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乌干达，我的感觉都好像是要把本该一整年做的事情压缩到两个星期做完。这次也不例外。就寝之前，我总算设法和蒙多教授敲定第二天早上九点见面，但时间不能太长。他只在那个时候有空，因为之后还要去参加内阁会议。

昨晚与森帕促膝长谈到凌晨，想按时起床真是困难。不管有没有时差，我都得让自己成为一个大忙人，习惯这忙碌的日程表。

森帕的妻子准备了丰盛的早餐，有马托基、木薯，还有新鲜的水果。

她满面笑容地迎上来：“早上好，要不要来点咖啡？”

“不用了，谢谢你。”我说。尽管在美国生活了那么久，我还是对咖啡这东西不太感冒。

收音机里的早间新闻涵盖了国内外人们关心的种种热点话题，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不久前去世的前总统米尔顿·奥博特。奥博特是典型的独裁者，然而和夹在他任期中间执政的伊迪·阿明相比，未免有些小巫见大巫了，最终，他在1985年因军事政变被迫下台，随后以政治避难的名义逃到赞比亚寻求庇护。如今他的家人希望将其遗体带回故土安葬。乌干达国内对此意见不一，争论不休，有些人赞成他落叶归根，其他人则希望他永远被流放。

森帕西装革履地走了进来。

“你起得真早，”他感叹道，“是要去外汇兑换点吗？”

“是。”我当然也可以通过西联汇款来兑换学校的资金，然而街上那些外汇兑换点的汇率对我更有吸引力。企业也许不介意那些微的差异，可我们的每一分钱都必须花在刀刃上。当45美元就能支付一名学生全年的书本费时，我愿意竭尽全力去省几美元。

“上午我还要见蒙多教授。”

他点点头。“我也希望他能帮上忙。出了这样的事情，传出去有损我们的声誉。”

吃过早餐，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实际上那是一辆15座的面包车。车子开到坎帕拉路，我便下车开始步行。走在马路上，我周围到处都是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与喇叭声，我下意识地把背包紧紧抱在胸前。其实这里并不属于坎帕拉的危险区域，遭遇偷窃的可能性也不大，可我知道自己身上揣着不少现金，所以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在坎帕拉路最大的十字路口，穿行在行人、轿车、出租车和蹦跶组成的洪流中，喧闹的景象不禁让我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来坎帕拉的情景。高中全班同学一起坐在卡车里穿过这座大城市，川流不息的人群让我惊讶不已。在我们自己的村子里，哪有什么人流啊。我的好朋友感叹道：“能在赶集日来这里，真是太好了。”那个时候我们哪里知道，在坎帕拉，天天都是赶集日。

我跑了几个兑换点，发现最好的汇率是1850先令对一美元。这不是我最想要的汇率，但我别无选择。我对自己说，这至少比银行的汇率要好。然后我匆匆赶去会面。

蒙多教授的办公室位于“全国抵抗组织”秘书处大楼，这幢老旧的大厦很可能是在阿明政权时代建造的。阿明虽然是个残酷无情的独裁者，但他确实给这个国家留下了很多结实的大楼，这也许是他做的为数不多的好事情。

环绕秘书处大楼的水泥墙足有十英尺高。我穿过马路，向开着的大铁门走去，里面的停车场里满是豪华公务车和越野车。大门左边的岗亭里，可以看到两名守卫。一人紧握来复枪，另一人坐在一张桌台后面，神情严肃。

拿枪的人要求我出示身份证明。我递给他我的乌干达护照，而他查得相当仔细，多次抬起头来，看我的容貌是否和照片上完全一致。这样过了一会儿，他又把护照递给旁边的人，他看得也一样认真。

“等你出来的时候再还给你。”他说道。

我对他们说了谢谢，穿过停车场，进了玻璃门，里面是不大的前厅。乘着吱嘎作响的电梯，我很快就到了六层。一出电梯门，我差点迎面撞上另一名持枪守卫。

我等待着他的盘问，但他只是点头示意，让我通过，我也乐得遵命。走廊里乏善可陈，没有美国建筑物里常见的装饰画和绿色植物。蒙多教授的办公室在左手第二个门，门上的铭牌写着：内政部长。

进得门来，一位男秘书热情地迎接我，还有一位身着西装的男士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不耐烦地等待着。

我其实有一张秘书和这位男士都不知道的王牌——血缘优势。蒙多教授是我母亲那边的亲戚，也是鲁巴波议会的议员，那里离学校不远。对于政府里通行的贪污受贿的那一套，我一点也不喜欢。为救那卡小学打点官员，这种事情我坚决不干。可眼下除了他，我还能向谁求助呢？要走正式的流程，时间也来不及了。

蒙多教授自己的房间气氛宜人，与枯燥乏味的外间对比鲜明。舒适的天鹅绒软垫红木椅配奢华的酒红色地毯，中间是一张玻璃顶的咖啡桌。一侧的长沙发上面，是占据了整面墙的大幅乌干达地图。另外一侧摆着一张很大的桌子，上面堆满了文件夹和文件箱，箱子里也满是文件。杂物中露出一面小小的乌干达国旗。

