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的早上，我步行来到学校，发现那里十分活跃。一些学生坐在树阴下吃早点，其他人在水龙头下洗盘子。阿加纳和莉迪亚在人群中穿行，敦促他们快点吃。

一辆开放式尼桑运货卡车等在学校操场的另一边，男孩们围着它，有些还没有车轮高。

“理事！理事！”小巴里兹从卡车旁边跑过来，眼睛里满是兴奋，“我们要坐卡车了？”

“是的。”我说，一边摸摸他柔软的卷发。我原本打算租用一辆小卡车来运送合唱团去参加卡农古区的国庆活动。自学校建立以来，我们的抗击艾滋合唱团已经在周末和公共假日走遍了全区。仅2005年一年，合唱团就去了不下三十所学校和十几座教堂表演。国庆活动总能吸引大量的人气，我把它视作一个发出声音的绝佳机会。

我不太清楚是谁最早产生了让整个学校一起去的想法，不过是伊兹带着几个四年级的男孩最先来找我。

“为什么只有合唱团能参加活动呢？”

“那里太远了，”我解释道，“我们走不了那么远，所以我打算派合唱团去代表那卡。”

“我们都是那卡的学生。”奥斯玛说，语气坚决。

“我们想去，”几个瘦小的孩子齐声说道，“您看我们可以去吗？”

那天晚些时候，几个四年级的女孩也鼓起了勇气，私下来找我。艾琳是一位班干部，她担任了发言人。

“我们可以全都去参加活动吗？”其实她是合唱团的重要成员，怎么都能去。“我们都想代表学校。”

艾卡布拉越过艾琳的肩膀望着我，甜甜地笑着。

“我们从来没去过卡农古市。”

“理事，我们求您了，”她们说着，抓住我的手，甚至跪下来，“我们谢谢您！”

“快起来，”我说，“不能跪下来乞求。”

“好的，理事。”

不在合唱团的学生大部分从未坐过汽车，甚至没出过自己的村庄，但要运送这么多学生，确实有难处。附近没有公共汽车，如果租用小卡车的话，需要很多辆。

不过在越来越多的学生来恳求我之后，我与老师和家长们讨论了此事，大家一致决定给孩子们留下难忘的回忆。我随后联系了一位附近的货运卡车业主来接送他们。

“好大的一辆卡车！”巴里兹激动地说，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它有六个轮子！”

“是啊，”我说，“后面多出来的两个轮胎是为了增加载重。”卡车让我们的丰田越野车看起来很矮，蓝色的车头也高过了学生。它通常用来运送石料和建材，后面的大平台足以站下100个孩子。

后栅被卡车主人放下的时候发出了刺耳的噪音，阿加纳命令学生按班级列队。

“想上车的话，就要排好队。”我对巴里兹说。

孩子们开始爬上卡车并往前走，大一点的学生在驾驶室后面站成了几排，小一点的要有老师的帮助才能上车。

阿加纳和他的助理马蒂亚以及村里的另外几个男人爬上侧边，引擎启动了。这时一个男孩从学校大门向卡车飞奔过来，手里还拿着鞋子和袜子。我认出那是尼古拉斯，之前他也经常迟到。起初我以为他要干农活，但后来发现他每天早晨都要步行几英里才能到学校。即使他天一亮就出发，也很难赶上晨祷和唱歌。

米尔顿对他很严厉。“大家都有难处，尼古拉斯。你必须早点出发。”

“他要走很远的路，”一天早上我对米尔顿说，“你还是别强求了。”尼古拉斯在班上学习成绩不错，我始终认为，如果他能坚持完成在那卡的学业，一定会很有前途。

“如果我允许一个学生迟到，”米尔顿回答说，“其他人就会学他。定了规矩就得执行。”

尼古拉斯爬上卡车的时候，山姆、斯蒂芬和乔瑟琳姨妈也坐着丰田越野车来了。我在丰田车的前排坐下，膝上坐着一个最小的孤儿——四岁的苏珊。卡车上的学生们唱起了歌：“这是那卡艾滋孤儿学校，就像星星一样闪亮，我们一定会成功。这是庆祝的时刻，因为我们一定会成功。”

卡农古市离村子大概十五英里远，但由于路况较差，前进的速度很慢。在乌干达独立后的43年里，按说卡农古区至少应该建一条从鲁昆吉里区政府到卡农古市的像样公路。但事实上没有，不过幸好还有几条没被冲毁的土路。乌干达虽然摆脱了英国的统治，但并未摆脱贫困与无序。

