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老奶奶们的聚会

作者:特威西格耶·杰克逊·卡古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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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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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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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842字

从乌干达回来近一年后,我再次出国。不过这次不是去非洲,也不是一个人出门。八月里阳光明媚的一天,我和贝兰达还有尼古拉斯一起在多伦多参加一个独特的庆祝活动——老奶奶们的聚会。


几天前我收到森帕的电子邮件,转述了克莉丝汀关于督察的消息。督察员来履行了义务,但对学校的临时厨房提出了异议,并以没有垃圾坑为由,拒绝让我们通过检查。我心里明白,他们还是想要贿赂。其他学校的厨房更糟糕,但我不会向腐败低头。那卡印第安纳之友准备在下次慈善晚宴上为新厨房募款,我们很快就可以开工。


我再次等待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延续他们的资助。对他们的帮助,我们非常感激,但我也希望我们能自力更生一些,不需如此依赖他们。


我们在机场等着接人,我发现自己几乎和尼古拉斯一样坐立不安。每次见到他离开座位,跑到落地窗前看到港的飞机,我都很想和他一起跑过去。


“他们什么时候来?”尼古拉斯问。


“很快。”贝兰达说,他们的飞机晚点了。


“奶奶来吗?”尼古拉斯爬到我后面的座位上,趴在我的肩膀上往前看。


“不,”贝兰达说,“但你姑姑克莉丝汀会来。她和两个老奶奶一起来,芙蕾达和莱达。”


“他们在那儿。”尼古拉斯说,突然指着一群身着五彩长裙和头巾的老妪。


“不,不是她们,”我说,“克莉丝汀和芙蕾达像你妈妈一样是短头发。”共有一百位祖母从非洲飞来参加此次活动,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老奶奶被志愿者接走了。


祖母聚会是2006年国际老奶奶大会的先导活动,主办方是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旨在让非洲和加拿大的祖母们共聚一堂,增进联系。在十一个有基金会资助项目的黑非洲国家,当地祖母和项目服务人员受邀参加论坛,讲述他们与所在地区艾滋疫情的斗争经历。加拿大祖母负责将她们的故事告诉全国各地的人们,让非洲的苦难为更多人所知,并募集更多的慈善资金。


那卡受邀选送一位工作人员和两位老奶奶,然而,选择老奶奶代表殊为不易。我们本想选送抚育孤儿最多的祖母,但主办方要求代表必须会说英语。所以最后我们选中了芙蕾达,她是学校创始人之一,以及莱达·戴佐拉。莱达是那卡小学社区管理委员会成员。她是退休教师,非常热心教育,虽已年近七旬,但还收养了三个那卡的孤儿。她无疑是我见过的最有爱心的人之一。她的丈夫为那卡的校舍买了第一批砖,也是学校管理委员会的顾问,他们夫妇一直是学校的重要支持者。


“他们来了!”尼古拉斯喊道。


三个熟悉的身影缓步向我们走来:芙蕾达身着扎染的紫红色长裙,虽有几分疲惫,但精神很好;莱达穿着黑色和金色相间的长裙,脖子上绕着亮红色的围巾;后面是克莉丝汀,提着两个旅行包。三人都是首次来美洲,显然都穿上了她们最好的衣服。


“特威西格耶!”芙蕾达大声叫出我的名字。


她们脸上的疲惫消失了,几乎是跑向我们。尼古拉斯兴奋得跳了起来。


“就算我们现在死去,”芙蕾达激动地拥抱我,“也是死而无憾。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有多大,真的好幸福。”


我笑了起来,她们只去过机场和机舱啊。“你要看的东西还多着呢!”


