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当我舒服地躺在浴缸里，一面享受着费达给我烧的热水，一面用海绵擦洗身体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斯科维亚，耳畔再一次响起了森帕的声音——“除非我们能自己建医院，否则就得想想怎么送人去医院。”

当然了！我灵感突现，结果激动之下碰掉了肥皂。面包车，我们需要一辆面包车！它也可以用来做合唱团的运输车。摆在眼前的解决方案，怎么我之前竟没想到呢？

最初的激动过后，我不得不重新回到现实中。学校能不能坚持到明年还说不定，旅馆的建设才刚开始，我却又在想什么面包车了。

我起身穿好衣服，对费达和母亲说了再见，然后出了门。

上午我打算去看看当地的其他学校。以后学生们从那卡毕了业，肯定很多都想继续念初中。我们也希望能设立专项基金使之成为可能。不过，募集基金难度较大，因为人们总是希望他们的捐献能立竿见影、扶危济困。然而，这又是我们愿景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要打破贫穷和无知的恶性循环，办小学只是第一步。

我上了山姆的丰田越野车，事先和他说好借用一天。很快斯蒂芬也到了，一手拿着摄像机，一手拎着摄影包。

“我带了三盘带子。”他说。

“太好了。”我说。

他打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位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我答应妈妈要回来吃午饭。”我说，穿过一道很深的车辙驶上了公路。

“那你最好快点开。”斯蒂芬打趣说。去坎布加初中只有几英里的路程，但公路亟待修缮；到坎卡兹学校的路尽管维护得还行，但那所学校在西边很远的地方，差不多快到卡农古市了。

“这是山姆的车，”我说，“可不能还回去的时候少了一个轮子。”

斯蒂芬把摄像机举到了眼前。“我要录像。你可以让奶奶看看路况有多糟，这样她就不会怪我们迟到了。”

我笑了起来。“我会回去吃午饭的。她做了我最爱吃的菜，羊肉和小米球。而且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没怎么和妈妈说话呢。”

我们在满是车辙的路上行驶着，不时在水洼甚至小溪流中溅起水花，翻过一座座满是香蕉树和种植园的小山，终于拐到了坎布加中学绿色铁门前陡峭的车道上，发动机发出了痛苦的呻吟。我把车停在门卫的砖材亭子旁边。让我十分惊讶的是，一位老同学的面孔出现了。

“特威西格耶·杰克逊！”巴格马迫不及待地把手伸进车窗好和我握手。除了头发少了一些，他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宽鼻梁，稳重平和，总带着微笑。

“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说。

“你怎么来啦？”

“我们来见校长。”

“原来如此，”巴格马说，“怪不得他今天这么高兴。”

他打开大门，我给汽车加了点油，好让它继续爬坡。

学校的主体是三栋砖造建筑，都只有一层。它们环绕的院子里长着高大的树木。最早的两栋建筑建于1970年代，当时坎布加是一所小学。新近刷的白石灰、加装的蓝色百叶窗多少美化了它们，但起皱的铁皮屋顶锈迹斑斑。另外一栋建筑的屋顶要好一些，但没有刷石灰，也没装百叶窗。

斯蒂芬和我下了丰田越野车。他立刻打开了摄影机四处拍摄，并将镜头逐渐转到向我们走来的校长身上。

“你们好，”他笑容可掬地说，“欢迎来坎布加。”

“谢谢，”我边说边握住了他伸出的手，“我曾经是这里的学生。”

“世界真是小啊。我也很高兴看到校友有所成就。”

“这是我侄子斯蒂芬。”斯蒂芬微笑着和校长握手。

“你会跟着你叔叔去美国吗？”

“不，”他说，“我在坎帕拉做网络生意。”

“了不起。”校长会心地点了点头。在乌干达乡下，互联网简直是个神话。人人都装作一副很懂的样子，但所知极其有限。

他邀请我们去他的办公室，那里朴实无华，墙上是一张野生动物招贴画，旁边有一张黑板，上面贴着时间表。办公桌不大，但比较整洁。

“请坐吧，”说着他拿出了一本访客留言簿，“坎布加中学非常欢迎你们的来访。”

“您能拨冗是我的荣幸。”我说。

他笑着说道：“本校的抗击艾滋俱乐部为你们的来访组织了一场集会。”

一位秘书端着托盘走了进来，上面有两瓶插着吸管的苏打水。

斯蒂芬和我对她表示感谢并喝了些苏打水。我对校长说，很希望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能来这里上学。

他眉头微蹙。“我也愿意多接收一些孤儿，但恐怕没法资助他们了，区里找不到更多的资源。”

“我打算自己做些安排。”我说。

校长交叉双手，认真地看着我。

一位戴着厚框眼镜的长者出现在办公室门外。我认出那是我当年的农学老师和校长。

“伯义玛先生！”

他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尽管脸上的皱纹多了一些，他僵硬的姿态还是和当年一样严厉。他曾毫无歉疚地惩罚我们，坚称我们有一天会感谢他。森帕和我曾一起上他的课，尽管我们并不欣赏他的严厉，但还是从他严谨的教学体系中有所收获。

