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家人和朋友度过了最后一晚，然后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早晨。丰田越野车的后备箱里不仅有我的行李，还有费达和艾玛的东西，因为她们要去坎帕拉参加第二天晚上的那卡筹款酒会。我真希望能多些时间陪陪家人，但飞回美国的日期还是眨眼就到了。

母亲坚持在房子前面照些照片，我向邻居和朋友说了再见，握手的次数多得数不清。艾玛对母亲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然后坐到了副驾驶位上。费达年幼的儿子山姆看见母亲坐上汽车要离他而去，难过得哭了起来。

再过一会儿我们都要哭了，我禁不住想。世界各地的家庭有些共通的东西。离别伴随着尴尬的沉默，谁也不想说再见，家人分离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

“愿主保佑你，直到我们再见面。”母亲开口说道，打破了沉默。从我开始上寄宿学校起，她就经常对我这么说。我拥抱了她一会儿，如果能带她去看看遥远的美国就好了。

“伊兹和吉祥目前在莉迪亚小姐家里。”我坐到艾玛旁边的时候，后排的费达说道。

伊兹和吉祥将在坎帕拉的酒会上代表学校。其实很难决定选择哪两名学生参加，每个学生都有资格，如果我们能做到，一定把他们都带上。为了选拔出两名学生，老师们想出了作文竞赛的方式，同时用鲁克加和英语两种语言，错误越少越好。后来我增加了另外一条标准，旨在从合格的学生中选拔出乐于助人者。我征集志愿者帮我收集同学们写给那卡资助者的信件，当伊兹和吉祥应征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就是合适的人选。

我在院子里倒车的时候母亲哭了，爸爸和其他人挥了挥手。

我慢慢地开着车，一直挥手到房子看不见为止。我们经过学校，孩子们站在围栏边，就像紫色的花朵。他们向我们挥手、跳跃、飞吻，甚至追赶着汽车。我很想停下来拥抱每一个孩子，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算上午饭时间，我们要到天黑才能赶到坎帕拉。

不远处是卡叶杰镇，那里有几家小商店和小酒馆。我停在莉迪亚小姐的石灰砖房前。还没来得及关掉引擎，她已经与丈夫和大女儿一起出来了，伊兹和吉祥跟在后面。我把莉迪亚的旅行包和其他行李放在一起。

我回到车里，看见孩子们眼睛睁得很大，表情似乎说不清是兴奋还是害怕。这也难怪，此前他们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一周前去的卡农古市，而现在他们将穿越大半个乌干达，行程超过250英里。

“你们会遇到不少惊喜的。”我发动了汽车。

伊兹点点头，但吉祥还有点不确定。

从卡叶杰出发，我们要在桥上穿过安纳谷。车行得很慢，金属桥架吱嘎作响。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吉祥闭上了眼睛。

“你不舒服吗？”我问，一面伸手去拿塑料袋。初次出远门，很多孩子都会晕车。

然而吉祥摇摇头。等我们到达对岸，她才慢慢睁开眼睛。

“我害怕我们会掉下去，”她说，“会淹死在水里。这辆车这么大，桥不会塌吗？”

我忍不住笑了。“那是很坚固的金属，”我说，“就是更大的车也没问题。”

我们爬坡的时候吉祥回头望了望桥。我找到一处新近平整过的土地，停下了车。

“我们要下来吗？”伊兹问道，“出什么事了？”

“我想让你们看看村子。”说着我从车上下来。

吉祥小心地不往路边走太近，因为路两边的斜坡很陡，让下面的茅草屋看起来地势很低。伊兹则飞快地爬上一个长着青草的土堆，好看得远一些。

“那是坎布加医院。”我指着远方告诉他们。峡谷的那一边，白色的建筑依山而立，背后一片青翠。

“快看！”伊兹也指着远方，“我看到那卡了！”

“哪里？”吉祥向他走近了一些，但没有爬上土堆。

“那里！就在医院左边。”树林的后面，隐约可见教学楼的边缘。

“嗯，我看到了，”吉祥说，“不是很大。”

我笑了。他们的世界已然扩展，他们看到的学校是一个整体的一小部分了。而我们还会继续往前走，去更多陌生的地方，他们也会感到，自己的人生不必局限于一个村庄或行政区，整个世界将展现在他们面前。

几分钟后，恋恋不舍的他们回到车上，莉迪亚和其他人一直耐心地等待着。我发动了汽车，继续爬坡。等我们开到平地上，一些红色屋顶的建筑出现在眼前，外面是铁门和围栏。

“这是什么地方？”伊兹问。

“马可伯雷高中，”我放慢速度，“以及肯亚萨诺女中。”

“它们的校舍真多。”吉祥说。

“中学都有很多校舍，”艾玛告诉她，“有些学校比这更大。”

“老一些的楼是男生部，”我指着左边，“有办公室、高中教室、宿舍、食堂和教堂，教堂属于英国国教教会。新一点的楼是女生部。”