“老师们向你问好,”芙蕾达说,“还有学生们。”


“妈妈和爸爸也让我问候你。”克莉丝汀补充道。


“我还带来了学生们的信。”芙蕾达把手伸向她的包。


“以后会有时间的。”我说。已经在机场等了两个小时,我想尽快带她们去位于瑞尔森大学的酒店,她们要在那里住一周左右。现在她们需要尽快入住,领取会议材料和一些补助。


去酒店的路上,我们聊了她们的航班和在阿姆斯特丹的转机,也问了家里人的情况,但在汽车停到酒店门前的那一刻,所有的谈话都中止了。这座白色和褐色相间的高层建筑耸立在周围的树木中间,莱达看到它时,什么也没说,但眉头紧锁。


办好入住手续,得知她们的房间在十一层,她看起来更加焦虑了。


电梯是她们将要面对的一系列挑战中的第一个。克莉丝汀耐心地教她们使用按钮,但当电梯开始上升,我能感觉到两位老奶奶都在担心自己的安全。等到电梯门打开,双脚踏上走廊的地毯,她们才松了一口气。


她们的房间是分开的,各有一张单人床,但共用卫生间和淋浴设备。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为每位客人准备了礼篮,内有水果、面包、茶和咖啡。窗户的视野非常好,可以望见多伦多的闹市区和它的众多摩天大楼,但芙蕾达和莱达暂时都不敢靠近窗户。


“住在这里就像是待在悬崖边上。”莱达说。


我们本打算老奶奶们一到就带她们出去吃晚饭,但芙蕾达和莱达目前的精神状态过于紧张。她们每人都得到了360加元的补助,起初不知道汇率是多少,后来发觉自己携带的是一笔巨款,不禁有些害怕。她们坚持第一晚就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吃篮子里的面包和水果就行。我们也理解她们需要休息和调整,于是很快离开了。


“你想留在这里睡觉吗?”我问克莉丝汀,觉得她可能也会有点累。


“我还是回到乌干达再睡吧。”她说。


我们来到国会大道上一家名为“豪斯”的餐厅,晚饭后一起回到市区的一所小房子,房东布里丹是基金会的朋友。克莉丝汀告诉我一些父母和学校的消息,我们一直谈到深夜,然后我送她回酒店。


第二天早上我又来到酒店,芙蕾达和莱达看起来放松一些了。她们穿戴整齐,准备出门,但克莉丝汀却有些不高兴。


“唉,她们做什么都要我帮忙,”她说,“没有我她们不敢离开房间。我只好带她们下楼吃早饭,然后又陪着她们回房间换衣服。她们甚至不敢按电梯的按钮。”


“她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说。克莉丝汀毕竟年轻些,也去过几次坎帕拉。“这对她们实在不容易。”


上午我们驾车游览市区,参观了港口、国家电视塔和唐人街。


下午老奶奶们睡了一会儿,然后准备参加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的晚宴,地点就在酒店餐厅。自助餐桌旁,身着鲜艳的橙色、黄色和红色衣服的女士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老奶奶们很高兴,说总算吃到了“真正的食物”而不是三明治,但蔬菜色拉让她们惊讶不已。


“这里的人就这么生吃东西,怎么身体还很好?”莱达问。“人又不是羊和牛,可以直接吃草。”


在乌干达,特别是农村,水和土壤常常因人畜的粪便而受到污染,生吃食物绝对不安全。所以当地传统只允许生吃水果。


“他们不仅菜可以生吃,”我说,“肉也可以。”


“吃生肉?”芙蕾达盯着她的盘子,小心翼翼地碰碰里面的牛肉。


“日本餐馆里有寿司,”我解释道,“人们直接吃生鱼片或者和米饭一起吃。”


坐在附近的人一定以为我在讲笑话,因为老奶奶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了斯蒂芬·刘易斯先生,他是联合国非洲艾滋病问题特使,也是“基金会和老奶奶”项目的缔造者。人们感谢他的贡献,并鼓起了掌。老奶奶们开始把注意力从食物转向讲台上的老绅士,他戴着眼镜、头发花白,身穿蓝衬衫、灰西装。他欢迎老奶奶们从非洲来到多伦多,此时芙蕾达和莱达的表情好像是十几岁的少女爱上了同龄的男孩,笑容异常灿烂。由于经常去项目点参观,很多刘易斯基金会的受助者都见过斯蒂芬,但那卡的位置比较偏远,而他的日程又很紧张,所以目前他还没来过。


