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农古区政府由两栋单层建筑物组成，就在举办独立日庆典的足球场对面。注册学校的过程中，我曾多次拜访区议长约瑟芬·卡斯亚。她支持我们为帮助艾滋孤儿付出努力，也愿意听取我关于所有适龄儿童都应获得免费义务教育的倡议。

我把车停在办公楼附近，穿过红土地走向她的办公室。像往常一样，上午的阳光强烈而炽热，每走一步都会扬起一些尘土。我进到楼里，从中厅沿着狭窄的走廊来到约瑟芬的办公室。

约瑟芬的秘书是一个瘦削的女人，她眼神锐利，从桌子后面上下打量着我，可能在想我为什么没有穿西装、打领带。即使在乌干达的农村，人们也经常穿正装，甚至街头小贩也会穿衬衫打领带。牛仔裤被认为是周末的装束。我旅行的时候通常不带正装，箱子里装的是礼物而不是额外的衣服。

“我有预约。”我说。

“你的名字？”

“特威西格耶·杰克逊。九点钟。”

她皱着眉头表示怀疑，手里翻阅着一些文件。

“约瑟芬在等我。”

她把眼前的文件翻了两遍，最后拿出一张小纸条。然后她突然俯身向前，按下一个通话按钮。“夫人，特威西格耶·杰克逊想见您。”

“让他进来。”约瑟芬的声音从盒子里传来。

女秘书二话没说就带我进去了。她让门半开着，似乎在暗示我早点离开。

“关上门。”约瑟芬指示。门轻轻地关上了。

红木桌子后面的约瑟芬整整西装领子，目光转向了我。她微笑着做手势让我坐在对面的软垫沙发上。“欢迎你，特威西格耶。这次回来感觉怎么样？”

“回家的感觉很好。”我说，透过她身后的窗户可以看到远处生机勃勃的绿色群山，“但总有一些问题让人闲不下来。”

约瑟芬点点头。“我去过几次那卡。上次去是因为一个学生死于雷击，真是好悲伤。”

“是啊。”我说。那个男孩好不容易躲过了疾病，也慢慢接受了失去双亲的事实，却被自然灾害夺去了生命，真是太不幸了。我忽然又想起了斯科维亚，很快又要有一起丧事了。

“但我们的进步也很快，”我说，“虽然挫折是难免的。”上次在彼得·穆吉沙的餐厅吃饭以后，我和他简要聊了一下督察员的问题。彼得答应尽力而为，但也强调我最好尽快找约瑟芬商量一下。不过，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闯进她的办公室，要求她管束督察员。因此我决定等待合适的机会来提这件事。

我简要叙述了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取得的成就，告诉她教学楼基本盖好了，2006年我们将开设五年级班。我也告诉她我们改进了营养计划，很快就会像供应午餐一样供应早餐。我们建了社区花园，计划将保育员由兼职改为全职。我也描述了我们的供水项目、家庭支持计划和教师培训班。

约瑟芬听得很认真，不时做些笔记、点点头。

“我很抱歉，区里未能提供更多的帮助，”她说，“不过我对你的难处感同身受。卡农古区就像一个可怜的继子，什么好东西也得不到。”

我觉得可以谈谈我最关心的问题了，但我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出来，她又继续说了下去。

“该怎么养育失去父母的一代人？怎么教育他们？怎么让他们脱贫？”她在桌上摊开双手，“本区的孤儿数量、文盲率和儿童死亡率在乌干达都数一数二。人口统计资料看起来一点也不妙，十五岁以下的人口比以上的要多。靠天吃饭显然不行。”

我点点头。卡农古区的人们依赖农业为生，但耕地在上个世纪变得日益稀缺。父亲传给儿子的土地会在他们中间平均分配。在没有实行任何计划生育的情况下，艾滋危机爆发前人口激增，人均拥有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小。目前的情形是，不仅地块太小根本无法养家，连可以耕种土地的适龄劳动力也不够了。

“我们需要普及教育和职业培训。”我说。

“我同意，”约瑟芬皱起了眉头，“但区里只有两所职业学校。”

“我们可以帮忙，”我说，事情的进展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们打算一买得起缝纫机，就开设裁缝课。”

约瑟芬的愁容变成了笑容。“裁缝课，好主意。”

“我们还可以教男孩制砖。”

“特威西格耶，你总是给我带来惊喜。”她说，笑容灿烂起来。

我耸耸肩。有时我也会给自己带来惊喜。现在我甚至没有稳定的收入来维持学校，甚至快没有学校需要维持了，而我还在计划启动新的项目。“我只是希望能服务社区。”

“区里可以宣传一下你的产品。”她笑着说。

“那会有用的。”我也被她的热情感染了。一旦开设了裁缝课，我们就可以自己做校服了，但我们还需要对外宣传。这将有助于那卡自给自足，我也就不用整天考虑怎么筹钱和申请资助了。

