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鲁昆吉里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光线渐渐暗了下来。这是旅程中最后一个已经通电并铺设好马路的镇子，大街上的送货卡车和“蹦跶”（boda，当地人对摩托的士的叫法）来来往往，车水马龙，热闹极了。虽然一些小商铺已经关上了窗板和木门，但餐馆和夜总会仍然亮着电灯和霓虹招牌在营业。

在这里，许多乘客下了车，包括那对老夫妇，司机打开了车灯，车子在泥泞的道路上朝着安纳谷的方向继续行驶。这条被河水冲刷出来的峡谷足有一英里宽，将鲁昆吉里和卡农古两个地方划分开来。

巴士后面有个人睡着了，传过来打鼾的声音，坐在我前面几排的一位妇人紧紧抓着她三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她知道，在这漫长崎岖的道路上随时都会有危险。

车子开始往下驶了，此时星星出现在了车窗外的夜空里。我赶紧坐好，以防巴士颠簸时身体往前冲。部分道路被雨水冲坏了，当地的施工人员想尽各种办法才让它恢复通行，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只是再来一场大雨，一天的努力就都白费了。有的车子会陷到泥浆里，有的甚至还翻了车。

巴士在拐弯处沿着下坡路慢慢行驶，时不时还发出刺耳的刹车声，那位妇女只能低声哄着自己的小儿子，让他别害怕。

白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安纳谷显得格外壮观。绿一块棕一块的梯田迸发勃勃生机，香蕉种植园和花园被篱笆划分开，显得错落有致，就连建在斜坡上的房子也别有一番情趣。雨水汇聚而成的瀑布冲刷着山体的岩石，而且越来越宽。这里的泥泞程度远不是艾杨布河能比的。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安纳谷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那茫茫夜色仿佛要吞没每一辆车。

“不用担心，”司机回头对着我们说，“我还从没翻过车呢。”

“注意看路！”那位女人责怪道。

司机听到她的嗔怪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水流下悬崖，汇入了泥潭。

突然，巴士掉进了一个深洞里，整个车身开始慢慢向一侧倾斜，这时我的心犹如百米冲刺般剧烈地跳动着。车轮打着空转，发动机发出轰鸣声。那位女士大叫起来，把我后面那位打鼾的男士吵醒了。

“主啊，请与我们同在！”我祈祷着，眯起眼睛顺着车灯的亮光向外望去。路面上的好几处地方虽然受到雨水的冲刷，被侵蚀得很厉害，但还没有真正塌下去。

司机开始减速了。突然，公共汽车稍稍倾斜了一下，沿着路边开始打滑。司机看起来并没受太大影响，但我还是放不下心，直到看见那架横跨在江面上的黑色铁桥，我才松了一口气。

感谢上帝，我心里想着。铁桥在轮胎下面不停地振动，轮胎每转一圈，我离那卡叶兹村就越近一步。

离开大桥之后司机又开始踩着油门加速行驶，看来他对顺利通过这段同样陡峭的上坡路很有信心。确实，上坡并没有下坡那么可怕。

几十分钟后，车子驶出峡谷进入了坎布加，那里稀稀落落亮着的几盏灯还都是用发电机发的电。虽然只有这几盏灯的光亮，却足以表明坎布加医院的存在。小镇的主要街道上此时已是漆黑一片，路边几码远的商店在黑夜里仿佛缩成了一团团阴影，只能从窗板的缝隙里透出点点亮光。这时候，司机放缓了车速，害怕黑夜里看不清会撞到行人。

后来，随着耳边响起刺耳的刹车声，车子终于停在了我姑妈约瑟琳家的附近，那是一间位于城市边缘的白色砖房。我是唯一一个在坎布加下车的乘客，司机帮我把四袋行李拿下车放在了路边。

“有人帮你搬这些东西吗？”司机问道。

“有。”我回答他说。虽然我还没有什么具体安排，但我心里有数，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过来帮忙，这从来都不是问题。

大多数时候，我都选择在天黑之后赶到家，因为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我带了这么多包东西。作为当地为数不多摆脱贫困的人之一，我还是有点名气的。在村子里，我也算是许多孩子的榜样，能够鼓励他们积极生活，这样也挺好。不过，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并不总是好事。村里的人会议论我从大城市带了什么回来，是烤面包还是糖？是衣服还是烤鱼？猜个没完没了。这时候，那些“史旺科儒”（shwenkuru，当地人对老爷爷的称呼）无疑会坐在酒吧外头，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琢磨如何处置我的这四袋子东西。

巴士鸣着喇叭沿着公路继续往前走，没过多久，两个男孩便走过来了。矮个子的那个我不认识，另一个我知道，是朱利叶斯。早些年我资助过他。朱利叶斯的父亲死于脑溢血，留下两个妻子和八个孩子。父亲死后没过多久，朱利叶斯的母亲也永远离开了他们，家里的大人就只剩下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了。除此之外，孩子们没有其他的亲戚可以依靠。

