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干达回来近一年后，我再次出国。不过这次不是去非洲，也不是一个人出门。八月里阳光明媚的一天，我和贝兰达还有尼古拉斯一起在多伦多参加一个独特的庆祝活动——老奶奶们的聚会。

几天前我收到森帕的电子邮件，转述了克莉丝汀关于督察的消息。督察员来履行了义务，但对学校的临时厨房提出了异议，并以没有垃圾坑为由，拒绝让我们通过检查。我心里明白，他们还是想要贿赂。其他学校的厨房更糟糕，但我不会向腐败低头。那卡印第安纳之友准备在下次慈善晚宴上为新厨房募款，我们很快就可以开工。

我再次等待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延续他们的资助。对他们的帮助，我们非常感激，但我也希望我们能自力更生一些，不需如此依赖他们。

我们在机场等着接人，我发现自己几乎和尼古拉斯一样坐立不安。每次见到他离开座位，跑到落地窗前看到港的飞机，我都很想和他一起跑过去。

“他们什么时候来？”尼古拉斯问。

“很快。”贝兰达说，他们的飞机晚点了。

“奶奶来吗？”尼古拉斯爬到我后面的座位上，趴在我的肩膀上往前看。

“不，”贝兰达说，“但你姑姑克莉丝汀会来。她和两个老奶奶一起来，芙蕾达和莱达。”

“他们在那儿。”尼古拉斯说，突然指着一群身着五彩长裙和头巾的老妪。

“不，不是她们，”我说，“克莉丝汀和芙蕾达像你妈妈一样是短头发。”共有一百位祖母从非洲飞来参加此次活动，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老奶奶被志愿者接走了。

祖母聚会是2006年国际老奶奶大会的先导活动，主办方是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旨在让非洲和加拿大的祖母们共聚一堂，增进联系。在十一个有基金会资助项目的黑非洲国家，当地祖母和项目服务人员受邀参加论坛，讲述他们与所在地区艾滋疫情的斗争经历。加拿大祖母负责将她们的故事告诉全国各地的人们，让非洲的苦难为更多人所知，并募集更多的慈善资金。

那卡受邀选送一位工作人员和两位老奶奶，然而，选择老奶奶代表殊为不易。我们本想选送抚育孤儿最多的祖母，但主办方要求代表必须会说英语。所以最后我们选中了芙蕾达，她是学校创始人之一，以及莱达·戴佐拉。莱达是那卡小学社区管理委员会成员。她是退休教师，非常热心教育，虽已年近七旬，但还收养了三个那卡的孤儿。她无疑是我见过的最有爱心的人之一。她的丈夫为那卡的校舍买了第一批砖，也是学校管理委员会的顾问，他们夫妇一直是学校的重要支持者。

“他们来了！”尼古拉斯喊道。

三个熟悉的身影缓步向我们走来：芙蕾达身着扎染的紫红色长裙，虽有几分疲惫，但精神很好；莱达穿着黑色和金色相间的长裙，脖子上绕着亮红色的围巾；后面是克莉丝汀，提着两个旅行包。三人都是首次来美洲，显然都穿上了她们最好的衣服。

“特威西格耶！”芙蕾达大声叫出我的名字。

她们脸上的疲惫消失了，几乎是跑向我们。尼古拉斯兴奋得跳了起来。

“就算我们现在死去，”芙蕾达激动地拥抱我，“也是死而无憾。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有多大，真的好幸福。”

我笑了起来，她们只去过机场和机舱啊。“你要看的东西还多着呢！”

“老师们向你问好，”芙蕾达说，“还有学生们。”

“妈妈和爸爸也让我问候你。”克莉丝汀补充道。

“我还带来了学生们的信。”芙蕾达把手伸向她的包。

“以后会有时间的。”我说。已经在机场等了两个小时，我想尽快带她们去位于瑞尔森大学的酒店，她们要在那里住一周左右。现在她们需要尽快入住，领取会议材料和一些补助。

去酒店的路上，我们聊了她们的航班和在阿姆斯特丹的转机，也问了家里人的情况，但在汽车停到酒店门前的那一刻，所有的谈话都中止了。这座白色和褐色相间的高层建筑耸立在周围的树木中间，莱达看到它时，什么也没说，但眉头紧锁。

