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照片和录像回到了布卢明顿，让教会里的人看到了他们的支持结出的善果，我也收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鼓励和帮助。2003年6月，在朋友塞缪尔·卡朋特的帮助下，我受邀到新墨西哥州法明顿的圣心教堂去做演说。在听我讲完那卡学校的事情之后，教区居民决定捐钱给学校建个存储雨水的池子。在非洲的很多地方，安全的饮用水是一种奢侈的资源，降水不少，可要么是被污染了，要么就是有太多的寄生虫。

不久，布什总统到非洲访问，特里建议我们抓住这个时机，让《布卢明顿先锋时报》报道一下我们的事迹。之后没几天，我就接受了一个叫丹恩·丹尼的记者的采访，还有个摄影师跑来给尼古拉斯和我照了相。没几天我就把这事抛到脑后。

2003年7月17日早晨，贝兰达像往常一样，一早起来就步行到加油站去取报纸。她一回来，就高举着报纸，紧紧地握在手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原来，报纸的头版头条写着“建学校，救孤儿：布卢明顿一对夫妇致力于帮助乌干达艾滋病孤儿”。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事居然会出现在报纸的头版。

贝兰达和我一起读完了这篇报道。这是一篇深度报道，还配有我们发放种子时的照片。那些种子是新墨西哥州的“种子与光国际基金会”捐赠的，当天卡农古的地方官员皮特也出席了仪式，他就站在那几百人的最前面。看完之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每句话每个字都那么值得回味。

《布卢明顿先锋时报》的报道吸引来了更多的捐赠者，其中一位来自印第安纳州华盛顿的年过九旬的老人，名叫玛丽，她如今每个月都寄些钱过来，还会附上鼓舞人心的信，那信里的每个字都是她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好心人，他和他的家人打算通过我们在那里建一整间教室，我们想给它命名为贝塞尔。哈里特·刘易斯也是一位老人，来自纽约，在学校建成之前她就开始给我们捐款了。后来，她还以她过世的女儿南希·刘易斯的名义在学校设立了一项奖学金。

众人的热心相助让我倍受鼓舞，我决定给布卢明顿的其他教堂写信寻求更多的资助。我用打字机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那卡艾滋孤儿学校的办学目标，写完之后我印了一百份，连着丹恩·丹尼的新闻一起寄了出去。寄出信之后的一周，我的情绪一直很高。可两周过去了，三周也过去了，我一封回信都没收到，情绪也一天天失落起来。

有天早上查看完邮箱，我看见贝兰达怀里抱着尼古拉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这小家伙还在睡呢。看到母子俩，我心里宽慰了许多，但我知道自己时刻都在挂念着学校的事。建好教室没什么问题，但那卡艾滋孤儿学校要想继续办下去，我就得花钱雇老师，给学生买书本、学习用品，还得供他们吃饭。我一直在想，加利福尼亚州的那些朋友一开始的担忧没错，如果学校第二年办不下去了怎么办？这要成了现实，不是比没有学校更让人心寒吗？不切实际的希望就像是一剂毒药，只能让那里的人在死亡和贫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还是没人来信。”说完，我就弯下身来在尼古拉斯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总得给人家点时间嘛，”贝兰达笑着安慰我说，“说不准这些牧师想着跟委员会的人谈完之后再给你回信呢。”

我点点头，她说的有道理，有时候这种事要经过很长时间委员会才会审批。我是有点心急了，再说上帝不会看着我们走到这里又撒手不管。我告诉自己，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又一周过去了，还是有没回信。我试着估算了一下未来几年扩大学校规模所需的费用，如果我们要办一所正规的学校，还得再盖好几间教室才能让七个年级的学生都有地方上课。如果学校每年再增收30个学生，就得给他们每人准备课本、校服、文具，还得再添个老师。每月支付85美元去聘一位老师，这样的薪水太低，然而仅仅是其中的一项支出，就已经超出了现在的捐款。

每天，我都无数次地向上帝祈祷，祈求他能帮助我们。有时，我甚至会问自己：“办这学校有用吗？我做的这些有意义吗？”