“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父亲在朱利叶斯母亲的墓前说出了这句话。在我看来，他说这话只是想找人帮他做家务而已。不过他最后还是遵守了当初的诺言，送朱利叶斯上了学。

“特威西叔叔，您好！”朱利叶斯跟我打着招呼，“您给我带礼物了吗？”

“那要看你的表现怎么样了。”我说。

两个孩子接过包裹顺势就顶在头上，我拿了一个较小的包。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一起沿着黑暗脏乱的路向村里走去。

“什么表现？”朱利叶斯提醒我。

“你这学期的考试成绩怎么样？”朱利叶斯读一年级的时候考了三次都没有及格，不过学校最终还是让他升入了二年级。我真希望从我上次离开之后，他在学习上能更积极、更主动一些。

朱利叶斯没有回答我，在夜色中我也无法看清他的表情。在一些需要子女帮助种地和操持家务的贫困农民家里，教育往往不被认可，朱利叶斯很幸运，他得到了这个学习机会。

“你通过考试了吗？”

矮个男孩说话的时候变得结结巴巴，显然他扛着包裹走一路并不轻松。

“你还在学校吗？”我问道。

“已经不在了。”朱利叶斯回答道。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沉，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小时候，我总是盼着上学去。即使是现在，我还计划着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这种学习的劲头一直没放松过。

我们在漆黑的路上走着，过去之后还有一小段上坡路。我的心里有些烦闷，真希望我有魔力使朱利叶斯这样的孩子有所觉悟。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只能穷困一生，这一点他很快就会明白的。

屋子外面依旧是那带刺的篱笆，里面的灯光透过窗板的缝隙照了出来。这时，一股清香的鸡汤味从屋里飘了出来，在我鼻尖萦绕，馋得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与母亲做的汤相比，那些烤鸡肉串简直一无是处！走近之后，我听到了屋里大人们谈笑的声音，时不时也会传来孩子们咯咯的笑声，静静地回荡在这夜色里。

进到院子里，我看见一辆丰田越野车停在那儿，看样子弗兰克一家已经到了。男孩们先把我的行李拿到了屋里，还没等我进去，母亲就出门迎接我走来了。她的头上缠了一条粉红色围巾，只是这么久没见，脸上多少显露出一些岁月留下的痕迹。不过这些我都不在乎，我最渴望看到的是她那熟悉的笑容。虽然母亲的脸上多了些皱纹，可还是那么生动灿烂，与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我也并没有失望。

“妈妈。”话音一落，我就赶紧走上去抱住了母亲。

这时父亲也走了出来，由于他老爱皱眉头，眉间便形成了深深的皱纹。他用温和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可我并没有主动跟他握手。因为我知道，我们俩一说话就会吵起来，尤其是现在他知道了我要去美国的事，我就更不能再跟他僵持下去了。比起我上次回来的时候，他的头发和胡须又有一些变得灰白了，可是他那严肃的眼神告诉我，他的脾气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温和。

“欢迎回家，”母亲在我耳边轻轻地说，这轻柔的话语听着舒服极了，“感谢上帝一直保佑着你。”

母亲穿着有绿叶图案点缀着的裙子，可我还是看到了她光着的脚趾。上次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她说要穿鞋子，要保护自己的脚底板，这样才不会被锋利的石头划破，我就是深受其害才吸取教训的。她老是抱怨鞋子会磨脚，可这并不是她不穿鞋的真正原因。其实，她只是担心会把鞋子穿旧了，穿出去被人笑话。我都记不得告诉过她多少次了，她需要什么样的鞋子，需要多少双鞋子，我都会买给她，但似乎总是无法打消她内心的顾虑。母亲从不让我给她买任何东西，可父亲就不一样了，他总会列一长串他所需要的物品清单，让我把东西带回来见他。

看到我回来，大家很高兴，耳边都是兴奋的招呼声，“keije！”“buhooro！”“buhorogye！”“agandi！”（鲁克加语中表达激动心情的方式，与长时间未谋面的客人见面时常用）

一时间，我被大家团团围住，黑暗中哥哥的孩子和他们的表亲都挤到了我跟前，他们紧紧地抱着我，热情极了，差点把我挤扁了。

“您给我们带糖果了吗？”斯蒂芬问我。他是弗兰克的大儿子，个子很高，说话的时候眼睛忽闪忽闪的，脸上还带着微笑。

“好像没带呀！”说这话的时候，我假装摸了摸口袋。

斯蒂芬的妹妹莎伦赶紧说：“我们表现得都很好呢。”

“你们都做家务了吗？”我又问。

“做了。”

“桑德拉，你呢，在学校怎么样？”

“叔叔，我通过考试了。”她说话的时候两眼都往下看，这是乌干达的习俗，女孩与长辈说话时都得这样。

听到他们表现得还不错，我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来分给了他们。

“谢谢叔叔！”他们高兴地对我说着谢谢，没一会儿我的手就空了，孩子们转眼就不见了。

这时候，克莉丝汀走过来把手搭在了我的胳膊上。今年年初的时候，她有了第三个孩子迈克尔，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不过，她看起来还是那么健康结实。