办好入住手续，得知她们的房间在十一层，她看起来更加焦虑了。

电梯是她们将要面对的一系列挑战中的第一个。克莉丝汀耐心地教她们使用按钮，但当电梯开始上升，我能感觉到两位老奶奶都在担心自己的安全。等到电梯门打开，双脚踏上走廊的地毯，她们才松了一口气。

她们的房间是分开的，各有一张单人床，但共用卫生间和淋浴设备。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为每位客人准备了礼篮，内有水果、面包、茶和咖啡。窗户的视野非常好，可以望见多伦多的闹市区和它的众多摩天大楼，但芙蕾达和莱达暂时都不敢靠近窗户。

“住在这里就像是待在悬崖边上。”莱达说。

我们本打算老奶奶们一到就带她们出去吃晚饭，但芙蕾达和莱达目前的精神状态过于紧张。她们每人都得到了360加元的补助，起初不知道汇率是多少，后来发觉自己携带的是一笔巨款，不禁有些害怕。她们坚持第一晚就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吃篮子里的面包和水果就行。我们也理解她们需要休息和调整，于是很快离开了。

“你想留在这里睡觉吗？”我问克莉丝汀，觉得她可能也会有点累。

“我还是回到乌干达再睡吧。”她说。

我们来到国会大道上一家名为“豪斯”的餐厅，晚饭后一起回到市区的一所小房子，房东布里丹是基金会的朋友。克莉丝汀告诉我一些父母和学校的消息，我们一直谈到深夜，然后我送她回酒店。

第二天早上我又来到酒店，芙蕾达和莱达看起来放松一些了。她们穿戴整齐，准备出门，但克莉丝汀却有些不高兴。

“唉，她们做什么都要我帮忙，”她说，“没有我她们不敢离开房间。我只好带她们下楼吃早饭，然后又陪着她们回房间换衣服。她们甚至不敢按电梯的按钮。”

“她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说。克莉丝汀毕竟年轻些，也去过几次坎帕拉。“这对她们实在不容易。”

上午我们驾车游览市区，参观了港口、国家电视塔和唐人街。

下午老奶奶们睡了一会儿，然后准备参加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的晚宴，地点就在酒店餐厅。自助餐桌旁，身着鲜艳的橙色、黄色和红色衣服的女士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老奶奶们很高兴，说总算吃到了“真正的食物”而不是三明治，但蔬菜色拉让她们惊讶不已。

“这里的人就这么生吃东西，怎么身体还很好？”莱达问。“人又不是羊和牛，可以直接吃草。”

在乌干达，特别是农村，水和土壤常常因人畜的粪便而受到污染，生吃食物绝对不安全。所以当地传统只允许生吃水果。

“他们不仅菜可以生吃，”我说，“肉也可以。”

“吃生肉？”芙蕾达盯着她的盘子，小心翼翼地碰碰里面的牛肉。

“日本餐馆里有寿司，”我解释道，“人们直接吃生鱼片或者和米饭一起吃。”

坐在附近的人一定以为我在讲笑话，因为老奶奶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了斯蒂芬·刘易斯先生，他是联合国非洲艾滋病问题特使，也是“基金会和老奶奶”项目的缔造者。人们感谢他的贡献，并鼓起了掌。老奶奶们开始把注意力从食物转向讲台上的老绅士，他戴着眼镜、头发花白，身穿蓝衬衫、灰西装。他欢迎老奶奶们从非洲来到多伦多，此时芙蕾达和莱达的表情好像是十几岁的少女爱上了同龄的男孩，笑容异常灿烂。由于经常去项目点参观，很多刘易斯基金会的受助者都见过斯蒂芬，但那卡的位置比较偏远，而他的日程又很紧张，所以目前他还没来过。

