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去世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悲伤一直笼罩在我们心头。按照乌干达的风俗习惯，弗兰克的遗体要停放在家里供亲人朋友前来吊唁。老朋友森帕·贝克早早就来到了我们家，如今他在坎帕拉做会计。当年我们俩一起在卡农古读的初中，回想起来好像是很久远的事了。不过从那以后，我们俩的人生都有了很大改变。我去了美国，他则留在了乌干达，还跟办公室的同事马乔里约会了，而且他们俩很快就要结婚了。

“我一听到广播里的讣告就立马赶了回来。”森帕跟我说道。

平日里，森帕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常常带着微笑，对所有人都很友善。但是今天来参加弗兰克的葬礼，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悲伤，就如同那里躺着的是他自己的哥哥。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吊唁弗兰克，森帕就在那里一直陪着我，还不断地安慰我。一家人忙着接待弗兰克的同事、邻居还有朋友，甚至一些不认识的人也前来表达对哥哥的哀悼。

家里人决定把弗兰克的遗体运回那卡叶兹村埋葬。过了几天，我和姐姐们一起坐在卡车的后面护送弗兰克的棺木回家。在一阵阵的静默中，我一直在思考死亡这个主题。我知道，千万个家庭都要经历这样的悲痛，可这并不能抚慰我悲痛的心。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小时候，那是圣诞节后的一天，我第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那一年我7岁，还是个小孩子。平日里父亲总是骂骂咧咧，母亲终于厌烦了这种生活，跨越半个乌干达跑去金贾的大卫舅舅那里。几个月后，坦桑尼亚向阿明政府宣战，攻入美丽的乌干达。母亲就是在那时回到了她父母在坎布加的住处，没人知道她是怎样穿过兵荒马乱的坎帕拉，但无论如何她最后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我当然很高兴见到她回来，但是她却不愿意再跟父亲在一起生活了，这让我感到万分沮丧。她是想要避开这场与父亲的冲突吧。

那一年的圣诞节没有了母亲的微笑，只有克莉丝汀、费达和我三个孩子在家。弗兰克当时还在上中学，姆巴巴齐也远在坎帕拉。

第二天早上，父亲给我们安排了家务之后就和村里的人到酒馆里庆祝去了，我和费达负责到种植园里收小米。

那天的天气虽然很晴朗，但我还是看到了远处的积云，说不准几时就要下雨了呢。园子附近的桉树上，鸟儿在不停地歌唱，时不时还飞下来啄几粒小米，仿佛要和我们一起分享这收获的喜悦。看起来它们一点也不怕我们立起来的稻草人，这让我很是恼火。

费达和我要从比我们个头还高的秸秆上摘下谷穗，然后把它晒干再脱粒，女孩子会用这些谷粒掺着木薯做成小米球（akaro），用带盖子的小篮子（akeibo）装着。

我很想赶紧吃到这种美味的小米球，可又不想做收割的苦差事。这时我又想起了那群小鸟，如果我尝试一下，肯定能取下它们的鸟巢，说不准里面还有鸟蛋，虽然不够早饭吃，可也差不多了。况且，这群鸟还在偷吃我们的粮食，我怎么就不能从它们那里拿些东西呢？

还没我手掌大的黄色织布鸟轻快地飞到了树上，很快我就看到了一个灰色的鸟巢，在离地面20英尺高的树枝上。对我来说，这20英尺可不算高。

想到这里，我赶紧朝那棵树跑去，把费达一个人丢在那里干活。那棵树上有好几根枝杈都被砍了下来，要么是盖房子用了，要么就是当柴火烧了，只留下几根断枝长在那里。我快速地爬上树干，粗糙的棕色树皮都被弄掉了。一开始上来的时候还很费力，不过越往上爬就越容易，因为高处还有枝杈可以抓着。

巢里的那只小鸟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一直盯着我在看。我把腿缠在树枝上，身体探出树干，鸟巢看起来已是唾手可得。

“小心点！”费达在下面喊着，“那树枝不结实！”

