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走的那天早上，我跟父亲商量着看他能不能捐块地来建学校。

“一英亩就行。”我用鲁克加语跟他说。

“不行就是不行。”父亲一直盯着桌子，看都没看我一眼。

“你有那么多地，用都用不完。”我又说道。贝兰达正在卧室里整理行李，她听不懂我们说什么。

我祖父有好几位妻子，孩子自然也不少。但他很有钱，就连父亲的这些地都是他帮着置办的。

“我的那些地都是用来放牧的，”他这样说，“我才不会让你在这么好的草地上盖房子呢，多可惜呀！”

“就一英亩，”我苦苦哀求他，“我只要这么多。”

“那你打算付多少钱？”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吧，”他的自私让我极其愤怒，我冷冷地说，“我会找到不要钱的地方的。”

我站了起来，径直走到卧室里去帮贝兰达整理行李。

“没人会给你的。”身后传来父亲的话。他这话也许没错，可我宁愿去买别人的地，也不和自私的父亲做买卖。

“你们在聊什么呀？”贝兰达好奇地问。

“没说什么。”我整理着行李，把火气慢慢压下去。

我们要走的时候，整个那卡叶兹村都在议论我要建学校的事。往门口搬行李的时候，阿宁特威先生来了。

“你好，特威西格耶！”他握着我的手说道，“听说你要走了，我特地来向你道别。”

我跟他象征性地握了手。母亲跟我说起过，阿宁特威先生还有邻居尼万曼亚先生特爱说闲话，就像老太太似的，无聊得很。他竟然跟大家说我是为了当官才打算建学校的。尼万曼亚先生更离谱，他竟然传言我要去做生意，而贝兰达要离开我，我只能在乌干达找点事做。

“我今天就回去了。”我不是很热情。

阿宁特威先生点点头，又问道：“要跟你夫人一起回去？”

“对，一起走。”我回答说。

“什么时候再回来呀？”

“明年吧！”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听说你要建一所基督复临派的学校。”

难怪英国国教的信徒会不高兴，原来他们担心学校只收我们基督复临派的人。当地也有教会管理的学校，可人们在宗教上界限划得很清楚。天主教徒不能把孩子送到英国国教徒办的学校里，而基督复临派的人也不能把孩子送到天主教学校里。虽然我的计划还不算完整，可有一点我很明确，那就是新学校将消除这种差异，我想都没想过让学校只招收基督复临派的学生。

“我是要给艾滋病孤儿建所学校。”我这样说道。

“孤儿！”他的语气里似乎有点惊讶，眼神也有点迷离。我想他是在试图破解我的回答的真正意图。我只是点点头，继续往前走，然后忙着把行李都搬到一辆越野车上，这车是我们在坎帕拉租的。

这时，有人扛着锄头走了过来。他朝我咧嘴笑了笑，我看出他少了一颗牙。我认识他，特威巴齐，我的小学同学。

“你好，特威西格耶！”他跟我打了声招呼。我记得他那时很聪明，只是后来就不想上学了。等我完成学业去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结了婚有孩子了。

“你好，特威巴齐！”我也向他问好。

他只是耸耸肩，“日子过得太艰难了，我们都太苦了。”

从他破旧的衣服上我就看出来了，他现在过得不会好。我从剩下的钱里拿了两万先令放在他手里。“给家里买点东西吧！”

“你人太好了，”他说着就低下了头，“我拿什么还你呢？”

“把孩子照顾好，送他们去上学。”我回答道。

等我和贝兰达把行李都装上车的时候，前面的院子里挤满了人，他们都是来跟我们告别的。母亲紧紧地抱着我，祈祷上帝保佑我们一路平安。父亲阴沉着脸在一旁看着。土地的事，我再也没跟他提了。

车子走到坎布加往安纳谷去的时候，我突然对建学校这件事迟疑了。可能现在真的不是时候，村里的人似乎并不看好这个想法。或许扩大在这里的救助范围会更好些。

“你看起来不高兴啊！”贝兰达说。

我们已经过了谷峰，正往鲁昆吉里开去。

我摇摇头。“我是在想学校的事。”

“我以为大家都商量好了。”

“我没能说服父亲，”我就把父亲拒绝给地的事告诉给了她，“这可怎么办呢？”

贝兰达似乎并不泄气，“犹豫的时候，想想那些站在屋外的父老乡亲吧，还有那些可怜的孩子！”

“我知道，可这太难了……”

“多好看的一只羊啊！”她立马转移了话题，“你们叫它‘安布兹’，对吗？”

我点点头，心里乱糟糟的。

“你知道吗？我学了好几个单词呢！”她显得很兴奋。

我一直看着前方，脑子里尽是和父亲争吵的情景。

“你要相信上帝，”贝兰达抓着我的手说，“他会告诉你怎么办！”