不过基金会的其他工作人员来过那卡。他们通常资助小型草根组织，重要的是，也会认真考察受助的每个项目，每年都派顾问来评估项目进程。我们的首位顾问是路西·斯坦尼茨，多亏她从坎帕拉长途跋涉来到学校，那卡才能获得资助。她去其他项目点只需要几小时，往返那卡则需要几天。但露西认为这么做很值得，我想她一到那里就喜欢上了我们的孩子。

活动正式开始是在周五上午。老奶奶们乘着学校大巴来到乔治布朗学院的大礼堂。三百位和蔼愉快的祖母让现场气氛相当温暖，其中两百名来自加拿大，另外一百名来自各个黑非洲国家，包括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斯蒂芬·刘易斯开始演讲，听众很快安静下来。

“欢迎大家今天来这里，”他说，“很难相信来自世界上这么多地方的人们终于共聚一堂了。”他感谢他的女儿伊莲娜·兰斯伯格·刘易斯组织本次活动，以及众多志愿者的帮助。伊莲娜早些时候告诉我们，活动的一切都是捐赠的：房间、纪念恤、书籍资料和参观门票。人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老奶奶。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演讲，”斯蒂芬说，“荣耀属于你们，你们才是主角。你们经历过很多苦难，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听到你们的声音。”

接着安吉丽·凯德走上前来，她是一位娇小的金发女士，短发很干练，笑容很温暖。她是土生土长的贝宁人，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深知非洲老奶奶们的不易。

“asheemaman,asheemamanafirikamamanafirika！”她唱起歌。

人群激动起来，加入到合唱中并拍着手。她在歌唱着非洲，歌唱它的心灵、它的力量，很多女士随之站起来，在过道上起舞。平时居住在地球两端的祖母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语言、文化和历史的障碍在这一刻不复存在，真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她们都爱自己的孩子和孙辈，都关心周围的人，都渴望终结世上的苦难，她们的声音应该广为人知。

演唱结束后，人们开始清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位南非老奶奶说自己有两个女儿、一个孙儿死于艾滋病，她努力照料着仅有的一个已经感染艾滋病的孙儿。另一位赞比亚妇女说，她直接照料着八个孤儿，还在孤儿院帮助照看另外六十个孩子。乌干达一位感染艾滋病的祖母说自己曾在采石场工作，还做些手艺活以供养二十八名家属。一位南非妇女勇敢地讲出了她最痛苦的回忆，她的儿子发现自己染上艾滋病后，把汽油浇在身上，点火自杀身亡。

加拿大老奶奶则向非洲老奶奶提问题，惊讶于她们在如此贫困、艰辛、不断失去亲人的环境下，还能坚持下来。她们也想知道如何提供更多的帮助。非洲老奶奶想知道她们去世以后，谁来照料她们的孙辈、有无相关的援助项目。与会者彼此之间敞开心扉、坦诚交流。双方都有自己的希望和恐惧，但她们最终意识到目标是共同的。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拨发的专项资金也许无法惠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或者远水解不了近渴，但在场的女士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祖母们正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非洲孤儿伸出援手。

听到她们的故事，我意识到那卡选送的两位老奶奶比很多与会者都要幸运。有学校在那里，她们至少不需担心孙辈的健康和教育。她们也不用向加拿大的老奶奶寻求援助，不用把手工艺品带到现场销售募款。尽管我其实每天都在担心学校，也总感到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这次会议还是让我看出来，我们已经在那卡叶兹村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我深感自豪，但也有几分悲伤，因为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闭幕式上斯蒂芬·刘易斯和一些联合国官员上台演讲。女士们听得很专心，有些人眼中含着泪水，大部分人昂首挺胸，姿态中透出活力、坚毅和使命感。我知道，她们的声音将被更多人听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活动结束时，每个人都收到一串乌干达妇女制作的彩珠项链，象征着与会者的团结互助。老奶奶们亲手把项链给旁边的人戴上。我也给克莉丝汀戴了一串，心里其实有点忧郁，两天的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希望这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

