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蒙多教授三天后，我租了一辆丰田越野车，和萨缪尔以及弗兰克的儿子即我侄子斯蒂芬一起去那卡叶兹村。路途颠簸，甚是艰辛。萨缪尔是弗兰克和我帮助过的村里的孤儿中的一个。他现居坎帕拉，和妻子一起开了一家旅行社，为外国旅游者供应餐食。他一直尽己所能帮助学校。斯蒂芬已经高中毕业了，他对电脑和高科技很感兴趣，是学校的摄影师。每次他来那卡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切都能留下光影记录了。

晚上我们终于开到了村里，费达站在大门口迎接我们。

“妈妈呢？”我问。

“她睡下了，”费达说，“她说今天背痛得厉害。”

自从费达离婚以后，她就尽量待在娘家照顾母亲。

“亲爱的姐姐，你能在这里照顾她，真是太好了。”

晚上就寝前，我虔诚地为母亲祈祷。她这一生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我也希望能减轻她的痛苦，但有些事情我无能为力。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了，想看看我不在的时候这里完成的工作。

新的重力自来水系统已经安装完毕。目前村里只有十个水龙头，其中一个在我父母的后院里，下面是方形的水泥水池，还有排水闸。现在人们不用从很远的河流里运水了，他们有了便利的水站和更清洁的饮用水。

学校的主体建筑已经造好，首层正被改建成旅馆。这是学校董事会的建议，好让来访者住得舒服一些，还能适当增加收入。以前来访者往往住在我父母家，但对于一住几个月的实习生来说，事情就没那么容易了。

下午我到了学校，孩子们刚刚吃完午饭，正在用学校的水龙头洗碗。他们本来想用欢迎仪式给我制造一个惊喜。其实，孩子们周六来到学校，以及一阵阵从操场上飘来的烤山羊肉的香味，让我很难装作不知情。不过，事实上我也愿意让孩子们看到我的惊喜。这份喜悦不是来自于他们奉上的食物和歌声，而来自我从他们眼中看到的欢乐。

“可以开始啦。”莉迪亚提醒孩子们。

他们立刻散开，而她则带着我们穿过院子，走进一间教室。一张铺着雪白桌布的桌子贴着对面的墙，上面摆着丰盛的传统食物。教室里很快挤满了人，老师们、赞助者以及学校的管理委员会都来了。克莉丝汀带领众人祈祷完毕，我们依次排队取餐。

站在我前面的是哈比卜，一位清癯的长者，也是学校领导核心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自那卡建立以来，他一直担任地方管理委员会主席。

那卡是独一无二的跨教派学校（乌干达的宗教信仰约为36%信奉天主教，33%信奉基督教新教，11%信奉伊斯兰教，其他人信奉原始拜物教等）。这在委员会的组成上也有所体现，哈比卜·穆苏卡先生是穆斯林，伦纳德女士是天主教徒，女校长芙蕾达隶属圣公会，我姐姐克莉丝汀是基督复临派教友，其他人也有各自的信仰。在这个人们习惯以宗教划分敌我的地方，我希望那卡对所有社区成员开放，无分信仰。这样那卡就不仅是在援助孤儿，还是不同社区信仰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等我们用餐完毕，学生们已将长凳从教室搬到了院子里那棵最大的树底下。很多已经坐下来在等了。他们的监护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些坐在学生后面，有些坐在草地上或毯子上。母亲和费达坐在靠边的一张毯子上，那里她可以保持斜靠的姿势。父亲和孩子们一起坐在长凳上。

庆典从介绍开始。芙蕾达介绍说克莉丝汀是学校董事会成员。

我是第二个被介绍的，并且只讲了几句话。和其他人一样，我更想看到孩子们的表现，而不是自己在台上滔滔不绝。我在礼节性的掌声中回到了座位上。

没有再费周折，抗击艾滋合唱团身着传统服装，整齐地从一间教室列队入场。活泼美丽的艾琳负责敲鼓保持节奏，其他人边走边唱，步伐流畅。女孩们身着棕色裙子和红棕色条纹的衬衫，男孩们上身穿着紫色、粉色和蓝色条纹的衬衫，下身是短裤。

伊曼纽尔站了出来，尽管个子不高，但没人能忽视他灿烂的笑容。他才上三年级，但英语比很多高年级的同学都熟练。他的父母去世后，家人无力抚养他，于是他叔叔的好友接走了他。他总是说他们对他“非常好”，并积极鼓励他读书。既无后顾之忧，又有老师同学的关爱，他出色地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在政府部门组织的标准化考试中位列前十分之一。

“斯科维亚呢？”我问和我并肩坐在长凳上的芙蕾达。斯科维亚生来就患有艾滋病，不过由于检测不够普及，没有人知道。她加入那卡的时候是9岁，而大部分艾滋病患儿都活不到这个年龄。入校的时候她身体虚弱，一开始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学校的营养比较好，此外还有充足的精神营养——爱和关心，她的体重甚至开始增加了。但最近她开始被各种感染还有疟疾折磨，体重不断下降，还出现了卡波西肉瘤，我们这才知道她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卡农古区尚无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这意味着她无药可救。即便如此，她还是尽量来上学，并非常开心地参加合唱团的活动。