不过基金会的其他工作人员来过那卡。他们通常资助小型草根组织,重要的是,也会认真考察受助的每个项目,每年都派顾问来评估项目进程。我们的首位顾问是路西·斯坦尼茨,多亏她从坎帕拉长途跋涉来到学校,那卡才能获得资助。她去其他项目点只需要几小时,往返那卡则需要几天。但露西认为这么做很值得,我想她一到那里就喜欢上了我们的孩子。


活动正式开始是在周五上午。老奶奶们乘着学校大巴来到乔治布朗学院的大礼堂。三百位和蔼愉快的祖母让现场气氛相当温暖,其中两百名来自加拿大,另外一百名来自各个黑非洲国家,包括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斯蒂芬·刘易斯开始演讲,听众很快安静下来。


“欢迎大家今天来这里,”他说,“很难相信来自世界上这么多地方的人们终于共聚一堂了。”他感谢他的女儿伊莲娜·兰斯伯格·刘易斯组织本次活动,以及众多志愿者的帮助。伊莲娜早些时候告诉我们,活动的一切都是捐赠的:房间、纪念恤、书籍资料和参观门票。人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老奶奶。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演讲,”斯蒂芬说,“荣耀属于你们,你们才是主角。你们经历过很多苦难,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听到你们的声音。”


接着安吉丽·凯德走上前来,她是一位娇小的金发女士,短发很干练,笑容很温暖。她是土生土长的贝宁人,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深知非洲老奶奶们的不易。


“asheemaman,asheemamanafirikamamanafirika!”她唱起歌。


人群激动起来,加入到合唱中并拍着手。她在歌唱着非洲,歌唱它的心灵、它的力量,很多女士随之站起来,在过道上起舞。平时居住在地球两端的祖母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语言、文化和历史的障碍在这一刻不复存在,真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她们都爱自己的孩子和孙辈,都关心周围的人,都渴望终结世上的苦难,她们的声音应该广为人知。


演唱结束后,人们开始清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位南非老奶奶说自己有两个女儿、一个孙儿死于艾滋病,她努力照料着仅有的一个已经感染艾滋病的孙儿。另一位赞比亚妇女说,她直接照料着八个孤儿,还在孤儿院帮助照看另外六十个孩子。乌干达一位感染艾滋病的祖母说自己曾在采石场工作,还做些手艺活以供养二十八名家属。一位南非妇女勇敢地讲出了她最痛苦的回忆,她的儿子发现自己染上艾滋病后,把汽油浇在身上,点火自杀身亡。


加拿大老奶奶则向非洲老奶奶提问题,惊讶于她们在如此贫困、艰辛、不断失去亲人的环境下,还能坚持下来。她们也想知道如何提供更多的帮助。非洲老奶奶想知道她们去世以后,谁来照料她们的孙辈、有无相关的援助项目。与会者彼此之间敞开心扉、坦诚交流。双方都有自己的希望和恐惧,但她们最终意识到目标是共同的。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拨发的专项资金也许无法惠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或者远水解不了近渴,但在场的女士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祖母们正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非洲孤儿伸出援手。


听到她们的故事,我意识到那卡选送的两位老奶奶比很多与会者都要幸运。有学校在那里,她们至少不需担心孙辈的健康和教育。她们也不用向加拿大的老奶奶寻求援助,不用把手工艺品带到现场销售募款。尽管我其实每天都在担心学校,也总感到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这次会议还是让我看出来,我们已经在那卡叶兹村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我深感自豪,但也有几分悲伤,因为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闭幕式上斯蒂芬·刘易斯和一些联合国官员上台演讲。女士们听得很专心,有些人眼中含着泪水,大部分人昂首挺胸,姿态中透出活力、坚毅和使命感。我知道,她们的声音将被更多人听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活动结束时,每个人都收到一串乌干达妇女制作的彩珠项链,象征着与会者的团结互助。老奶奶们亲手把项链给旁边的人戴上。我也给克莉丝汀戴了一串,心里其实有点忧郁,两天的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希望这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