“他们接受孤儿吗？”伊兹问。

“中学根据成绩招收学生，”莉迪亚告诉他们，“他们不会介意你是孤儿。”

只要我们支付你的学费，我想。

伊兹的脸贴着车窗，贪婪地注视着经过的学校。这些建筑群比起那卡小学来简直像宫殿。“我喜欢这所学校，它看起来非常好。”

“是的，它不错。”我说，同时心里赶紧向上帝祈祷。要送所有的学生上中学，没有奇迹是不行的。30个学生每年500美元的学费总和是15000美元。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毕业生。即使只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毕业生继续读书，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些钱。最好的办法是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奖学金。我对此有所计划，但尚未开始接洽此事。

一定要有信心。上帝曾帮助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相比之下募款的压力简直微不足道。不过我还是有些忧心忡忡。虽说成事在天，可孩子们毕竟被托付给了我啊。

车子渐渐驶到鲁昆吉里区，从那里驶上一条通往恩通加莫区的柏油路。这条路虽平整但蜿蜒曲折，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岩石、农场、香蕉种植园、溪流和湿地。区府的北侧是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可以望见圣心女中就在路边，那是紧挨着大教堂的一组白色建筑。

“吉祥，这也是一所女中。”我提醒她。

“真漂亮。”她感叹道。

“这是区里最好的女中。”我补充道。学校是修女们创办的，“这里的及格线是中学里最高的。”

“你必须很努力才能进这所学校。”莉迪亚说。

“我的两个高中同学在那里教动植物学。”我说。

我们继续向北又向东，周围是大片的田野。我在恩通加莫一个坐落在十字路口的小镇停下车，那里有蔬菜市场、服装店和一家小酒馆。恩通加莫的卡巴利路向南延伸到卡巴利区和卢旺达，卡巴利区被誉为非洲瑞士，那里有环抱的群山、凉爽的气候和绝美的景色。两排山脊中间的部分，晨雾足以让人迷路。我其实很想让伊兹和吉祥去看看那里的风景，但我们要走相反的方向。

“休息时间到了。”我说。

“孩子们都睡着了。”莉迪亚说。

“还是叫醒他们吧。”我说。

我想让他们看看恩通加莫的电力、公路和繁忙景象。

孩子们完全醒过来的时候，丰田越野车已经被小商贩包围了，他们叫卖着冈贾、烤鸡肉串、烤牛肉串、烤山羊肉、水和苏打水。

“我们下去休息一会儿。”我回头看看伊兹。“你要不要去厕所？”

伊兹不安地瞥了一眼车周围的男孩们。“能出去吗？”

“来吧。”我示意他从我旁边的车门下车。他爬了过来，吉祥和女士们从侧门下了车。

“已经到坎帕拉了？”伊兹牢牢地抓着我的手。我拉着他穿过人群，走到一家服装店后面，又经过一片瓦砾和垃圾，总算找到了简陋的木屋厕所，门早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里离坎帕拉还很远，”我说，“坎帕拉比这里大得多。”

“比这里还大？”他睁大了眼睛。

“大得多。”

从厕所回来后我们买了些冈贾充饥。

现在孩子们完全醒了，他们开始对通往姆巴拉拉区的公路和繁忙的交通感到着迷。他们问了费达和莉迪亚很多问题。

话题最终转到他们的理想上。

“我想当大夫。”伊兹说。

“我们也需要大夫。”艾玛鼓励他。

“我想建医院、培养护士，让村里的每个人都能得到照顾。”伊兹停了一下。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他低下了头。“没有人会悲惨地死去，我要用我的医院消灭艾滋病。”

艾玛张开了嘴，显然她和我一样惊讶。成人往往认为孩子不了解那些重大的议题，但伊兹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成人都有他这份领悟力就好了。

“姆巴拉拉大学的理工科不错，”艾玛说，“想当医生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所学校。”

我当时就想拥抱她。“想”当医生的话，她对伊兹这么说。几年前我曾告诉教师和志愿者，和学生讨论未来理想的时候，要避免使用带有“如果”的句式，以鼓励他们。我们的学生应该大胆讲出他们成功的愿景，并付诸行动。昨天我对艾玛提到过这一正向谈话的概念，而她已然将之用在和孩子的交流中了。

“等我们到姆巴拉拉区，就能看到那所大学。”我补充道。

“我想当老师，该去哪里上学呢？”吉祥问。

“师范学校。”我答，吉祥和我谈过她当老师的愿望。

“我可以去恩通加莫，”她说，“在刚才看到的学校教书。”