爬上一个陡峭的山坡并向北转弯时，汽车的速度慢了下来。山姆紧握方向盘，同时身体前倾，努力寻找着车辙。前面的卡车上，孩子们仍在唱歌。

他们的世界支离破碎，怎么还唱得出来？一瞬间我甚至有点心烦。不过，无论是与生俱来的贫困，还是无处不在的疾病，都不能怪孩子们。然而人们又对年轻一代充满期待，希望他们能带给乌干达一个光明的未来。有时我也觉得，对他们期待太多是不公平的。人类总有一种天性，想要塑造周围的人。还是先改造自己吧。

当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坐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对非洲的艾滋危机佯装看不见，利用抗艾资金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名为开会实为度假的时候，真正脚踏实地做出贡献的是在那卡叶兹和其他社区不懈努力的一个个民间组织。每有一个艾滋孤儿上完小学，就意味着给更好的未来投了一票。这些投票可以预防腐败、改善教育、消除贫困，并最终阻止艾滋病的蔓延和破坏。

大约一小时后，卡车开到了一座小山顶上，它的刹车灯闪了一下。我们已经到了卡农古市，它宽阔的主干道上满是红色的尘土和碎石，并且到处都是人。

“我真怀疑区里的每个人都在这里。”山姆说。我们缓慢行进。大道左边是卡农古区的行政机构，都是一层的砖房。右边高一点的地方是足球场，它的另外一边立着蓝色和白色的帐棚各一个，下面坐着宾客和官员。

“绿的。”苏珊说，指着一群穿着绿衣服的学生。

“是的，”我说，“他们会参加游行。”

卡车刹车并靠右停了下来，山姆站到了它背后。

“我们下车吧。”姨妈说。费达抱着苏珊下了车，老师们也帮助学生从卡车上下来。

山姆把车停在了球场边的树阴下，现场至少有一千人。场边是来自周围学校的儿童，分组站在那里，衣服体现着校色。一群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宗教乐队吹打着鼓和铜管乐器，绕行在球场边缘。军队和当地民兵在炽热的太阳底下站岗。

在确保那卡学生能够参加当天的活动后，乔瑟琳姨妈抓着我的手，把我送到了蓝色顶棚那里。前排坐着高级军官，笔挺的西装上别着荣誉勋章。还有政治家和他们的妻子，以及身着彩色长袍的神父和牧师。

“这位是那卡艾滋孤儿学校的理事。”一个女人在广播里宣布。

带着理事式的微笑，我快步走到顶棚下。虽然偶尔有微风拂过，天还是很热。

“那卡照料了很多孤儿，改变了他们的生命，”那位女士继续说，“您将看到孩子们的演出。请大家欢迎理事，也请理事向大家致意。”

我挥了挥手，重新回到人群中。

又来了更多的官员，坐着越野车穿过球场。从车上下来的男人身穿黑色或藏青色的西装，女人穿着颜色艳丽的大花长裙，通常是黄色、粉色或蓝色。广播里不断做着介绍，士兵们排成一列纵队穿过球场，周围的人也越聚越多。几个白人女子乘着有chifcod字样的白色卡车入场，这代表着“儿童与家庭和社区发展组织”，创始人是哈姆莱·巴巴兹。哈姆莱是国会议员，也是本次活动的特邀嘉宾。我曾有幸与他交谈过几次，发现我们的组织有共同的目标，都致力于社区的改善。

简短的介绍后，一个由附近学校大一点的女孩组成的合唱团站在旗杆下面，用英语唱了一首欢迎曲。

“亲爱的来宾们，我们今天好高兴。能够招待你们，我们好高兴。欢迎你们来！”她们一边唱歌，一边做着复杂的手势，并且不停地摇摆，灰色的制服在微风中飘动。“这是庆祝的时候，这是你我同庆的时刻。庆祝吧，庆祝吧，庆祝吧。这是复兴的时刻。”

庆祝活动的开始部分是各部队穿着迷彩服或卡其布军装，在乐队鼓点的伴奏下入场。学生游行队伍跟在后面，穿着蓝绿色、粉白色、绿白色、灰白色和蓝色的制服。他们绕着足球场的边缘行进，士兵踢着正步，并向主席台敬礼，学生也昂首阔步。那卡小学位于游行队伍的尾部，举着那卡艾滋孤儿学校的标语：为艾滋孤儿提供免费教育。事实上在本区的五十八所学校中，那卡是唯一一所提供全免费教育的学校。

