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乌干达只允许几种主流宗教存在——伊斯兰教、天主教、英国国教以及希腊东正教，伊迪·阿明的民兵四处迫害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士。各地的广播电台播出公告，宣称周五是休息日，周六是工作日，以阻止那些不合法教会的成员，特别是基督复临教会员周六参加宗教活动。

这可能会吓退一些人，但不包括我的爷爷斯蒂芬·卢克瓦，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就像《但以理书》里的故事一样，当尼布甲尼撒用黄金打造了一个高大的偶像并要求人人对它顶礼膜拜，违者扔进熔炉的时候，斯蒂芬就像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一样拒绝崇拜其他神，宁愿为自己的信仰献出生命。

斯蒂芬原本同时拥有五个妻子，我外婆是他的第一个妻子。她生完最后一个孩子之后曾出血不止，被送到布谢尼区的伊萨卡复临教会医院，在那里住了几个月才复原。这件事给斯蒂芬以极大震动，而医院对病人的关心爱护和精神疗法则促使他下定决心，让耶稣成为自己的救世主。

斯蒂芬是个富有的人，他经营渔业，还有大片的香蕉种植园，他遣散了五个妻子中的四个，但继续供养她们和她们的孩子。他捐赠土地建了一所教堂，并自己出资施工和装修。他还为他的仆人支付了周六的工资，那样他们就不用在安息日那天工作。凡是上教堂参加活动的人，他都管饭。他家里总有很多人：病人、穷人和孤儿。在他们去医院的路上，那是一个收容所和歇脚处。

斯蒂芬就是这样虔诚地追随着上帝。

阿明掌权以后，当地民兵关闭了教堂，但这不能阻止斯蒂芬。他的宅邸有十二间房，还有铁皮屋顶，后面是圈养牛和羊的畜栏，侧面是香蕉种植园。最中间的屋子里有一张长桌，周围摆放着很多椅子。到了星期六，他的家人、邻居和仆人在这里秘密聚会，爷爷从抽屉里拿出圣经，大家一起举行敬拜活动。

当然，斯蒂芬和他的集会没能逃脱阿明的怒火。有人听到了他们的歌声，并向地方官员举报他擅自举行宗教仪式。一天晚上在他们祷告的时候，传来了敲门声。所有人立刻跪下来，祈祷入侵者能够离开，但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来的是当地的民兵。士兵强行闯进来，将斯蒂芬带到了次级行政区的办公室。他被迫入狱三天，期间他拒绝进食，后来在地方长官的劝说下，民兵才释放了他。

我的爷爷曾不止一次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捕。每次被关进监狱，他都会为逮捕他的人祈祷，希望他们能获得救赎。最后斯蒂芬获胜了：阿明在1979年被迫下台，乌干达的流亡者和坦桑尼亚军队一起把他赶走了。

现在一座新的复临教会堂矗立在我爷爷多年前捐赠的土地上，那是一栋方形的红砖建筑，周围绿草如茵，树木环绕。地板刷过了水泥，但与这一带的大多数教堂一样，入口处没有门，窗户上也没有玻璃。

新教堂比旧的要大，可容纳120人。旁边是牧师刷过灰泥的住所，他是一个瘦削的男人，与妻子和三个孩子生活在一起。迪姆·约瑟牧师被姆巴拉拉区教会任命为本地牧首，他心地善良，同时也是一个能鼓舞人的社区领袖。

我走进教堂，穿过两边是一排排木头长凳的过道，仍然止不住想起斯科维亚。我在第一排坐下，凝望着简朴的圣坛和讲台，回忆起上周六我应迪姆牧师之邀布道的场景。

礼拜从主日学校（基督教教会为了向儿童灌输宗教思想，在星期天开办的儿童班）开始，至少有六十名参加者，很多是儿童和青少年。想着即将进行的演讲，我不觉紧张起来，尽管我曾为了那卡小学在数不清的教会和民间组织面前做过演讲，但这里毕竟是我童年时代的教会、我自己的社区，在陌生人面前讲话，总是比在朋友面前要容易。

教学环节之后，迪姆牧师上前祈祷并接纳供物。此刻我的心简直跳到了嗓子眼，真担心自己会忘记所有想说的话，只好用母亲的话来提醒自己：“关键不是你相信什么，而是你依据自己的信念做了什么。”无论在这些人面前讲话是多么难，我也只有按自己的信念来行动一途。

“现在欢迎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兄弟、我们社区的孩子远道而来为我们演讲，”迪姆牧师说，“有请特威西格耶·杰克逊。”

我站了起来，忽然不再感到恐惧了。

“谁是我的邻舍？”我问。

我从好撒玛利亚人的典故开始讲起，就是《路加福音》记载的一位普通人救助路边一位被打伤者的故事。两千年前，耶稣用这个故事来质疑当时的宗教机构，现在我引用这一典故，是希望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社区责任。