“好啊，”我说，“但即使你住在城市里，也可以常回家看看。”我希望她和我一样眷念家乡。

在姆巴拉拉区，我们透过大铁门看到一处大型建筑群。门上的牌子写着姆巴拉拉理工大学，下面是蓝黄相间的校徽。

“伊兹快看，就是这所大学。”艾玛指着校园建筑。

莉迪亚给孩子们讲了姆巴拉拉区的历史，这里曾是安科拉王国（乌干达1960年代末独立前的四个旧王国之一，位于乌干达西南部）的首都，安科拉长角牛也因此得名。我放慢车速，因为孩子们对沿街的楼房和电线有问不完的问题。他们在这里飞快地接收着新鲜事物，这是书本教育无法替代的，也是他们非常需要的。

乡村考生在全国考试面前难免处于劣势，一些试题想当然地基于城市生活。我记得一道题的已知条件是一个人站在一层，在乌干达一层是指首层之上的那一层。然而有些考生根本没有见过楼房，对此完全缺乏概念，显然他们不太可能答对这个问题。

我们继续前进，莉迪亚不断指给孩子们看沿途的名胜，如马布罗国家公园和属于乌干达总统的瓦可图拉牧场。这是绝佳的地理和历史课，我们还探讨了总统为何会出自这一区。不时有满载货物的大卡车经过，艾玛解释说由于乌干达没有出海口，因此高速公路在与邻国肯尼亚、苏丹和卢旺达的贸易中至关重要。

我不觉露出了微笑。很多孩子初到那卡的时候都软弱害羞，不禁令人担心他们能否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学校初创的时候我告诉老师们，首要的目的是让学生建立起不可替代的自尊。他们必须停止对自己的怀疑，敢于提问题。作为理事我和他们一起玩、一起唱，但也纠正他们的错误。我努力向他们展示，他们可以信任我，鼓励他们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说出自己的想法。现在我看到了努力的成果，伊兹和吉祥讲话的时候既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对此我引以为傲。

午饭后，我们继续向东行驶。我有意经过马萨卡区和拉卡伊区，让他们看看艾滋病灾害最严重的地方。

“到处都有孤儿。”吉祥说，小脸紧贴着车窗。

经过赤道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伊兹和吉祥拍了有趣的照片，两脚分别踏在北半球和南半球。

“这是零度经线。”伊兹说。

“是纬线。”吉祥说。

伊兹撅起了嘴。“不对，我觉得是经线。”

“是纬线，”莉迪亚说，“经线连接南北两极，还记得吗？”

“那南北回归线在哪儿？”伊兹问。

“它们在很远的地方，”莉迪亚说，“世界很大。”

后来莉迪亚在一家礼品店里找到一张世界地图，指出了南北回归线的位置。吉祥从兜里掏出了纸。

“理事，”她礼貌地问，“您有铅笔吗？”

出发前我曾建议他们随时做些记录，类似于载有照片、信件和其他纪念的那种旅行簿。这段旅程对他们来说无疑很有纪念意义。

“笔在车上。”我说。

买了冈贾和瓶装水后，我又开回路上。我们经过鱼市，但那里空无一人，还经过了几英里的灌木丛。越接近坎帕拉，路上车就越多。公交车和卡车开过时声音很大，出租车不停地进进出出。一片忙乱中，路边的行人往往头顶着水罐、一捆捆的绿香蕉和篮子。

“那边有学生。”伊兹指着马路对面几十个穿着绿色校服的学生。

“他们也走路上学。”伊兹说。

“是呀，”艾玛说，“就像村子里一样。”

“他们不能坐车上学吗？”

“因为他们——”

“那是什么？”吉祥忽然问。前方是坎帕拉的摩天大楼，与阴暗的天空对比鲜明。

“那是坎帕拉市区，”我说，“那里的建筑高得难以想象。”

我也想起自己初到纽约时感到的冲击。那里不仅楼比坎帕拉要高，而且十分寒冷，地上还有雪。伊兹和吉祥还将经历更多的震撼，因为第二天他们要去参观国会、州议会、乌干达银行以及国家考试院。

我们穿过市区去艾玛家的时候，天渐渐黑了下来。路边亮起了灯，城市不见了白天的尘土飞扬、拥堵嘈杂，更像是由闪亮珠宝串成的巨大饰物。我把吉祥和女士们送到艾玛家，她们在那里过夜。

我继续驶往马凯雷雷大学，伊兹很安静。起初我以为他睡着了，后来发现他一直盯着窗外五光十色的灯火。

“这里是很热闹。”我说，拐到了大学路上。

“我带的纸都不够了，”伊兹说，“要写的东西太多，不止一篇作文了。”

我点点头。伊兹真是个好学生，回去以后他一定会为了成为医生而更加努力学习。我又一次遗憾不能把四年级的学生都带上。如果能看到30个学生一起写旅行日志、问问题、叽叽喳喳，该是何等令人兴奋的场景啊。

至少我们能为两名学生提供一次终身难忘的体验，这也很好。他们回去以后，会把所见所闻讲给其他同学听。虽然转述不同于亲身经历，但也足以鼓舞人心。这种激励与启迪乃是人类的力量之源，否则我们将难免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