我都爬过那么多次树了，费达知道什么呀！我心想。

那只鸟突然从里面飞了出来，在我头顶上盘旋着，还不停地在叫。我伸手去抓鸟巢了，但还差几寸才能够到它。这些小家伙可聪明着呢，把巢筑得离树干远远的。

我又向外靠了一下，那树枝也随之往下弯了一些。

“快回去！”费达又喊道。

就差一点了。我边想边猛地向前倾了一下。

突然，树枝“咔嚓”一声断了，就像打雷似的。那一瞬间，我脑子里也划过一道闪电。

“特威西！”

接下来那一刻我只知道自己躺在了地上，完全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的耳朵里开始发出嗡嗡响的轰鸣声，但我却很镇定。男孩子从树上掉下来是常有的事，不会受伤的，我们相当强壮。费达在我的一旁尖叫，甚至连手中的篮子都扔了，还用手捂着嘴，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用胳膊肘支撑着自己慢慢坐了起来，一下子就看见了从左大腿穿过去的小树桩，骨头都要断了。费达吓得又叫了起来，这次她的声音好像传到了很远的地方。我感觉自己是在厚厚的空气中慢慢移动，在这场噩梦中，我并没有感到疼痛，只是站起来拖着腿往前走。伤口裂开了，可没有出血。

费达命令似的跟我说，“我们得赶紧回家，特威西，你还能走路吗？我来扶你！”

“我还能走。”我没有感到太多的疼痛，血流得也很少。我没让费达扶，自己一个人走了两百码的路回到了家。费达在后面跟着，哭了一路。

此时的客厅里空无一人，一片寂静。父亲不在，母亲也不在。就在那一刻，我的梦醒了，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

“快坐下！”费达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清晰，也很大。

我跌坐在香蕉叶编成的垫子上，把腿伸了出来，当鲜血从伤口处流出来的时候，麻木的感觉没有了，我的心里满是恐惧。我真想大哭一场，可我已经长大了，大孩子是不能哭的。可是我还没有完全长大，这个时候真希望母亲能在这里陪着我。

费达回来的时候，拿来了父亲去教堂才穿的白衬衣，她强忍着泪水把它紧紧缠在了我的腿上，“我去找人来帮忙！”

费达离开之后，我的腿就开始钻心的痛。鲜血浸透了父亲的衬衫，把垫子也染红了。我想向上帝祈祷，可我也明白这时候自己最需要的是医生、是医院，现在他们都远在天边。

没一会儿，院子里的场面就混乱了。邻家妇女跑着进进出出，还大声地哭喊着，男人们也都被叫了回来。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父亲回来之后就开始斥责我，嘴里满是啤酒的味道，不过他还是俯下身来检查了我的腿。其他人都不可靠，可是现在父亲喝了酒，看着他的眼窝就觉得他是在做白日梦。

邻居的两个妇女将他推到一边，用干净的布重新包扎了我的伤口，但血还是在往外渗。如果这时母亲在这儿，她会知道怎么来照顾我。门外的醉汉们空着手进来了，他们没有找到担架。

“我们把他背过去！”父亲突然做出了这个决定。

他把我拉起来按到胸前，疼痛仿佛要撕裂我的身体，我只好紧紧抓住他的肩膀。

父亲把我拖到门口，每动一下都是一阵剧痛。我肯定活不下去了，失血这么多，医院又这么远。想到这些，我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了。

“快点！”同行的几个人有点慢，父亲不由得抱怨了几句。

我们没走多远，他的呼吸就变得非常急促，手臂一直在颤抖。“我平时让你吃得太多了，”他说，“都快跟断奶的牛犊子一样重了。”

他让另一名醉汉背着我继续往前走，那一刻我不知道哪个会更糟——疼痛还是恐惧。即使父亲喝了酒，他也会保护我，可其他人就有可能摔到我。我的心里很紧张，不由地在心里默默祈祷快点到医院。

沿着马路往下走就到了十字路口，路两边都用篱笆围着。通常只要五分钟我就能从家里跑到这儿，可这一次却感觉花了好几个小时。每走一步，每换一个人，这种疼痛就会增加一分。

“还是得用个担架，”父亲抱怨道，“这速度太慢了，快点吧！”