“你好，特威西格耶。”说着他握了握我的手。

“走吧，”校长说，“学生们已经在等了。”

我们来到建筑物中间的空场上，发现差不多有五百名学生坐在树阴下。伯义玛先生带我们到教职员工席上坐下。

校长用洪钟般的声音让大家安静下来，把我吓了一跳。接着他说：“现在来欢迎我们的客人吧。”

学生们异常整齐地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

“光荣啊，坎布加中学，”孩子们唱道，“你是我的母校，我深感光荣。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要赞美你，因为你是我最亲爱的母校。”

我发觉我还记得这些歌词，于是也跟着唱了起来。很多学生注意到了，报以微笑和掌声。

唱完校歌，学生们重新坐下，校长则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内容是良好教育的意义以及刻苦学习的重要性。

当伯义玛先生走上前的时候，场上的欢呼声简直可以和足球比赛相媲美。我想起了自己在学校的岁月，那时伯义玛先生要年轻得多，也没有今天这么受欢迎。不过当时他给我们的感觉也不仅仅是老师，他对班里的每个学生都非常关心。

“安静，”他说道，“请允许我来介绍我们的一位明星学子，”他朝我点点头，“特威西格耶先生。”

学生们热烈鼓掌。

我深感意外。

斯蒂芬用膝盖碰了碰我。“明星学子？这和我听到的不一样啊。”

我不舒服地动了动。

一个男孩从人群中走出，从兜里掏出一张折着的纸，打开念了起来。

“十分感谢您莅临我校，”他念道，“我们非常欢迎您的到来。”然后他念了一串清单，上面都是学校需要的各种设备和物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还需要一辆新的卡车来接送学生。谢谢您。”他微笑着点点头，重新坐下。

我叹了口气。

接下来学校的抗击艾滋俱乐部表演了传统的歌舞。演出服绿白相间，而用来保持节奏的鼓看起来相当老旧，盖子都快掉了。

最后总算有人介绍了我。这时小一点的学生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我用最清晰的声音，解释说我来这里的目的是支持他们的抗击艾滋俱乐部。我讲了那卡抗击艾滋合唱团的故事，并说我们的目的是向卡农古区所有的学生讲授防控艾滋病的知识。与此同时，斯蒂芬向学生分发我们的宣传册，上面有关于艾滋病传播方式最准确直接的信息。

“预防艾滋一点也不难，”我说，“只需记住abcd。a是节欲（absinence），b是忠实（befaihful），c是用安全套（usecondoms），不然就是d，意味着死亡（deah）。”

在1990年代后期，abcd项目的成就超乎想象。感染率从30%左右下降到了61%。但不幸的是，当布什总统采用了强调守贞禁欲、宗教色彩浓厚的抗艾策略后，穆塞韦尼总统为了获取政治支持，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从那以后，安全套不那么容易获得了，而感染率也开始上升。

“得病以后就无药可治了，”我说，手中高举着一本宣传册，“这里面包括了最重要的知识，救命的知识！”

男孩们尴尬地笑着，开始打开宣传册浏览。女孩们则害羞地捂住了脸。

斯蒂芬照了几张照片。校长和伯义玛先生看着我，显然有所期待。我也心知肚明。那种为学校要东西的夸张方式让我非常不快。我来这儿是为了抗艾事业，不是来资助学校的。但我也不能和他们过不去，让他们下不来台。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说不定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呢。

“在走之前，”我大声说道，“我想说的是，尽管我没有钱给你们买一辆新的卡车，但我会给俱乐部买一面新的鼓。”

校长只能尴尬地笑笑，但学生们喜欢我的许诺，发出的欢呼声甚至超过了对伯义玛先生的。也许我真的有从政的潜力。上帝啊，请指引我。

从坎布加出发，我们翻山到了卡农古市。那里有宽阔肮脏的街道、为数众多的商店和宾馆，以及作为区府的一些建筑。我们在市区主干道上行驶，经过一所英国国教教会运营的技术学院，拐进一条狭窄坑洼的支路。

路的尽头是一个圆形停车场，它旁边是学校大院。院子呈方形，三面被教学楼环绕。教学楼没有坎布加中学那么破败。墙上刷过石灰以及橙红色和白色的油漆，但铁皮屋顶已开始生锈，蓝色的镶边也开始掉色并剥落了。

“我们到了。”我边说边关掉发动机。

从丰田越野车上下来以后，我注意到自己16年前坐过的敞篷卡车居然还停在原来的地方。车身早已生锈，但侧面的蓝色字母仍能辨认：坎卡兹寄宿中学。这让我回忆起了当年去遥远地方的那些漫长颠簸的旅行，目的地包括姆巴拉拉、坎帕拉和金贾。我们无论去哪里都坐这辆卡车，国家公园、校际辩论和交流，甚至是舞会，因为那个时候坎卡兹还是男校。卡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的时候，我们就抓着后面的铁栏杆。避开低垂的树枝成了漫漫旅途中重要的消遣。我忽然想起一次有个男孩闪避不及，结果被树枝剥去了上衣，不禁失笑。