这时，我看到对面来了一辆农用车，就把车停在路边，让他先过。可那上面装的不是香蕉也不是香瓜，而是一家人，还有一个骨灰盒。又是艾滋病！再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整个国家都是孤儿了！贝兰达说得对，我应该相信上帝，他会告诉我怎么办的。

在回美国的班机上，我们俩制定了一些计划，我不再那么悲观了。不管村里的人怎样看，也不管父亲怎么说，这个学校是建定了。我只要把钱筹够就行。

可是，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美国的朋友时，他们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没人会把钱花在非洲的！”好几个人都这样跟我说，大伙都担心非洲普遍存在的贪污问题。每周都会有人收到尼日利亚来的诈骗邮件，想方设法地骗钱。“大伙会把你的学校当作骗局的。”

挫败感笼罩了我。人们不相信我说的，学校在哪里？孩子们在哪里？我没办法向他们证明这些。

甚至从加纳移民来的朋友听我说完之后都不认可我的想法。

“这里是美国，”他说，“你只管好好工作，买个好车，再把家人接来就好了。别想那个破村子了！”

其他人也都这样说，还叫我要向前看，不要再回头。

我只能每天雷打不动地向上帝祈祷。

“万能的主啊，告诉我怎么办吧！”我恳求。有天下午，我在起居室的箱子边祈祷时，贝兰达看到了。

“怎么了，特威西？”她坐了下来，抱着我问道。

“没人肯捐钱建学校啊！”我有些沮丧。

“那我们就自己盖！”她认真地说。

“怎么盖？”

“不是还有些积蓄吗？”

“可那是买房子的钱啊。”

她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那些孩子们更需要学校啊，跟他们比起来，我的房子不算什么！”

“你确定要用那笔钱？”

她坚定地点了点头。

听到这里，我不禁流泪了。我再一次发现，自己真的是娶了一位善良的天使。

过了几天，我跟来自澳大利亚的好友戴尔看完球赛往家走的时候，他注意到了我一直很低落的情绪。

“哎，伙计，”他问，“你今天是怎么了，好像不对劲啊？”我跟戴尔是在教堂里认识的，聊过之后我俩发现对方都很爱足球。不仅如此，我们俩都是来美国深造的，还都是在这里找到了一生的真爱，从而决定留在这里。从那以后，每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俩都在一支球队里踢球。

“我想换个地方住了，”我说，“可这里有这么多朋友，搬走之后又得重新熟悉环境。不过，我们真得找个新地方，多认识点朋友！”

“我听说印第安纳州不错，”戴尔说，“可他们只玩篮球不玩足球。不过房子便宜，在那儿买要比这里便宜得多呢！”

“我们打算租房住。”我说道。

“哦，”他有点惊讶，“我还以为你们俩在攒钱买房呢。”

“我跟贝兰达打算在乌干达建所学校，专门照顾那些艾滋孤儿，现在筹不到钱只能自己出了。”

“建学校？你什么时候决定的？”

“从乌干达回来的时候。”我跟他细细讲了我们的计划。

戴尔笑了。“真不错，算我一份吧！”

“真的吗？”

“那当然！”

“很多人都说这行不通，许多项目头一年开始第二年就结束了，有的甚至一年不到就停了。他们还建议我去投资，别把钱花在那上面，如果被偷去了或乱用了，最后就什么也建不了了。在非洲，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好多事都得给那些官员行贿才能办成。”

“伙计，你不是挺了解那儿的情况吗！你去办的话，会比那些外来者要牢靠得多。”

“你说得对。”我似乎看到了希望。

“没有国际组织介入帮忙吗？”

“还没有，”我告诉他，“大型组织会考虑最需要帮助的地方，而且只有城镇才能享受。农村地区还远远顾不上呢。”

“确实是，越落后受苦越多。没有学校，就没人来支持，对吗？”

“嗯。”

“你要多少钱才能开始呢？”

我愣了一会，才意识到他是在说钱的问题。

“我们得先买地，”我告诉他，“建两间教室给一二年级用，慢慢开始吧！”

“我跟贾辛斯都很愿意帮忙，我相信只要学校建成了，大家都会看到的，到时候就不怕没人帮忙了。”

主啊，谢谢你！我在心里默默念道。

不久，贝兰达的父母威利和欧内斯廷也加入了我们。对此我并不惊讶。因为在美国，欧内斯廷就是我的第二个母亲，不论发生什么她都会支持我。一周后，他们还把这件事告诉给了阿肯色州小岩城教堂的人，尽管那时教堂给我们钱还不能用来抵税，但他们还是答应每月都给我们提供资助。

我们终于可以建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