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凉爽的密歇根早晨，厨房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我在煮鸡蛋。贝兰达已经出发去上班了，现在我负责给尼古拉斯做早饭、送他去幼儿园，之后我也要去上班。

“尼古拉斯，”我说，“快吃早饭吧。”

我看看表。乌干达时间比我们这儿要快八个小时，现在已经接近下午五点了。我还有时间给家里和学校打个电话。

“尼古拉斯！”我将鸡蛋从煎锅倒入盘子，倒上一杯牛奶，在厨房里摆好盘子和杯子后，又叫了他一遍。

“我的乐高战士不见了。”尼古拉斯说。他匆匆跑过来，爬到他的小凳子上。

“待会再找吧。”我说。他简直是去哪里都要带上他的宝贝生化战士，我估计玩具就在他的床上。“先吃早饭。”尼古拉斯坐下吃饭的时候，我拨了克莉丝汀的电话，并耐心等待。过了一会儿终于接通了。

“你好。”克莉丝汀说。

“你好。”我说。

“哦，特威西，”克莉丝汀说，“你能来电话真是太好了。”

“怎么了？”我觉得不太对劲。

“一个学生出事了。”

“斯科维亚？”我的心一沉。

她停了一下。“她去世了。”

我回头看看我健康的儿子，他正用叉子把鸡蛋往嘴里送，一副很开心的样子。斯科维亚骨瘦如柴的身体和虚弱疲惫的面容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

“这是上帝的意愿，”我机械地说，“不想让她再受苦了。”然而我的心却在流血：为什么是这个孩子？她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

“这不公平，”克莉丝汀说，“孩子不应该这样死。”

“我明白。”我说。如果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感染艾滋病的孕妇将病毒传染给婴儿的概率是三分之一。病毒抑制剂可以将母婴传染率降至百分之一，但以每剂量一美元的价格而言，农村妇女实在负担不起。“她……什么时候走的？”

“三天前。”

在过去的十年里，在全国各地的每个村庄，死亡都是司空见惯的。邻里之间为了丧葬事宜不得不组织起来，互助买棺材、掘墓、雇人用担架把尸体运回家。患者也常常被担架抬着往返于医院和家中。但发丧是另外一番景象。男人们表情沉重，眼睛低垂；女人们跟在后面，痛哭或者低泣。

“咱们帮上忙了吗？”我问。我记得护士曾抱怨太平间人满为患，医院只得把尸体摞起来。想到斯科维亚的遗体可能像柴薪一样堆在那里，我就受不了。

“弟弟你别担心，爸爸已经雇了一辆卡车，把她送回家了。”

“爸爸？”我有点意外，但这也在情理之中。爸爸虽然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但他明白因艾滋病丧失亲人是多么痛苦。他也知道学校应该做什么。

“费达联系了丧葬组织，”克莉丝汀说，“我们买了棺材和尸布。”

“她穿着校服吗？”我问。

“我们让裁缝给她尽快做一套新的。”

“好。”我想起和贝兰达一起设计校服徽章的情景。我们最终选中一套简约的方案：两个孩子站在一个屋檐下，象征着我们对那卡叶兹村孤儿的承诺。然而对斯科维亚，这个承诺已无法履行了。想到这里我简直心如刀绞，虽然理智告诉我，她的死亡不是我的错，但我仍无法释怀。

我不得不深吸一口气，以免在尼古拉斯面前哭出来。无论怎样努力，我们毕竟不可能保护每个孩子，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许，但我的心还是很痛。

“葬礼呢？”我说，竭力稳定自己的声音，“举办了吗？”通常葬礼总会推迟一段时间，以便亲友从比较远的地方赶过来，但斯科维亚只有两个近亲属：她的奶奶和住在附近的姑母。

“昨天举办了，”克莉丝汀说，“全校放假一天，大家都来了。”斯科维亚虽然没有多少亲属，但还有那卡大家庭的亲人为她送行。现在学校里有五位志愿者，四人来自美国，一人来自挪威。想到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参加她的葬礼，多少是种安慰。

