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去世后，我感到万分悲痛，可生活还得继续。工作会让我暂时忙碌起来，所以我在美国一家人权组织谋了个职位。贝兰达也经常写信来安慰我。后来，姆巴巴齐生了个孩子，取名叫卡扎菲，他很健康，两腿胖乎乎的，笑起来很是招人喜欢。我常去探望他们，看到他们会让我感觉好些，然后提醒自己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可是即使这样，在深夜的静寂里，我还是会一个人哭泣。有时看到两个沿街漫步的人手牵着手，我就会幻想那是我和弗兰克，但现实留给我的总是可怕的空虚。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从姆巴巴齐那里传来了一个灾难性的消息，她也染上了消瘦病。

到1996年11月份的时候，姆巴巴齐只能卧床休息了。考虑到她在坎帕拉不能照料自己，我们就把她送回了村里由奶奶照顾，卡扎菲则交由我父母照看。我会定期回家里看望他们，带些钱补贴家用。小卡扎菲总是很高兴见到我回来。

每次我去的时候，都祈祷姆巴巴齐会好起来，但她却越来越虚弱，跟弗兰克当时的情况一模一样。

“主啊，这是为什么？”我曾在深夜里祈祷，“一个家庭究竟要经受多少苦难？你已夺走了我哥哥，难道还要再带走我的姐姐吗？”

姆巴巴齐的生命危在旦夕，可那时我正在西非的冈比亚参加一个人权座谈会。我原打算回到坎帕拉后就去看望她，却不曾想先接到了她去世的消息，就在前一夜，姆巴巴齐离开了我们。

独坐在家里，我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或许我早已无泪可流。弗兰克和姆巴巴齐经受病痛折磨的时候，我那苦痛的泪水早已填满了尼罗河。我承受不起这双重打击，不由得跪倒在地上。

“你还想怎么样？”我叱问道，“我要怎样做才能结束这艾滋病带来的苦痛折磨？你告诉我，我一定去做。”

当然，我的质问得不到任何神灵的回应，也许在《出埃及记》中，摩西在燃烧的树叶中看到的神，只是运气使然。相反的，忧云盘踞心头，我很快对自己的人生方向产生了质疑。我考虑着辞去工作回到村里，这样，至少在我的亲人一个个离我而去的时候我还在他们身边。

当我们后来得知卡扎菲也染上了艾滋病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一刻，我只想就此倒下，不再面对这种种罹难。

而此时的父亲，心里却有了别的念头。

姆巴巴齐死后不久，父亲曾跟村子里的人聊过家事。后来有一次我回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要我帮忙把牛群赶到牧场上。就在我们拿着鞭子赶牲畜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你该结婚了。”

我大吃一惊。在姆巴巴齐刚离开我们，每个人都悲痛万分的时候，父亲竟说出这样的话，只是，我什么都没说。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

“嗯。”我回答道。

“我跟卡亚维尔的父亲谈过了，他说你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他也很高兴把女儿嫁给你。”

我没跟父亲提起过贝兰达的事，就是怕他知道后生气，他绝不会明白过去的一年里贝兰达的信给了我多大的慰藉。既然现在父亲有了安排，我也不能再掩藏自己的想法了。

“我不能娶她。”我回答道。卡亚维尔是个好女人，如果我未曾到过外面的世界，跟她结婚会是最幸福的事。

父亲不屑地看了我一眼，“你是我儿子，得按我说的办。”

我坚持着自己的想法，“不行！”

“你以为自己上过大学、去过美国就比我们都强吗？你想过这会让我们蒙羞吗？我就剩你这么一个儿子，听我的话就不行吗？”

“我不能娶卡亚维尔，”此时的我满腹怨恨，“我在美国已经有了心仪的女人，她叫贝兰达。”

“美国！”父亲皱皱眉。那一刻，我觉得他的拳头就要落下来了。“美国，我就不该让你去那里。”

“我不是小孩儿啦，不会让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小的时候他能逼我就范，现在不能了。

“可你永远都是我儿子！”

“贝兰达是个好姑娘。”我没跟他说自己还没向贝兰达求婚的事，因为连我自己都怀疑她会不会答应。我只知道，只要贝兰达有可能做我妻子，我就不会娶卡亚维尔。

“好姑娘，”父亲不屑一顾，“你知道什么？”

“她……”

“她跟我们一个宗族吗？”

“不是。”我说。

“那是哪一族，巴尼安科莱族还是巴基加族？”

“我不知道。”我小声说。跟父亲解释清楚美国的事并不容易。

“连她的宗族你都不知道？”父亲怒斥道，“他的家人呢？他们勤劳吗？他们有土地吗？”

我也不知道，只能耸耸肩。

“那他们有羊群吗？牛群呢？他们耕作吗？”

“我是在大学里认识她的，”我说，“还没见过她家人呢。”

“你连她的家人都没见过还打算娶她？”

“可我爱她！”我脱口而出。

“爱？”父亲手一甩，“呸！”

“以后你会明白的。她……”

“人不是为了爱而结婚的，”父亲轻轻拍打着前额说道，“你就不用脑子想想！”