当那卡学生走到主席台前的时候，我周围的每个人都热烈鼓掌。孩子们抬起了头，脸上喜气洋洋，笑容灿烂可与阳光媲美。我也情不自禁地笑了。看到他们获得接纳，确实令人激动。太多的非洲国家恐惧艾滋病的污名，甚至为了自我保全不惜抛弃孤儿。而在卡农古区，人们正在克服非理性的恐惧，总算能够公开谈论艾滋病了，乌干达能够逐渐降低感染率也与此有很大关系。要消灭一个连环杀手，必须首先承认它的存在。

绕场两周之后，学生们开始休息，合唱团则上前表演，一组接一组地唱歌跳舞，表演之间穿插着演讲。

现在太阳已经高悬在天空。

“我打算降低文盲率，途径是鼓励开办成人扫盲班和支持普及初等教育。”一位政治人物说。“我打算提供更好的杂交种子和牲畜，以及安全的饮用水。”另一位承诺。“最近我们引进了丝绸产业。桑树对生产蚕丝不可或缺，它们在这里长得很好，但市场的缺乏阻碍了生产的扩张。”又一人说道。

一个女孩从椅子中间挤过来，兜售瓶装汽水。我几口喝完了一瓶芬达，也想到了孩子们。现在是下午一点钟，我们的合唱团还没上台。

他们站在球场边准备表演，衣服上浸满了汗水，我不禁有些担心小一点的孩子。而从我坐着的地方几乎看不到其他那卡的学生。由于担心老师对他们照顾不周，让他们又渴又饿，我向周围的人打了招呼，买了些汽水和甘蔗去犒劳他们。

我回来时那卡合唱团正好开始表演。我在声乐上并无特别的天赋，但还是能听出那天他们的声音格外高亢有力。就像一支身着紫衣的天使乐队，他们唱了那卡的校歌。在某种程度上我几乎嫉妒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完全沉浸在歌声里。他们不再是父母双亡、与死亡和贫穷为伴的可怜孤儿，他们自豪地站在阳光下，分享着造物主的荣耀，这是他们的激情之源。就像农民喜爱沃土的质地和气息，合唱团的孩子们也热爱音乐。

他们唱了三首歌，结束时观众由衷地鼓掌，我也激动万分。我一直暗自担心观众的反应会受到艾滋污名的影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在令人深受鼓舞。这也说明我们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我事先通知了来宾和老师们，我们必须早点回去，因为还有其他的安排。我们确实在特邀嘉宾讲话前离开了，但比起我给孩子们准备的惊喜，这完全值得。

我们没有回到卡车上，而是走过几个街区来到卡农古酒店，它的老板是彼得·穆吉沙。酒店后面俯瞰着青山的地方是一座乡村风格的露天餐厅。我们来到后院，孩子们小声地说笑着，老师们则要求他们在门口的水龙头那里洗洗手。他们轮流在一个生锈的雨水桶上用肥皂洗手，说话声音也大了起来。

“大家排好队。”芙蕾达严厉地说。

老师们和我走进一间小休息室，有竹椅和垫子。墙上饰有竹子和乌干达名牌啤酒的海报，包括尼罗河牌、钟牌和俱乐部牌啤酒。角落里立着一台电视机，旁边是一台小型发电机。阿加纳没有过来，他要带孩子们去休息室旁边的用餐区，那里的桌子已换成长椅，好容纳我们的学生。

他们坐下的时候兴奋不已，但当瓶装的可乐、芬达和其他汽水送到他们手里时，兴奋变成了惊讶。只有参加过2003年那卡建校仪式的学生喝过汽水。

他们边喝边聊，男孩子打起了嗝，女孩子咯咯笑着。侍者很快端上了盛着蒸木薯、米饭和蔬菜的盘子。我回到座位上喝我的橙汁饮料。孩子们脸上的兴奋，比任何食物都更能让人感到快乐。

感谢上帝，我祈祷着。感谢上帝赋予我机会，让这几百个孩子过得更好。

一个孩子一星期的伙食只要两美元，我边吃边想。一学期的书本费只要15美元，一点钱可以做很多事。

再过7年，乌干达就将迎来独立50周年。那时，希望上帝保佑，那卡将有五届毕业生，并且一年可以服务超过250名学生。很多毕业生会留在那卡叶兹，但有些会继续上高中和大学，甚至进入政界。今天在这里咯咯笑的孩子，也许明天会成为乌干达总统。在这个美好的国庆日，我对学生的未来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