我想象着他们从香蕉种植园之间的小路上跋涉到斯科维亚家，那是一片小树林里一间简朴的小房子。葬礼不会有很多仪式，不会有承办人，不会有花圈，更不会有豪华轿车运送遗体到精挑细选的墓地。斯科维亚的遗体会放在客厅一个不大的木棺里。我想象着她身穿新的紫色校服，双手在胸前交叉，平静地睡在那里。我又忍不住要哭起来了。

“妈妈想和你说话。”克莉丝汀说，电话开始有噪音了。

“你好，特威西，”母亲说，“贝兰达和尼古拉斯好吗？”

“他们都很好，妈妈。”

“这是一件伤心事，”她说，“来了很多邻居和朋友参加斯科维亚的葬礼。学生给她做了一个橙黄的花环，她葬在她父母旁边。”

我想起弗兰克下葬的情景。斯科维亚的应该也差不多，村里的男人们会抬着棺材穿过香蕉园来到她的长眠之地，那是一个简朴的家族墓园，五乘三英尺的墓穴旁堆着富饶的棕土。她的叔叔婶婶和堂兄弟姐妹也会葬在那里，墓前也许有木片做的标记，也可能没有标记。

“唱诗班的歌声真感人，”母亲说，“大家都哭了。”

我在心里默默为斯科维亚祈祷，虽然知道她不需我的帮助就可以进入神之国。她已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天使也在天堂里等待着她，祈祷是为了让我自己现在觉得好受一点。

“那是谁？”尼古拉斯问。

“是奶奶。想向她问好吗？”

尼古拉斯点点头，我把电话递给他。

“你好，奶奶。”他说。

我亲了亲他的头，庆幸尼古拉斯不需要像我们的学生一样，小小年纪就不断经历丧亲之痛：妈妈、爸爸、叔叔、阿姨……远超他们承受的极限。有时这足以考验我的信仰。这也许是上帝的目的，也许不是，但在一个到处是悲剧、甚至看上去前景黯淡的世界里，信仰无疑是指路明灯。

尼古拉斯努力用鲁吉加语和奶奶说话，我则想到了《传道书》：“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我的眼睛里充满泪水。我记起弗兰克和姆巴巴齐的棺材葬入墓穴时的情景。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想着。

潮湿的泥土从我的指缝滑落，盖在木棺上。对于生者来说，这意味着与死者的永诀。

尘归尘，土归土。

尼古拉斯开始对奶奶讲他的乐高战士找不到了。

我默念着主祷文（主祷文又称天主经，是耶稣传给门徒的祷辞，也是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礼拜仪式中通用的祷辞）。

我们的天父……

乌干达每天平均有一千四百名携带艾滋病毒的婴儿出生。

愿您的尊名远扬……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一千四百起人间悲剧。

愿您的国降临……

地上又要增加一千四百个小小的坟墓。

愿您的旨意在人间奉行……

红壤将要掩埋一千四百口棺材，里面是年幼的生命。

如同在天上。

如果我能帮助更多的人就好了。

“奶奶再见。”尼古拉斯说，他把电话还给我。“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奶奶？她希望我们早点去看她。”

我抱起尼古拉斯，亲了亲他的头。“等到圣诞节放假的时候。”

“我想现在就去。”他说。

“我也是。”我把手机放到耳边。“妈妈？”

“我想看看我的孙子，”她说，“你和贝兰达什么时候来？”

“妈妈，我们还得上班。”再见到她还要几个月，我也担心她的健康，母亲毕竟是个老人了。“我们一有时间就去看您。”

等我说再见的时候，尼古拉斯已经找到了他的乐高战士，拿着他的小背包在大门旁等我了。

“我可以出发啦。”他说。

我看看表。如果我想上班不迟到，我们就得赶快出发。我其实很想给贝兰达打电话，向她倾诉这个不幸的消息，但她的工作也很忙。还是晚上再说吧，也许那时我的痛苦会减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