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而又分析说：“当浩大军费与日俱增时期，岁入无法增加，只靠金、银、美钞为保证的金圆券，不过再进一步将人民手中的金、银、美钞储备夺走，以增政府的金、银、美钞储备，而社会生产量和实物并不增加，甚而因战争而大大减少，纸币大增，而实物日减，当然物价只能日益飞涨，而不会停止。故不管如何改革币制，只能是欲无中生有”。上海出版的《经济周报》也专门在其社论中说明此点。文云：“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

《中央日报》1949年1月19日社论则认为币制改革失败，在于纸币印行太多和“不应该以政府所有金、银和外汇为保证，除法令国信以外，更不需要任何保证。”这种观点丝毫不提内战耗费和社会生产的凋敝，实为避重就轻。

蒋经国打虎败阵

在实行币制改革的同时（实行金圆券），蒋介石派其儿子蒋经国赴上海任经济特派员，并负责平抑物价。实际上是全权在握。蒋经国也真想铁面无私，大干一番，为蒋介石固守江…。为此，他组建了“戡建大队”，在中央银行内设置办公室，开始“打老虎”了。其口号是“只打老虎，小打苍蝇”。同时，又组织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蒋经国的中心任务是管制物价，规定所有货物的价格必须停留在“八·一九”之前的市价水平上。也叫“八一·九防线”。为此，严厉打击投机市场，搜查库房、检查市场和水陆空交通枢纽。自8月23日至27日，小蒋指挥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全部出动。并下令，对违犯物价管制规定者，吊销执照，没收货物，对负责人予以法办。

蒋经国到上海后，即向青年军人联谊会发表讲话。他说：“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言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为华丽衣着，而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火，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同时，他又特别指出奸商和贪官污吏相勾结。因之警告官员们，对贪官污吏将要严办。他说：“上海许多商人……。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

《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十天，蒋经国于上海成立了一个“人民服务站”，其任务是接受揭发和告密。9月10日，蒋经国赣南旧部王升发表《告上海青年书》。同时选拔一万二千三百余青年人，分成二十个大队，专门从事推动群众参加监督和揭发不法事件。

蒋经国处理的第一个案件是陶明启案。陶任财政部秘书，利用职权，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进行投机。破案后，陶被捕服刑。第二个案件是上海警务部科长张xx和警备部第六嵇察大队长。此二人，因勒索被处决。第三个案件是王春哲，因囤积居奇被处死。因此入狱的，包括巨商大贾共六十四名。经过此三大案件，蒋经国在上海声名大振，成为铁面无私的传奇人物，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与此同时，蒋经国还特别强调重视人民的力量。他说：“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经过一个月的雷厉风行的整顿，上海市人民已对蒋经国有了信任感。因此，自“八·一九”以来一个月中，中央银行于上海收兑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已约值三亿七千三百万美元。其中黄金为十二万五千六百余两，美钞三千二百余万元。

但是，接着麻烦就来了上海一地虽暂时物价稳定，而全国物价仍然上升。因此，流入上海的物资势必因价低而大大减少。上海便出现了物资缺乏的紧张局面。市面供应萧条，上海的生产，也因原料缺乏而萎缩。尤其在外地高价买原料，于上海低价出售产品，迫使生产停工、关闭。

另外，金圆券原本是贮藏的财富，突然变换成加入流通的纸蒋经国：《青年军人联谊会讲演词》（1949年9月12日）。币，更加速了市场物价上涨过程。很多商人还利用金圆券进行囤积居奇。有的携款逃往外地。

例如，上海商人便把上海市民（七百余万）的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不出卖。物价虽平，却真地有市无货了。

为此，将经国又实行限期登记存货。自9月30日起，动员五千六百余人，组成一千六百二十八个小组分头在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指挥下，实行物资总检查。凡登记不实者，一律查封。

但商人们采取各种手段来抵制登记检查。其中，小蒋也查出一起囤积大案，即扬子公司囤积案。扬子公司是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所主持。宋美龄又于其中有股份。该公司囤积货物，被蒋经国查出后，蒋经国坚持要按律处理。但9月底，宋美龄得知后，便要蒋介石到沪。蒋到沪后，由宋美龄一手挡架，说蒋疲劳，需休息一夜才能谈事，使蒋经国、宣铁吾、俞鸿钧等无法与蒋谈扬子公司囤积案，就各自打道回府了。经过一夜的宋美龄攻势，蒋介石也败下阵来，便决心不许蒋经国干预此案，完全按宋美龄决策行事了。10月2日，蒋介石对其长公子蒋经国就摊了牌，明确表示不许过问这个案子。他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丢脸的事情，请你们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囤积居奇既不能惩办和制止，限价也就难以继续实行下去。