一天早上，我正在给尼古拉斯换尿布，电话铃响了。我把小家伙放在床上去接电话，想着肯定是贝兰达从单位打过来的。

“您好，”只听那端传来一位男士的声音，“我是第二街长老会（heuniedpresbyerianchurch，长老会是基督更正教的一派，根源于十六世纪西欧改革运动）的戴维·布雷默。”

戴维·布雷默？这个名字有点陌生，我努力回想着有没有见过他。

“几个星期以前我收到了你寄来的信。”他继续说道。

我一下子有点懵了，过了这么久，终于有人给我回信了！

“很高兴能接到你的电话。”我这心里可不只是高兴，简直是欣喜若狂了。

“我想跟您聊聊学校的事，”他接着说，“您有空吗？”

“有，有！”我都有点等不及了，用尽可能镇静的语气回答。我和他约好了过两天见面谈谈，可是那两天晚上我兴奋得都难以入眠。

戴维所在的这个教堂位于学校附近的居民区，我到了之后把车停好，可心里一直紧张得要命。对着镜子，我看了看领带，理了理衣服，想着一定得给人家留个好印象。牧师可能还存有疑惑，我得说服他，得让他知道我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我就这样走进教堂，上了楼梯，在这圣地的入口处停了下来。透过那彩色的玻璃，金色和蓝色的光照了进来。

一定要让布雷默教士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我默默在心里祈祷，一定要让他看到学校是在做好事，让他明白孩子们在受多大的苦。

办公室在大厅的另一头，我走进去看到了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先生，他笑着向我问好，还告诉我他叫艾伦·皮斯。说完之后他把我领进了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张大桌子，书架紧挨着两面墙放着。

看到我进来，布雷默教士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

“特威西先生，欢迎，欢迎！”他中等身材，但脸上的那种真诚却让人难忘。那一刻我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的。“很抱歉没能早点给您回信，我一直都太忙了。”

“没关系，我还要谢谢您呢，”我跟他说道，“很高兴能见到您！”

“来，快坐下说吧。”

我们俩聊了很多。他告诉我说，很多人都怕捐到国外的钱被滥用，但他对我们学校有信心，既然《布卢明顿先锋时报》都报道了这件事，他们肯定也都做过采访调查，这事也就错不了。

我也和他聊了那卡的孩子们和我们学校未来的目标，还有我们持续不断的财务需求。

“我们这儿有个小集会，”戴维告诉我，“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得到其他组织的帮助，你有参加过地区性服务社团吗？”

我摇摇头说：“没有。”

“我现在是布卢明顿扶轮社（扶轮社是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其特色是每个扶轮社的成员需来自不同的职业，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及地点每周召开一次例行聚会）的一员，”他接着说道，“下周我们有个午餐聚会，你可以应邀做我的客人，跟其他人谈谈你的事。”

这是几周来我最欣慰的时刻，但要去见那么多生人，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在扶轮社的聚会上，我见到了很多当地的商业人士，其中就有奥托·雷。奥托是个天生的社交家，他为人真诚，总是竭尽全力地帮助有困难的人。戴维和奥托帮我在布卢明顿地区大力宣传那卡艾滋孤儿学校的事，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奥托还邀我加入扶轮社，通过他的引荐，我认识了舍伍德基督教堂的布莱德·波切斯还有马丁斯维尔信仰教堂的比尔·汉弗莱。

戴维也把那卡计划还有孩子们的情况告诉了他所在教堂的人。从那以后，我们就源源不断地得到帮助。虽然这些捐助对学校长远的发展来说依然远远不够，但毕竟是个充满希望的开始，这也激励着我把那卡的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人。

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终于筹到了更多的钱，足够再建四间简单的教室，这样的话，就一共有六间教室了。虽然新建的教室还没完工，也没装修，但整体的构架还有屋顶都已经建好了。我们也有能力付给老师工资了，虽然钱并不是很多。个人捐助的最大问题就是虽然每月都有人捐，但每月总的捐赠额很不稳定。接下来的几年，每学期都会有新的班级，必须雇佣更多的老师，必须寻找更多的资金来源，压力并没有减轻。

又过了段时间，不知是戴维还是奥托跟我提议去向其他组织申请补助金，我觉得这条路也许行得通，就立即着手准备去了。我相信，上帝会祝福我们筹到更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