改变在周末就开始发生了：多伦多的街头出现了一支女士歌队，场面壮观。“希望之光照耀着我们……”三百位祖母齐声高唱着。

旗帜和横幅迎风飘扬。

芙蕾达、莱达、克莉丝汀和我都加入了游行队伍，我们骄傲地站在阳光下，发出自己的声音。整齐的鼓点显示出我们的团结一致。一些非洲老奶奶身着传统服装和彩色头巾，另一些穿着会议的纪念恤。加拿大老奶奶有些穿着跑鞋，有些拄着拐杖，有些坐着轮椅。

围观的人群也欢呼起来，我们觉得自己势不可挡。

游行的终点是加拿大广播公司多伦多总部。大楼的中厅贴满海报横幅，我们聚集在一个临时舞台前，艾丽西亚·凯斯（美国著名歌手，有非洲血统）发表了讲话。

“奶奶们，”她说，“是非洲艾滋危机中被忽视的受害者，她们不得不亲手埋葬自己的孩子，还要承担起抚育孙辈的重任。我也很想念自己的外婆，她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女人。我佩服并支持你们。”

埃尔顿·约翰（英国乐坛的常青树，也是著名的同性恋权益活动家）发来一段录像，在英国的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敬佩和支持。

此后，两位分别来自非洲和加拿大的女士上台宣读本次多伦多会议的共识。

乔安妮·佩斯是多伦多人，她说：“我们要求人们用心倾听我们的声音，这些话语将被传达给会议的两万五千名代表。祖母们的心声应该为人所知，我们要求被听到。”

肯尼亚的乔伊斯·吉娜继续说：“尽管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都独一无二，今天我们还是要站在这里，来代表无数和我们一样遭遇不幸的妇女。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祖母，在她的家乡都至少有数万名祖母拥有和她相似的命运。我们的确需要帮助，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长久的。为成千上万从未发出声音的祖母表达她们的需要，是我们庄严的职责。今天我们既代表她们，也代表她们照料的孩子们。”

宣读完共识后，斯蒂芬·刘易斯走上讲台。

“我也没有想到，非洲祖母和加拿大祖母之间能够形成这么紧密的联系。”他继续补充说，希望这场运动能够吸引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祖母参与。

女士们纷纷上台讲话、唱歌、彼此赠送礼物。我之前安排了芙蕾达和莱达发言，但当她们站到麦克风前，莱达还是因怯场而无法讲话。

芙蕾达则决定用鲁吉加语讲话，我于是充当了她的翻译。

“就如耶稣来到世间拯救我们，斯蒂芬·刘易斯也向非洲伸出援手，拯救了无数的孩子和奶奶。他是我们的救主，现在我代表这里所有的老奶奶，还有乌干达和整个非洲那些没有来的老奶奶，衷心感谢基金会、伊莲娜，以及我们的救主，它的理事斯蒂芬·刘易斯。”

掌声响彻整个大厅，芙蕾达离开麦克风时，她脸上平静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显然这是她生命中难忘的一刻。作为抚养了九个孩子的母亲，作为教龄超过三十年、学生逾千的教师，作为长期帮助艾滋孤儿成长进步的志愿者，此刻她的心声成为千千万万人的共识，也让世人更加关注艾滋问题。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难忘的时刻。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继续在市区观光，也去了购物中心，老奶奶们买了一些衣服和礼物。她们都买了新的结婚戒指来取代手上老旧的铜戒指。看到大片的停车场，芙蕾达抱怨说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应该用来种庄稼。

离别的那一天，我们驱车赶往机场，一路上她们仍然兴奋不已。老奶奶们当然希望能再住几天，但也很渴望见到自己的家人，特别是孩子。

“这次旅行会永远留在我心里。”莱达说。

也在我的心里，我想着，瞥了一眼后视镜。尼古拉斯已经依偎着克莉丝汀睡着了，芙蕾达和莱达看上去充满信仰和希望的力量，我确信她们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我知道，他也触摸过我。我仍在担心学校的资金来源，但有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的帮助，有坎帕拉那么多慷慨的支持者，有全球儿童基金会和那卡印第安纳之友逐年增加的善款，我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