“可她很聪明，也很勤奋啊！”

“那她会跟你来这里照顾你和你的孩子吗？”

这时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把事情考虑清楚。如果我和贝兰达结婚，我就得搬到美国去住。她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在大学里找份工作。我怎么跟父亲说清这些呢？美国的生活跟这里绝不一样。

“我要回美国去。”看着父亲的脸我说道。此前我一直在考虑是否接受“全民人权教育协会”（people’sdecadeofhumanrighseducaion,pdhre）提供的工作，我可以到那里做一个项目助理，我可以跟着苏拉·科内一起从事非洲、拉美、亚洲等地区的人权教育工作。

“我不准你回去。”父亲的言语里已没了那么大的火气。从他的表情里我看到了什么，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像是畏惧，但又不全是。

“我已经决定了。”我说。他伤害过我那么多次，我也要这样对他吗？我不知道。

他摇摇头，显得很无力。“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现在你又告诉我你要离我而去。我要再失去一个儿子吗？”他的嘴紧紧闭着。

“不会的，”我的心一下子软了，“就当我住在坎帕拉，只不过更远一点。”

父亲摘下帽子，摸了摸额头：“会很麻烦的。”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这不是我第一次和父亲发生争执，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父亲只看了一眼，什么也没再说。其实他什么也不用说，我知道如果我做得不好，他会说什么——“我早跟你说过的”。

父亲最终没能说出那些话。后来，我就到了美国，接受了那份工作。1998年10月23日，我跟贝兰达结了婚。贝兰达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就参加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博士项目，苏拉·科内让我在“全民人权教育协会”继续工作，一直到我在萨克拉门托的加州联邦银行找到了另一份差事才离开。

离开家之后的三年里，我的生活一直很平静，但我发现自己有时会想母亲，想家里的亲人。有时，我会想念尼罗河里新鲜的鲈鱼，还有在篝火之上烘烤的马托基。我渴望回到那片土地上漫步，尽享乡村夜晚的寂静。终于，在2001年，我跟贝兰达提议回趟乌干达。

“你觉得他们会接受我吗？”她问道。我曾跟她提起过父亲打算让我娶卡亚维尔的事，我不能责备她的敏感。

经过几番鼓励，2001年4月贝兰达陪我回到了家乡，来到了我为父母建造的新房子里——一座波纹铁皮屋顶的砖造建筑。我做好准备迎接父亲的训斥，幸好贝兰达不懂这儿的鲁克加语，她更不会明白父亲呵斥背后的意义。

看到父亲在门口迎接我们，我感到十分惊讶。

“你好。”他握着贝兰达的手说，“欢迎回家。”

“快，进来坐下吧，”母亲也赶忙说，“饭都准备好了。”

贝兰达跟着我进了屋里。

“她真漂亮！”母亲说。

父亲的友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贝兰达，母亲也很高兴又多了个女儿。所有的担心此时都显得多此一举，真是个不错的转变。

我和贝兰达回家的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我们就看到外面站了长长的一队人。过去站在门外的往往是孩子的父母亲，现在基本上都是穿着褪色大花裙的老奶奶在耐心守着，带着一个、两个，甚至更多失去父母的孩子，从襁褓中的婴儿到十来岁的半大小子都有。

贝兰达盯着我问道：“这些人都是谁啊？”

“我跟你说过的，家里的亲戚呀，”我走出了门外，“他们觉得我是美国人，很富裕，能养得起村子里的每个人了。”

事实上，哥哥死后，我曾在经济上帮助过他的三个孩子，我也帮过一个叫丽贝卡的女孩完成护理学校的课程。还有一个叫迪克逊男孩，我支持他完成学业成为教师。可悲的是，这些都只是沧海一粟。那么多人都面临着死亡，就算乌干达人特有的乐观天性也难以让我宽心。

贝兰达注视着人群。我曾跟她说过非洲艾滋病泛滥的情况，她能理解而且支持我帮助这些孤儿，但直到这一天，她才完全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我弯下腰去跟一个小姑娘打招呼，她拉着一位年轻男子的手，脸上脏兮兮的，连裙裾也是破的。

“你叫什么名字呀？”我问道。

“图卡穆莎巴。”说完，她就害羞地盯着地面。

“她是我妹妹，”男子说，“我们的母亲两年前去世了，父亲今年也走了。我和妻子照料着这些孩子，日子过得很艰苦，连吃的都买不起了。”

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万先令的钱，递给了他。

“实在是太感谢您啦。”他说。

接着，一位老奶奶带着个小男孩慢慢靠近。

“您好，特威西格耶先生。这是我孙子，叫纳图坤达。”

“你好，纳图坤达先生。”我跟他握了握手。

“他母亲在他一岁的时候就死了，”这位奶奶说道，“现在我在照顾他，可是我哪有什么钱供他上学呀！”

“交给我吧。”我说。

我转过去看着贝兰达说：“学费只要几美元就够了，但还有更多的人要吃饭、要穿衣啊。”

“不是有美国的国际援助吗？”