我希望自己能看到通往坎布加的碎石路，可是眼前只有赶着牛羊的小孩。看着这群满身血渍的醉汉，他们简直吓呆了。有的妇女还有小姑娘从花园里往外张望着，她们的眼睛紧盯着我腿上浸红的绷带，看样子是以为我快要死了。我知道她们的想法没错，这时候我唯一的希望是能握着母亲的手，听到她安慰我的声音。

“小心点！”父亲喊道。

走到大路上的时候，父亲已经没力气再骂了，他的眼神看起来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要不是我伤得这么严重，他肯定会拿羊鞭教训我一顿，作为对我爬树的惩罚。然而现在，他什么都没有说，这是最让我害怕的，他好像知道我快要死了。

我感到很虚弱，意识时有时无。

坎布加医院坐落在通往鲁昆吉里的那条路上，浓密的树阴下只有一栋低矮的白色砖瓦楼。我们进入了一个昏暗的房间，那个醉汉把我交给了父亲。回到父亲的怀里之后我着实松了一口气，但这里消毒剂和呕吐物的味道让我难以呼吸。

我挣扎着，可身体还是太虚弱了。“我不想……”

“嘘……”父亲示意我别出声。

我们慢慢移到接待桌前，一个穿蓝白制服的女孩正在读桌上成堆的文件，除了她还有一些人，坐在靠墙的长椅上。

“需要帮忙吗？”那女孩看起来比克莉丝汀要大一点。

“他的腿折了，得赶紧给缝上！”父亲说，“你没看到他腿上都是血吗？”

“医生不在，”她说，“今天过节，大家都庆祝去了。”

“那就把他找回来。”

“但是他……”

“去找他！”

女孩连忙站了起来，点了点头。“你们稍等一下。”说完，她抓起裙摆朝着侧廊跑去。

“竟然没有医生！”父亲的手紧紧地抓着我，“这算什么医院啊？”

那个女孩回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一位穿着同样制服的老护士，她梳到脑后的头发用白头巾包了起来。看到我腿上浸着血的绷带，她连忙把手放在我额头上摸了一下。

“天啊！”她说，“赶紧把这孩子放到床上去！”

说完这话，她立马领着我们挤过拥堵的病房来到了另一间屋子里，这屋里到处都是酒精味，打开的窗户边上还有一张床。有几个人从自己的床上往我们这边看了看，他们的眼睛发黄，很显然是得了疟疾。不过，大多数病人都还在睡觉。

父亲把我放在硬床垫上，这又是一阵剧痛，我忍不住哭了出来。

“会好起来的。”护士一边安慰我，一边解开临时系在我腿上的绷带，血块在伤口处形成了淤积，像是黑色的果冻。我之前没有清理出扎在腿里的碎片，甚至连碰都没碰。那一刻，我只想逃离这个地方，把这难看的伤口远远地抛到脑后。

“妈妈！”我哭着喊，“我要妈妈！”

父亲只好紧紧地抱着我，看着护士用镊子夹出留在腿里的碎片，那种疼痛不禁让我失声大叫。

“剩下的只能等到明天再处理了，”她皱着眉说道，“医生明天才有空来给他的伤口做清理。”

“明天！”父亲吼道，他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病房里。

“必须要等到明天。”护士的声音里依然保持着镇定，还有些许严肃，像是老师在教育学生。

父亲眼里闪着光，可护士手里拿着镊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时，父亲放开我，又往后退了几步。

“我可以把他的伤口清洗清洗，然后再给他包扎一下，”护士给父亲解释道，“但这个伤还是得做手术，这些木屑必须得拿出来，不然伤口感染会造成肌肉和皮肤损坏。”

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很是焦躁，他的手指在床架上敲着。“我不满意，”他说，“我们想尽办法从那卡叶兹村把孩子带来，现在你们却告诉我们要等到明天才能做手术。”