“我们也可以为社区提供医疗服务。”我说，想起森帕说的有人到那卡生孩子的事情。在乌干达培养医生非常难，人才流失很快。他们或者经商，或者从政，通常为了更高的工资移居城市，或者干脆离开乌干达。

“医疗总是很成问题，”约瑟芬说，“我们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多对卡农古区优势条件的宣传，不然很难吸引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的确需要激励。”我说。

约瑟芬转身从架子上抽出一盘录像带。“这是我们新拍的宣传片。我们想让外界知道，区里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一团糟。”她把盒子递给我。“你拿着吧。里面讲了我们的教育系统、国家公园、少数民族、医疗服务还有农业。我们也希望吸引更多的游客来看看野生大猩猩和纯净的风景区，那是人们喜欢去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清楚，要吸引更多的游客，首先要改善道路和供电。我曾经三次带美国客人到布温迪国家公园观察山地大猩猩，尽管外国客人为了一个观察野生大猩猩的机会愿意支付350美元，公园外的贫困依旧。当地人只能在园门外的小棚子里卖些粗糙的手工艺品来换取少量现金。晚上，孩子们会靠唱歌跳舞来向游客讨钱。年长的孩子用英语乞讨美元，其实他们并不懂这种语言——“白色人，给我些钱吧。”

敲门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首席行政长官以利亚·巴芒古匆匆走了进来。

“您好吗？”他说。

我站起来和他握手。“我很好。”

“我不想打扰你们，”他说，“但我想来谢谢你，你在那卡叶兹开发的供水项目实在是太好了。”

“可是该感谢的不是我啊。”我说。

“重力供水系统让我很兴奋，”他说，“我确信它也可以用在本区其他地方。”

“肯定能。”我说。

“你知道，区里只有百分之四十一的人能获得安全的饮用水，”他说，“有些地方甚至只有百分之十二。”

我点点头。

“要做的事还很多，”以利亚激动地挥舞着双手，“我们需要水槽、水管，当然还有施工人员和设备。我们必须说服政府部门，干净的水对卡农古区不可或缺。”

“我同意。对于人民健康，干净的水比什么都重要。”

“但我们需要资金来——”

约瑟芬的对讲机响了。

“夫人，时间到了。”

“谢谢，”约瑟芬说，“好吧，先生们，我很不想打断你们，但我下面还有事。”

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还没提督察员的事。

“对不起，约瑟芬，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说。”

她看看对讲机。“嗯，我今天也确实有其他事情……”

“这件事很重要。”

她笑了笑。“好吧，特威西格耶。以利亚，你能让我们谈几分钟吗？”

“当然。”以利亚说。他走出去，轻轻关上了门。

“是卫生和教育督查员的问题。”我说，一面认真地看着她的脸，试图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她知道这件事吗？

看到她表情空白，我放心了。看来这是督察员自己的主意。

“他们不肯来学校。”

“为什么？”

“他们说路程太远，预算不够。”

“是这样？”她的目光依然平静，但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因为他们不来，我们没法向区里提交报告，现在他们说我们必须关门。”

“特威西格耶，我会管这件事的。如果督察员的预算不够，我们可能要开除一些督察员来填补预算了。”

“谢谢你，约瑟芬。”我给了她一份那卡台历，好让学校能在她的视线范围内。

约瑟芬按了通话按钮。“让下一位稍等一会儿，我要先处理一些事情。”

“好的，夫人。”秘书的声音很清晰。

我离开她的办公室，感到浑身轻松，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以利亚兴奋地等在门外。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抓着我的肩膀说，“你的供水项目让我兴奋，我想和你谈谈进一步推广和资助的事情。”

“可我现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做这件事，”我说，“学校是我最关心的。”

“你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以利亚眨了眨眼睛，“你这人足智多谋。”他笑了，我们一边继续聊天，一边穿过外间办公室回到中厅，结果卫生和社会服务部负责人穆哈默德·福金斯和彼得·穆吉沙差点撞上我们。他们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彼得感叹说他家附近的水龙头让整个社区受益良多。我也告诉他约瑟芬对督察员的评价，预算的部分让我们都笑出了声。

那天我离开区政府的时候，脑海里充满各种各样的想法。我既为克服了一大障碍而感到高兴，也因为那卡对整个区的积极影响而感到欣慰。

回那卡叶兹的路上，我看到很多因营养不良而涨肚的儿童，他们随身还带着水罐。我不禁又想起坎布加医院里奄奄一息的斯科维亚，我的宏伟愿景也坍塌了。无论日后能取得多大的进步，都无法挽救这个可爱孩子的生命了。我觉得自己喉头发紧，但还是克制住了。

“不。”我低声对自己说，握紧了方向盘。我不能放任自己沉浸在悲伤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