桌子后面的蒙多教授站了起来。他衣着相当整齐，西服是灰色的，酒红色的领带用来搭配周围的装饰。

“欢迎你的到来，欢迎！”他说道，同时微笑着握了我的手。

这个人身上几乎看不到岁月的痕迹，脸上只有几道轻微的皱纹，算是证实他年纪已经不小了。头发剪得很短，因此不太看得出变少和变白的趋势。他示意我坐在沙发上，又问我家人的近况。

填写来访卡的时候，我想起还有礼物要送给他。我打开背包，拿出了印有那卡小学照片精选集的台历。

“这个小礼物是谢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帮助。”我说。

“我该谢谢你才是，”他说，一面浏览着台历，“你让我明白了有志者事竟成。”他将台历立在了咖啡桌上，然后抬起头来，“校舍今年就能建好么？”

“一定能，”我说，“现在只需要给一些地板刷水泥了，然后就是完结性工作。门、百叶窗、遮阳篷，还有灰泥。”

蒙多点点头。“唉，要不是因为我们政府的心思都在贪污受贿上，我们的教育事业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只要有政府的地方，就会有腐败，”我说，“关键是不让腐败失控。”

蒙多由衷地点头表示同意。“而要清除腐败，我们就得提高国民的受教育水平。”

这是可怕的恶性循环。贫困无知的民众常常有奶便是娘，为了眼前的一点好处，就投票给肯贿赂他们的政客，而这些不择手段的人一旦登上政治舞台，便肆无忌惮地将个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不过，到底有穆塞韦尼尝试打破这样的循环。事实上，乌干达政府近期的一项重要议案，就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改进教育。

“我们在全力以赴，”我说，“现在有一年级到四年级的118个学生，我们还打算在2006年1月开五年级班，并再招30名新生。”

乌干达的教育系统是小学七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高等教育历时两到五年，包括技术学院、师范学院、商学院或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一度免学费。然而现在，这部分政府资金已被转到了全民基础教育项目上，用于资助初等教育，相应的目标是确保全民掌握基本的读写技能。尽管如此，识字率仍然只有区区的百分之四十二。

“我们的学生在能力测试中表现非常好，”我说，“我们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好学校。”

“不出所料。”蒙多说。

“我们的第一批学生将于2008年12月毕业，”我提醒他，“我们会给您发毕业典礼的邀请函。”

“我一定去。”

“谢谢您。”如果学校没关门的话，我的潜意识不由自主地提醒我。

蒙多看了看手表。

“我还有一件事想告诉您，”我说，“卡农古区的警察在找我们的麻烦。”

“警察？”

“我们的一位志愿者是马凯雷雷大学的学生，他叫瓦布纳·米尔顿，几个月前他在学校外面被警察打了。”

蒙多垂下了头。毫无疑问，这些年他了解到的很多殴打和杀戮事件，其情节之残忍，性质之恶劣，远超我的想象。即使是在今天，北方仍有叛乱，圣灵抵抗军（于1987年组成，是一支活动于乌干达北部以及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和中非共和国的游击叛军，该组织参与针对乌干达政府的叛乱，也为非洲多个国家带来了严重灾难）常会穿过苏丹边境，一路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然而在乌干达南部，局势相对平静，警察打人似乎是过去的事了。

“米尔顿从坎帕拉给那卡带了十二箱鞋子，”我解释道，“运货的人在坎帕拉装箱，到坎布加卸货，也都清点过了。米尔顿又雇车把箱子运到那卡。可在他到了那卡以后不久，那些运货的人出现了。他们说车上丢了一盒值六百万先令的电话卡，声称是他拿走的。他们也跟米尔顿的司机说了，也检查了米尔顿的每个箱子，但没找到电话卡。”

“米尔顿认为这事结束了，但当他乘着蹦跶回到坎布加的时候，却被运货的人和一个当地的警官拦住了。他们开始打他，坚持说他知道盒子在哪里。他当然一点也不知道了。所以他们就一直打他，直打得他头破血流，一只眼睛也肿得睁不开了才停手。”

“真是没有底线。”蒙多低声说。

“他们旁边就是医院。但他们不仅没把他送进医院，还把他关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他才费尽力气联系上了我的姐姐。她找到一位当地的议员，总算把他保释出来了。”

蒙多皱着眉头问：“那现在怎么样了？”

“又托了一些人，警察也结案了，可是米尔顿的一只眼睛看不见了。说是罪犯都逃走了，唉，真是没有公道可言，也没处说理。”

“可能有误会，”蒙多的声音平静而坚决，“但发生了这种事，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但我没法保证什么。人在江湖，有时身不由己，这个你也知道。”

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真难以想象，蒙多怎么受得了日复一日、单调沉闷的立法工作。政客都想着怎么给自己捞到更多好处，而不愿意付出。蒙多教授不是那种人，然而他还是成为了身居高位的胜出者。

蒙多站了起来。“我很想和你再聊一会儿，”他说，“但我还有公事要办。”

“您能抽出时间来，我非常感激。”我说，再次和他握手。

我抓起背包，离开了办公室，对外面那位可怜的等候者点了点头，天晓得他还要再等多长时间，因为蒙多还要赶去参加他的内阁会议。大家都有难处，我想着，觉得有点难过。但我随即想到，困境固然可以挫败人的意志，但也同样可以催人奋进，人可以心灰意冷，但也可以斗志昂扬。关键是我们如何选择和面对。

等我走到电梯那里的时候，只觉手里的包仿佛已经轻了不少。我放松下来，对守卫报以由衷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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