“一切都会好的。”护士向他保证。

一切并不好，我感到了深深的绝望。我亲眼见到了家里垫子上的血，就连背我来的醉汉身上也满是血渍。

护士重新包扎了一下伤口，可我顿时就感到了剧烈的疼痛。此刻，乌云一直笼罩着我。

“特威西！”我感到有一只手在拉着我，“主啊，看在我这么声嘶力竭的份上，请你怜我，悯我，应我。”

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奇迹。只见母亲站在床边，脸颊上依旧是灿烂的微笑。她的头发用一条红色的围巾包了起来，跟扎在腰间的腰带搭配得很好。

“我在这儿呢。”她说。

看到母亲出现在我面前，我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母亲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她也明白什么时候该去祷告。就是因为她在这里陪着我，疼痛感才没有那么强烈。她就是我的力量，只要她和我在一起，我就还有活着的希望。

第二天做手术的时候，我就需要那力量和祷告了。在注射青霉素之后，我的烧退了。接着，就被带进了手术室。此时的我因失血过多变得很虚弱，他们用了麻醉剂，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医生落在我身上的每一刀。终于，木屑被一个个取了出来，护士清洗了手术后的伤口，医生又给缝了几针。我已经哭不出来了，没有人能帮我做什么，如果我想活下去，就必须自己坚持下去。

那天晚上母亲离开之后，外婆来到男病房照顾我。尽管她年事已高，背也有点驼，可头依然高高地抬着。床头灯发出了柔和的光，在它的映照下，我看到了外婆那饱经风霜的脸，虽然戴着鲜绿色的围巾，可依旧很沧桑。

她拄着一根粗制的桉木拐杖，慢慢地走到我床边。她打量着我的脸庞，深深吸了一口气，把裙摆拢在一起后坐到了木椅上。她那棕色的眸子里充满了悲伤，一边看着我，一边点着头。

“你现在的命啊，就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说完，她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本《圣经》，打开之后就念了起来：“他身处至高的秘密之地，所有人都处在他万能的庇护之下。我眼中的上帝，就是保护神，就是壁垒。我的上帝，我将永远信任你。”

我竭尽全力去听清她说的话，但安慰我度过漫漫长夜的主要还是她的声音。

母亲在医院陪了我好几天，每当医生打开伤口、排脓以及清除坏死组织的时候，她总是紧紧握着我的手。我很担心医生没有清理出所有的木屑，如果没弄干净，它们就会残留在我的大腿里，使这块伤口反复受到感染。那我会不会因此而丧命？因为一个简单的错误就导致死亡，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我很害怕，也很生气，因为伤口一直在感染。

每天晚上，外婆都会回来陪着我，她一直坚持给我念《圣经》里的诗篇。“即便我行走在通向死亡幽谷的路上，我也不惧怕任何邪恶，因为有你与我同在，就连你的拐杖也在安慰我。”“耶和华是我的光亮，是我的救星，我还会怕谁吗？耶和华是我生命的力量，我还会怕谁吗？”

我发现当我听到她的声音时，我就不那么害怕了。

“主啊，请教给我为人处世的方法吧，用平和的方法来指导我战胜自己的敌人吧！”

听到外婆的声音，我突然想到，每天晚上她都要在夜色中拄着拐棍穿过两条小溪来医院陪我。

“你无需畏惧恐怖的夜晚，也没必要害怕白天耀眼的光芒。”

慢慢地，我不再将这份苦痛看作是一种惩罚，这应当是一个教训。三个月的时间里，每晚外婆都在黑夜中来医院陪我、安慰我，也只有在满月的夜晚，她才可以借助微弱的月光赶路。

“他要吩咐自己的天使，在你行走的路上一直保护着你。”

外婆就是我的天使，她将上帝的光芒带给了年幼的我，正是这光芒指引我穿过了死亡的阴影。

突然，一阵颠簸把我从回忆里拉到了现实，我意识到车上还放着弗兰克的棺木。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自己亲手摸着棺材更能让人感受到死亡的真实了，这种感觉让人痛彻心扉。

上帝为什么要带走弗兰克？他是如此善良慷慨，不单单是家人，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会怀念他。村里有许多人都是靠他每年的慷慨解囊生活的，现在他走了，还有谁能帮助这些苦难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