各大学区设大学一所,但只实行一年(仿法国)就停止了。1928年11月,又恢复原来体制。1929年又公布《大学组织法》。1931年又公布《专科学校规程》。改专门学校为专科学校。人学分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大学分文、理、法、教、农、工、商、医各学院。三学院以上者称大学,否则称学院。一般入学为四年制。大学中附设研究院和专修科。大学有校长、院长、系主任。教师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


高校1928年有四十九所。1937年又增为六十七所。专科学校由二十四所增为七十七所。师范学院有十五所。


到1947年,全国高校共一百三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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