“欢迎回来，”她说，“赶紧到里面来，我们准备了好多吃的呢。”

“对，赶紧进来吧，”母亲连忙说着，“走了这么久早都饿了吧！”

克莉斯汀把我拉进了屋里。窗板都紧紧关着，唯恐虫子进来。门虽开着，但也有垂地的印花门帘把外面隔开。

拥挤的客厅里只有一盏灯在亮着，克莉丝汀的三个孩子和费达的孩子在屋子中间晃晃悠悠地来回走着，让人感觉这里是个托儿所。姑妈和堂兄弟们聚在墙边，也在说着什么。后院里时不时传来人们说话的声音，毫无疑问，他们聚在那里谈论政治和最近发生的战争。

我还没脱掉鞋子，就看见姐姐姆巴巴齐抱着费达的女儿朝这边走了过来，小姑娘在她的怀里已经睡着了。因为怕自己嫁给像父亲那样的人，姆巴巴齐一直没正式结婚。过去那几年她生过三个孩子，可最后都不幸夭折了，好在她还能从这几个侄儿侄女身上寻找些逝去的乐趣。

“特威西，”姆巴巴齐刚看到我就说道，“我可不该大老远跑到那卡叶兹村来看你哦。”

“真是麻烦你了。”我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姆巴巴齐在坎帕拉经营着自己的生意。我第一次离家到那里去上大学的时候，她就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让我衣食无忧，不必为生活琐事犯愁。可自从我开始工作，就一直没再去看她。“我真的是太忙了。”我说。

“那还有空去美国！”她揶揄道。

“我本来打算走之前去看看你的。”

“那我呢？”费达这时也来到了我的身旁。她与家人一同住在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附近的卡瑟瑟，从坎帕拉出发要赶一天的路才能到她那里。

“现在不就回来看你们了嘛！”我说。

话音刚落，克莉丝汀就拽着我的胳膊去吃饭。

“特威西，”她说，“趁着饭还是热的，赶紧过来吃吧，还有一晚上可以聊呢！”

屋子后面，厨房火炉中发出的火光照亮了那一群人的后背，炉渣子在房子附近密实的泥土中也一闪一闪发着微光。草地上有几棵香蕉树，还有羊圈和旱厕。整个后院由铁丝网栅栏和带刺的仙人掌围着，羊儿们似乎想要挣脱绳子去找些嫩草吃。

厨房洗碗桌的后面，有个小女孩坐在地上在往炉火里一根一根地添柴。火上煮着牛奶还有热水，架子上则放着香蕉叶包起来的香蕉饭。装着“慕葛提”（mugaai，一种用特殊配方烘烤的酵母面包）的袋子早已经打开了，这种发面面包是城里才有的。看到这些，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你们好！”我跟这些人打着招呼。他们有的坐在屋子旁边的长椅上，有的直接坐在了地上。跟姐夫、叔叔、表兄还有邻居一一握手之后，我看到弗兰克也坐在那里，旁边的盘子里放满了吃的。虽然光线很暗，可我还是看出他的脸颊很消瘦，就连西服外套也松松垮垮的套在肩上，明显瘦了很多。

他朝我笑了笑，用手拍了拍身旁的地面，示意我坐下来。

“欢迎回来，特威西，”他说，“过来坐下吧！”

在他旁边坐下来之后，克莉丝汀递给我一盘食物，里面盛着蒸熟的绿香蕉、鸡肉、土豆、青菜还有木薯，费达又给我端了杯热牛奶。

“赶紧吃吧！”克莉丝汀用她那姐姐惯有的语气让我赶紧吃饭，就像我还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一样。

“是，姐姐！”我说。

“小心一点，”弗兰克提醒我说，“鸡肉里都是骨头。”

我笑了笑，指了指他那几乎没怎么动的餐盘。

“木薯里也都是骨头吗？你几乎就没怎么吃嘛！”

“东西很不错，”他说，“就是我的胃不争气。”

“还不舒服吗？”这几个月他一直在抱怨着溃疡带给他的麻烦。

“有时候就这样，”他说，“我能应付的，没事！”

“还是去看看医生吧！”我跟他说。

“没事，”他把鸡腿从自己的餐盘里拿出来放在了我的盘子里，“跟我说说去美国的事吧，母亲说你一月份就要走了！”

“对，我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为人权倡导项目的访问学者，要坐飞机到纽约去。”

“真是太棒了！”弗兰克听到这个消息显得很高兴。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说，“我真的很高兴。”

弗兰克点头说道：“那你可一定要把握好机会。”

“嗯，我会的。”我答道。

“赶紧吃吧！”弗兰克把他的木薯放到我的盘子里，“你可得好好大干一番呢！”

听了这话我哈哈大笑，很高兴哥哥还能跟我开玩笑。但如果那时我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我宁可放弃在美国的十八个月去陪伴弗兰克走完他生命中最后一年半的时间。虽然我受过教育，也有过培训的经历，可我仍觉得那折磨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疾病——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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