蒋经国听蒋此番表态，完全成了一个垂头丧气的惨败者，对特大老虎不敢打了。于是小蒋威信一落千丈。

同时，财政部又于10月初宣布对卷烟、薰烟草、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烟叶、烟丝七种货品增加税额七十一倍，结果立即激起抢购风潮和涨价洪波。

还有的厂商，他们因缺料停产，便雇佣无业游民和流氓到上海市面抢购物品，压迫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因以上种种原因，自10月3日，上海开始抢购物资。以后抢购之风日益严重，真如排山倒海一般。而黑市也日益猖獗。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完全破产。10月31日决定取消限价。11月1日正式公布取消限价。限价政策彻底失败。

蒋经国是坚决反对放弃限价的。他在10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

“十月份最后一星期，恐怕亦将成为限价政策实施的最末一周。问题不在于限价不限价，而表示***，怕困难和没有决心。处在政府放弃限价政策的时候，我的主张，既与此相违背，则本应辞职。”

限价政策的取消，标志着蒋介石币制改革和紧急措施的完全破产。物价的继续恶性膨胀，引起了广大城市人民的失望和愤怒。10月25日，北大等高校教授发表停教宣言。宣言中说：“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天，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广大人民对蒋氏的金圆券更失去信心。

经济改革彻底失败；翁文灏内阁倒台；王云五财长去职；蒋经国也于11月6日悄然离开上海，到杭州和老婆团聚去了。

对此，曹聚仁在《蒋经国论》中写道：“新赣南所造成的政治声誉，这一下输光了。有的人提起了经国，就说他是政治骗子；有人原谅他，说这都是杨贵妃不好，害了他。蒋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

1949年5月以后，人民已拒绝使用金圆券，国民政府财政完全崩溃。

农村经济破产

蒋介石不但在财政、金融及工业方面已经崩溃，农村经济同样面临着破产的危机。

1945年10月16日，国民政府颁布《自耕农扶植办法草案》。规定政府以一定地价征收农地，发放给佃农、雇农，使其按地价分期付款。款项先由政府贷给。征收地为垦荒地、个人所有逾额地、不在地主出租之土地。然后，以一定地价征收之，以一定地价分配给雇、佃农等无地有力者自耕。

1945年10月23日，国民政府颁布“二五减租”令，即减原交租额之25％。

1946年4月29日，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土地法草案》。

其主要内容为：

扶植自耕农。

照价收买私有土地。

规定地价。地价量应以能保护自耕地为标准，由各省、市自行拟定。

关于土地所有权，分国有地、私有地两种。但私有地之矿产不得为私有。海岸一定限度内之土地和天然湖泊、公用水道及其沿岸之一定限度内之土地不得私有；公共道路、矿泉地、瀑布、公共天然水源，名胜古迹及其他依法禁止之土地，不得私有。

以下土地不得转移负担和租给外国人：

农田、林地、牧地、渔地、盐地、矿地、要塞、军备区、边境地区。

但是以上这些政策，均因农民负担太重，而先后破产，无法实行。

仅“二五减租”就不能实现。对此，有关调查资料曾予以专门说明：“地主方面，认为政府所征收之田赋过重，尚有随赋带借及征收地方公粮之负担，所收田租已难应付，倘再减租，除有少数富有之地主表示拥护外，其余中小地主而无其他生业者，多表示反对。”

“地主不予照减，或借故撤佃，连几亩赖以生存之耕地，也将无法保持。减租变成无田可耕。生活实堪可虑。纵政府有命令减租，而地主有钱有势，其不照减，政府当亦无办法，且政府人员多居地主阶级，谁肯抛弃其利益。”

对此，政府制定了解决办法：

一、由中央制定租佃契约。以法律和地方政府强制推行。

二、组织各省租佃委员会，督导执行。

三、组织中央督导团，“分赴各省巡回督察，考核；并协助各省切实推行及解决一切有关之困难问题。”

关于扶植自耕农的方案，也同样无法实施。尽管1948年蒋于福建尤岩县试行扶植自耕农政策，但没有全国性意义，而又日失地千里，军粮一再借征，自耕农又何能幸存。加之物价飞涨，国库空虚，政府亦有何财力供征收土地。故蒋之土地政策，虽欲实行“耕者有其田”之方案，亦根本无条件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