芙蕾达的目光转向了别处，然后又回视着我。“这几个星期我们一直都在给她送饭，可她几乎吃不下什么东西。”

艾滋病！我的心一沉，想起了自己握着弗兰克骨瘦如柴的手的可怕回忆。我上次见到斯科维亚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生命，我真不敢想象她现在的样子。

上帝保佑她，我想着。她的父母因艾滋病去世后，斯科维亚和她的哥哥被一个有三个同龄孩子的家庭收养，他们很快就成了一家人。如果现在斯科维亚离开人世，对每个人都是很大的打击。

“也许只是又得了一次疟疾。”我说。显然我们俩都不信。芙蕾达目睹过很多艾滋病造成的人间悲剧，自己也有孩子和孙儿因此去世。但这么说能让我们支撑下去。我准备一有空就去看望斯科维亚。在上帝的帮助下，也许她还能恢复过来。

孩子们的歌声回荡在学校的院子里，清纯甜蜜，宛若天使。他们唱了那卡校歌，一首欢迎曲，一首圣经歌曲，内容是希望能像圣经中的路得（路得是生活在约公元前1100年的一位摩押族中东女子，嫁给了犹太人，也是以色列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大卫王的曾祖母，她曾有机会改嫁本族人，但决意追随犹太婆婆）一样坚韧。斯蒂芬在人群的边缘走来走去，用照相机和摄影机不断拍摄。当歌队唱起一连串短小的传统歌曲时，观众几乎听得入了迷。

丰富的传统，有些很好，比如非洲谚语说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有些很可怕，如放逐艾滋孤儿的传统，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患有和父母一样的疾病，因此不值得抚养。传统并不总是有智慧。

第一支歌队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演出，然后是第二支。一些女孩腰上系着围巾，八位舞者组成了两个方阵，每个都是两男两女。男孩们有时蹦跳，有时跺脚；女孩们扭动腰肢，将手举过头顶然后左右摇摆，这是欢庆丰收的舞蹈。这个舞倒也合适，我想着，代表着从绝望中收获希望，从不幸中收获幸运。

劲舞结束后，庆典活动变得严肃起来。学生们身着戏服，表演了一出短剧，内容是关于艾滋病对家庭和社区的毁灭性影响。在一个谈论性行为及其后果通常是禁忌的环境下，新一代的儿童必须学会直面这一问题。要达到这个目标，唯一的途径是让他们掌握更多的信息、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学生失足。

十四岁的乐儿听到一些传言，有人怂恿她去附近的鲁昆吉里区的某市打工。

“你会在小卖部卖食品。”那人是这么和她说的。这活计看起来既轻松，又能挣钱养活奶奶和弟弟。等她到了那里，一个热情无比的中年妇女很快带她染了头发、做了指甲。热闹非凡的城市景观、从未有过的特殊待遇，让她倍感兴奋、充满幸福。

然而，幸福很快就被恐惧替代。她发现自己和其他女孩被关在一所房子里，白天不停地洗衣服，而真正的工作晚上才开始。到那里的第一晚，女孩们就被载到一家汽车旅馆的小房间里，站在她们对面的是三个浑身散发着酒气的男人。他们注意到乐儿是新面孔，立刻把她拉到隔壁的房间，用杜松子酒把她灌醉，然后轮奸了她。

乐儿扑到中年妇女怀里，眼泪都哭干了。“嗯，嗯，”那女人说道，“你会习惯的。”

乐儿就这样被迫卖淫。她白天洗衣服，晚上服侍那些醉酒的男人。女孩们在一起工作，吃住也在一起，尽管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监禁，但根本没有机会独处。逃跑几乎不可能。

后来一位秘密警察发现了她，并把她带回村里。奶奶听说了乐儿的遭遇后，痛苦得昏了过去。她一直以为乐儿在小卖部上班，因为一直有人给家里寄钱，留言是：“亲爱的奶奶，我一切都好。这是给您的钱。”乐儿起初羞愤难当，但当她明白了仍然有人爱她、关心她，并且家人也不需要她做出牺牲之后，她回到了学校。

忽然之间电闪雷鸣，天也黑了下来。短剧还未结束，然而天公不作美，庆典活动只能到此为止。雨越下越大，学生们赶紧把自己的板凳和长凳都搬进了屋里。

即使外面在下雨，孩子们还是在教室里唱起了歌，内容是耶稣的复临。

“耶稣在为我们准备地方，

他已应许会回来接我们。”

我又想起了乐儿和斯科维亚。是的，我完全相信耶稣会复临乌干达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但在他回来之前，谁来照料和保护这些孤儿呢？一层云翳爬上了我的眼睛。如果我们失败了，孩子们就会受苦受难。苍天在上，我不能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