“这些援助只是短期的，”我回答说，“他们送来的粮食只够维持一阵子，教育物资的供给也是持续一年半载就没了，可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得十年，甚至十五年。”我的喉咙缩紧了，“弗兰克和我多年来都在竭尽全力帮助这些人，可现在需要帮助的人越来越多。”

此时，贝兰达紧紧抓住了我的手。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到了炽热的光芒，那是她准备好迎接挑战时才会有的坚定眼神。

“我们得做点什么。”她说道。

“阿门。”我轻声地念着，然后转过身去看着排队的人。

整个上午，贝兰达和我都在认真地听取村民们的请求，想尽方法帮助他们。我们都累坏了，就坐在屋后的长椅上乘凉休息。费达在厨房旁边的塑料盆里洗碗，父亲忙着在牧场里修理铁丝栅栏。

村里有户人家给我们送来了一箱酸橘，我从兜里摸出了几个，剥了开来，咬了一口，酸酸的。

“村里大概有多少孤儿？”贝兰达问道。

“我也不清楚，”我说，“附近可能有上千个吧！”

“这么多！”

“整个乌干达有近两百万这样的孤儿！”我说。如此触目惊心的数字，在这个还没俄勒冈州（oregon，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州）大的国家根本不会引人注意，可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民众早已上街示威了。但在这幽静的山间、农场，死亡悄悄地蔓延着，带走了善良的母亲，带走了慈祥的父亲，没有记者来往穿梭播报新闻，没有医药物资抵御疾病灾害。破旧的泥屋里，羸弱的身躯只能默默地同生命抗争，最终走向死亡。医院里，在被艾滋病夺走生命的孩子面前母亲只能无力地哭泣。做棺材生意的人赚取着高额的利润，而年迈的奶奶们正用自己一生的积蓄为子孙送行。

“肯定有方法的。”贝兰达说。

我只是点点头。早上我们见到的那些孩子算是幸运的，还有家人关心他们的健康、教育。随着艾滋病的泛滥，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家人遗弃，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还有的地方，亲戚拿走已故父母的遗产，把孩子们当佣人，甚至逼迫他们出卖自己的肉体。即使是那些有人照顾的孤儿，他们需要的也不只是书本学费和一个月的伙食费，他们需要的是有营养的食物、是温暖的家、是长期的教育。

“我一直想要建所学校。”我说。

“学校？”

“而且是不收学费的那种。”

“具体点呢？”

“一所小学，”我剥开了酸橘，把它递给贝兰达，“从一年级到七年级都有。”

她吮了一口手中的橘子，酸得皱起了眉。

“买来地就能建学校吗？”她问道。

“对。”我说。乌干达有政府管理的学校，但大部分都是私人组织或是教堂在负责。

贝兰达把橘子皮扔到院子里，然后抬头望着天空，那里没有一丝云彩。我不知道她是感到有些失落还是在想什么，不过现在的确不是考虑建学校的时候。贝兰达才拿到博士学位，我们正打算从加利福尼亚搬到印第安纳，她要在那儿继续自己博士后的学业。我们俩也存了点钱准备买房。租了这么多年房，早就想有个自己的家了。

“建学校不仅要建教学楼，”她说，“还要买书本，筹备物资，还要给老师发工资。”

“我明白。”我说，真希望我没有跟她说这些话，她心里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过几年再说吧！”

“孩子们需要营养，”她坚定地说，“还有医疗服务，所以至少还要有免费午餐。”

“对，”我说道，“可我们现在又没有能力，或许某一天……”

贝兰达却显得异常坚定。“可这些孩子不能再等了呀，”她说，“他们需要这样的学校，现在就需要！”

“什么？”

“你说得对，”她说，“孩子们需要一所学校！”

贝兰达的话让我难以置信，听到这些，我感到万分欣喜，激动得差点哭了出来。此前，我曾觉得弗兰克、姆巴巴齐和小卡扎菲的死，在我心底留下的阴影深不见底，可那一刻，一道从天而降的曙光把它们都驱散了。

我的眼里满含泪水，抓着贝兰达的手，亲吻着她。我们曾远隔千里互不相识，但上帝却奇迹般地让我们相遇。父亲对婚姻的看法有一点是对的，的确，婚姻不只是爱，婚姻更是一种使命。

我放开了贝兰达，她笑着摸摸我的脸，问道：“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一所孤儿院？”

那一刻，我笑了。我的贝兰达，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了她。

我想再一次地亲吻她，确实是这样的，她说的问题很重要。这些孩子没有父母也没有亲人，没人养活他们，有的孩子甚至一个人住，完全没有成年人照管他们。而且，我也不大愿意把他们送到国际慈善机构去，毕竟村里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宗族部落的纽带团结在一起的。

“或许我们可以找些家庭来出资赞助。”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些家庭有能力负担吗？”

“我也不清楚。”建学校的事情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只是那些细枝末节我还没去想。给孩子交学费很简单，我只要能掏出钱来就行，可建一所学校却不是这么简单。得想着如何获得许可，筹集建造费用，雇建筑工人、老师，还要买地购置其他物资。一想到这些事，我既兴奋又有些担心。

“我们向上帝祈祷，寻求他的指引吧，”贝兰达说，“他会告诉我们怎么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