“这故事言简意赅，”我说，一面看了看屋子里坐在我面前的一些孤儿，“它也适用于艾滋病引发的灾难，目前已有四千万人因此遇难，一千五百万名妇女因之守寡，还有一千四百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这寓言令我们不禁要问，谁是我的邻舍？难道只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邻居吗？难道只是上我们教堂的人吗？或者只是我们认识的人？那我们不认识的邻村人呢？住在另一个国家的人呢？还有地球那一面的人呢？难道他们就不是我们的邻舍了？”

多数听众表示赞同。这一寓言涉及非常根本也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而耶稣通过塑造四个角色的行为，给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伤者、祭司、利未人和撒马利亚人。

“故事一开头，有一位伤者躺在路边，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知道他被劫匪殴打，受了重伤，亟需帮助，但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种族或国籍。我们也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因为参与了一些非法的勾当才被殴打，抑或只是一个无辜而又不幸的过路人。他甚至可能是劫匪的一员，动手的人是他的同伙。”

“这个故事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不在于他受伤的原因，而在于撒玛利亚人对他的救护。伤者是否无辜，根本无关紧要。圣经要求我们对那些痛苦的人伸出援手，而无须问任何问题。”

“我们难道可以区分那些受害者，说他们是罪有应得或无辜受害吗？”很多基督徒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有罪行为的天谴，这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圣经讲得再清楚不过，谁才有审判的权力和责任。是上帝，不是我们。阿门。”

“阿门。”人群回应着。

“在这个故事里，正是祭司和利未人这些神职人员，对伤者的痛苦视若无睹。而被当时的宗教圈子视作异端和不洁净者的撒马利亚人，却毫不犹豫地上前救人。”

具有讽刺意味、又有几分可悲的情形是，艾滋危机与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颇为类似。宗教机构常常对此装作不知，甚至谴责受害者，出手相助的往往是非宗教机构。联合国、盖茨基金会、影视明星如奥普拉·温弗瑞和伊丽莎白·泰勒、同性恋人群还有自由派都参与进来了。谁会想到一位摇滚明星成了带头人呢？事实是u2摇滚乐队的主唱波诺为化解艾滋危机做出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大。

“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把信仰付诸行动，”我说，“结果我们成了忽视伤者的人。”

1998年我在曼哈顿生活的时候，我的上司是一位著名的女权运动领袖，还获得过联合国的嘉奖。她不相信上帝，但同意彼得·辛格的很多观点，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激进伦理学家。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辛格的一些观点在道德上难免令人震惊，但他的作品能激发我们去思考自身行为的伦理意味，特别是思想和行为之间的联系。辛格用一个溺水儿童的例子来分析人们的选择。在毋须任何牺牲的情况下，我们中有多少人会对一个孩子见死不救？我认为没有这样的人。但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出于对自身的考虑而选择忽略孩子？显然很多人心里存在着这样的界限。

“好撒马利亚人不仅可怜路边的伤者，还包扎了他的伤口，涂了油和酒作药膏。他让那人骑着他自己的驴子到附近的客栈，还替他支付了住宿费。他甚至答应回来看他。这就不仅仅是关心一下而已，这是尽心竭力地帮助，”我停了一下，“难道还有比这更无私的吗？”

“没有了。”人群答道。

“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三种选择，”我说，“我们可以祈祷，我们可以给予，我们可以行动。我们也可以三个都选。”

我常常想艾滋危机会如何载入史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不幸和灾难，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罪恶和过失，只消看一眼世界历史便可知晓。艾滋危机的结果目前还无法预测，疫苗是否会出现、什么时候能出现、将有多少人死于艾滋病都是未知数，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耶稣会让我们做什么。

“我能确定的是神对世人的期望。我很确定神把孤儿寡母视作我们的邻舍。他们住在坎帕拉还是那卡叶兹无关紧要。他们是新教徒、穆斯林还是天主教徒也无关紧要。他们是我们的邻舍，受了伤害躺在路边，无依无靠。难道神不会要求我们停下来？难道神不会要求我们同情他们、安慰他们、为他们疗伤并且照料他们吗？”

听众呼应着我的阿门。

那个周六，教堂里充满了希望。人们深受鼓舞，都愿意去祈祷和赠予。但今天早上，我独自一人坐在这里面对上帝，周围是一片寂静。我没有继续被斯科维亚的痛苦折磨，希望慢慢来到我的心间。我想起了《马太福音》第25章里的一段话：“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为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我实话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我低吟着，“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当耶稣结束了他的好撒玛利亚人寓言，他问神职人员，三人中的哪一个是伤者的邻舍。那人回答说是怜悯他的人。然后耶稣说了最重要的一句话：“你去照样行吧。”

“我会的。”我低声说，又想起了斯科维亚。

“这个湖可真大，理事。”

的确如此，但我不会让苦难的海洋、隔阂的海洋来阻拦我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