改变在周末就开始发生了:多伦多的街头出现了一支女士歌队,场面壮观。“希望之光照耀着我们……”三百位祖母齐声高唱着。


旗帜和横幅迎风飘扬。


芙蕾达、莱达、克莉丝汀和我都加入了游行队伍,我们骄傲地站在阳光下,发出自己的声音。整齐的鼓点显示出我们的团结一致。一些非洲老奶奶身着传统服装和彩色头巾,另一些穿着会议的纪念恤。加拿大老奶奶有些穿着跑鞋,有些拄着拐杖,有些坐着轮椅。


围观的人群也欢呼起来,我们觉得自己势不可挡。


游行的终点是加拿大广播公司多伦多总部。大楼的中厅贴满海报横幅,我们聚集在一个临时舞台前,艾丽西亚·凯斯(美国著名歌手,有非洲血统)发表了讲话。


“奶奶们,”她说,“是非洲艾滋危机中被忽视的受害者,她们不得不亲手埋葬自己的孩子,还要承担起抚育孙辈的重任。我也很想念自己的外婆,她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女人。我佩服并支持你们。”


埃尔顿·约翰(英国乐坛的常青树,也是著名的同性恋权益活动家)发来一段录像,在英国的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敬佩和支持。


此后,两位分别来自非洲和加拿大的女士上台宣读本次多伦多会议的共识。


乔安妮·佩斯是多伦多人,她说:“我们要求人们用心倾听我们的声音,这些话语将被传达给会议的两万五千名代表。祖母们的心声应该为人所知,我们要求被听到。”


肯尼亚的乔伊斯·吉娜继续说:“尽管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都独一无二,今天我们还是要站在这里,来代表无数和我们一样遭遇不幸的妇女。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祖母,在她的家乡都至少有数万名祖母拥有和她相似的命运。我们的确需要帮助,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长久的。为成千上万从未发出声音的祖母表达她们的需要,是我们庄严的职责。今天我们既代表她们,也代表她们照料的孩子们。”


宣读完共识后,斯蒂芬·刘易斯走上讲台。


“我也没有想到,非洲祖母和加拿大祖母之间能够形成这么紧密的联系。”他继续补充说,希望这场运动能够吸引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祖母参与。


女士们纷纷上台讲话、唱歌、彼此赠送礼物。我之前安排了芙蕾达和莱达发言,但当她们站到麦克风前,莱达还是因怯场而无法讲话。


芙蕾达则决定用鲁吉加语讲话,我于是充当了她的翻译。


“就如耶稣来到世间拯救我们,斯蒂芬·刘易斯也向非洲伸出援手,拯救了无数的孩子和奶奶。他是我们的救主,现在我代表这里所有的老奶奶,还有乌干达和整个非洲那些没有来的老奶奶,衷心感谢基金会、伊莲娜,以及我们的救主,它的理事斯蒂芬·刘易斯。”


掌声响彻整个大厅,芙蕾达离开麦克风时,她脸上平静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显然这是她生命中难忘的一刻。作为抚养了九个孩子的母亲,作为教龄超过三十年、学生逾千的教师,作为长期帮助艾滋孤儿成长进步的志愿者,此刻她的心声成为千千万万人的共识,也让世人更加关注艾滋问题。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难忘的时刻。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继续在市区观光,也去了购物中心,老奶奶们买了一些衣服和礼物。她们都买了新的结婚戒指来取代手上老旧的铜戒指。看到大片的停车场,芙蕾达抱怨说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应该用来种庄稼。


离别的那一天,我们驱车赶往机场,一路上她们仍然兴奋不已。老奶奶们当然希望能再住几天,但也很渴望见到自己的家人,特别是孩子。


“这次旅行会永远留在我心里。”莱达说。


也在我的心里,我想着,瞥了一眼后视镜。尼古拉斯已经依偎着克莉丝汀睡着了,芙蕾达和莱达看上去充满信仰和希望的力量,我确信她们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我知道,他也触摸过我。我仍在担心学校的资金来源,但有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的帮助,有坎帕拉那么多慷慨的支持者,有全球儿童基金会和那卡印第安纳之友逐年增加的善款,我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