我们走到位于最近一栋建筑尽头的不大的校长办公室。我向里看的时候，一位头发灰白、笑容僵硬的长者站了起来。

“您好，”他说，“需要帮助吗？”

“是的，”我答道，走进了凌乱的办公室，“我是特威西格耶·杰克逊，那卡小学的理事。我也曾在这里读书，并深感自豪。”

他的笑容温暖一些了。“我们有共通之处，”他说，“我也是坎卡兹的毕业生，并且回来服务社区了。”

他把访客留言簿递给我，并请我们坐在硬靠背的木椅上。

“我听说了您对坎布加孤儿的帮助，”他说，“认识您是我的荣幸。”

“这是我的荣幸。坎卡兹是所好学校，所以我们才来这里。那卡的首届学生两年后就毕业了，我希望坎卡兹能接收其中一些。”我把留言簿递给斯蒂芬。“我也想过来看看你们的设施。”

“你现在生活在哪里？”他问。

“在美国密歇根。”

“美国？离这里好远！10年了，根本没人管卡农古区。你太了不起了，我们感谢你，上帝保佑你！”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听赞美，我赶紧改变了话题。

“你们有多少学生？”

“目前有350人，但每年人数都在增加，我们也特别愿意招收那卡送来的好学生。那卡无论在社区还是省区里都很有名。”

我看了看表。“不好意思，您能带我们转转吗？”

“没问题，”说着他站了起来，“我们去外面走走。”

他的办公室旁边是一间教师办公室，再往外是一间教室，墙壁裸露、地板脏乱，总算还有一块黑板，三个学生正在上面解一道高等数学题。看不到老师，一共只有一本教材。

“这是一间新教室，”校长说，“现在用做自习室。”

我们在旁边的楼里看到一个教室的学生正在上物理课。十来个男孩围着一张桌子站着，上面是一套实验设备，还有一把米尺。教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方程。

“你们好。”那位老师说。

校长为我们彼此做了介绍，斯蒂芬拍了几张照片。

“我听到人们说起那卡小学的各种好处，”那位老师说，“正如您看到的，我们缺乏实验器材，但我们将就着来。”他带我们参观他的储藏室，里面是他积攒的并不成套的玻璃器皿、测量工具及其他设备。“设备这么有限，科学确实不好教。这一带缺少医生和其他健康专家也就不奇怪了。”

我点了点头。“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

又寒暄了几句，我们绕到楼后面，走下坡去另外两栋楼，它们油漆剥落、屋顶斑驳，学生们坐在长桌子旁自习。

“他们在准备标准化考试。”校长说，一面走进一间屋子。

我跟了进去，但是斯蒂芬留在外面。

第一排的三个女孩抬起头来看了一眼，然后继续学习。

“希望大家听我说几句话，”校长大声说，“我想介绍一位校友，他现在生活在美国。”

八十双眼睛一齐看向了我。

“特威西格耶先生在这所学校上学的时候，教材很少，也没有实验设备。但他竭尽全力，刻苦学习。他成绩很好，被马凯雷雷大学录取了。现在他很有成就。尽管生活在美国，他并没有忘记卡农古区，为这里的艾滋孤儿建了一所学校。”

有几个学生鼓掌。

我点点头。其实想要获得成功，这些学生需要的不只是刻苦努力，关键是勇气和信心，以及进取和超越精神。好的榜样多少有些用处。

“希望你们考试顺利。”我说。

几秒钟的安静后，校长说话了。“继续学习吧！”

我们走出教室，爬上楼后面的一个斜坡，到了另一栋楼。主体结构已经起来了，但是没有屋顶和水泥地板。

“这是新的女生宿舍，”校长说，“它本来是一个国际组织资助的，但他们的钱用光了。”

“资助常常是暂时的。”我说。我看了一眼里面。它足够大，可以容纳至少50个女孩。

“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承诺建一栋楼，然后又不完成它。”他说。

“成本可能超过了预期。”我说。太多的人半途而废了，我想，至少我没有对那卡这么做。

校长摇了摇头。“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烂尾楼和无尽的等待，学生们也很痛苦。看着他们受罪，我也很难受。”他恳切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我也知道，你是个重任在肩的大忙人，但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我们？”

我的目光看向别处。像坎布加中学的校长一样，这一位也认为我能带来资助。

“其实任何帮助都可以，”他说，“我愿意写信，填表格，求人，做任何需要的事。”

我点点头，同时也心痛不已。这个人很爱他的社区，也愿意尽己所能。如果我有足够的资金，能完成这栋宿舍楼，我会立刻交到他手里，现金就行。但事实是我几乎没有足够的现金在几天后回坎帕拉。

我们回到停车场。斯蒂芬上了车，我打开驾驶室的门，再次握了握校长的手。

“我会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