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10日，在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查普曼饭店，戴维·布莱默、奥托·雷还有艾伦·皮斯出资赞助那卡举办了第一场义卖。这次活动吸引了二十多个人参加，有人捐了钱，还有的默默拍下一些非洲工艺品，总共筹集了两千多美元。我打算就用这笔钱给我们那几位老师加点工资，好让他们每月能拿到85美元。我还受邀到布卢明顿北部的马丁斯维尔做了演说，那里的“信仰教会”也有好几个人捐了钱。

不久，我们收到了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的来信，他们决定先拨一年的资金来改善老师和学生的状况，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创立于1913年，是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几家基金会之一）也一次性给了我们3000美元的捐助。2005年12月，两位教授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黛博拉博士专程赶到那卡叶兹村考察了当地的情况，他们对丹尼斯的自来水供水系统挺感兴趣，回去之后立马筹够了钱。就这样，丹尼斯的供水计划终于在那卡叶兹村启动了。

这仅仅是忙碌的开始，我不得不把自己找工作的事都停了下来。越来越多的钱捐到了学校，可我家的经济状况却吃不消了，只能靠着微薄的收入勉强生活。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先是去了东兰辛的扶轮社、加州的戴维斯，接着又到了弗里蒙特、芝加哥，后来又回到了布卢明顿的扶轮社，就这样我每天都忙着到各地的教会演说筹钱。在阿肯色州小岩城的时候，我还主持了贝兰达父母所在教会的一次礼拜。在特克萨卡纳和纳什维尔，我也做了几场相对比较正式的展示。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那个夏天，我去了很多教会做演说。捐款越来越多，有的人还专门到那卡学校看了看。我父母热情招待着这些从美国、加拿大、日本甚至是纳米尼亚来的朋友，学校的发展也终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然后，我再次回到了那卡叶兹村。

当飞机上亮起系好安全带的指示灯时，乘务员提醒我们赶紧就坐，那一刻，原来的顾虑又回来了。我原以为只要有了资金，一切就会好起来，可随着学校的发展，我肩上的责任也重了。2005年，学校的一切进展得都还算顺利，但接下来的2006年会是什么样呢？到那时，学生的人数就会达到120个，老师也要增至4个。可现在的情况怎样呢？还有一间教室没完工，学生们的学习用品也还没有着落。对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的申请又要开始了，这一切都还没有完成。

坐在那里，我回想着这一年自己都到过哪些地方，在哪里做过募资演讲。2006年，我既要想办法增加演讲次数，又得积极保全自己的工作，可这怎么才能两全呢？

飞机终于降落了，在跑道上慢慢减速。这时，我把扶手上的安全带解开了。

就要到家了，我心想，试图把一切烦恼都抛诸脑后。很快我就能和家人在星空下畅谈了，一定要跟几个朋友出去喝杯啤酒。还有那美味的食物，为了吃上尼罗河里新鲜的鲈鱼，我都苦苦等了好几个月呢。

下了飞机，只看到跑道两旁亮着昏暗的灯光，我朝机场大厅慢慢走去。夜空中有好多星星在闪烁，东方的金星尤为明亮，就像一个灯塔照在远方。夜里的空气暖暖的，带着一种湿润的、甜甜的感觉。这就是维多利亚湖的气息，在东非那片绿洲里，它就是一颗耀眼的蓝色明珠！在密歇根待久了，总觉得它的秋天太萧瑟，以至于冬天都是那么的死寂、凄冷，所以这里的温润让我很惬意。不论我和我的祖国身处何种困境，它都永远那么温暖、那么明媚，处处充满绿意，处处都是生机。难怪当年英国的殖民者来到这里之后就被它“征服”，还把它赞誉为“非洲大地上的明珠”。

可是眼前熟悉的一切还是止不住我思念远在美国的妻儿，我从裤子兜里摸出手机，尼古拉斯那明亮的眼睛还有那灿烂的笑脸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你要去哪里啊？”我从越野车的后面往下搬东西的时候，坐在车里的尼古拉斯好奇地问道。为了确保这些箱子不超重，我们俩花了半个小时去打包、称重，翻来覆去弄了好几次才搞定。他跟我一起整理那会儿还挺高兴的，直到我们到了机场，他才明白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我要回去看爷爷奶奶了。”我这样告诉他。两年前他跟我们回去见过爷爷奶奶，不过那时他才18个月大，我都不知道他对那里还有没有印象了。家里有几张照片，有时他还会拿出来看看。“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就要做个小男子汉，好好照顾母亲。”

“没问题！”尼古拉斯答应道。

当我把后门关上的时候，小家伙可不像刚才那么勇敢了，他开始哭了起来。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透过司机那边的窗户跟他说。

“别走！”尼古拉斯哭喊着。

“你哭成这样怎么能照顾好母亲呢？”我只能这样安慰他。听到这话他一下子就不哭了，我转过去看了看贝兰达。

“到了坎帕拉我就给你打电话，放心吧。”我说。

“希望你一路平安！”她说。

“我也要去。”尼古拉斯像是下定了决心，很肯定地说。

“我又没法给你买票。”

“我可以藏在包里呀。”

“我知道你能钻进去。”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时候我也是这么倔，“但你怎么呼吸呢？”

“我能憋气！”

“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哦，”我半开玩笑似的跟贝兰达说，“说不准他真会干出什么事呢！”

“可不是我照顾他，”贝兰达说着就把手伸过去摸了摸他的头，“得他照顾我呢！”

“就是，爸爸，你忘了吗？”

在海关排队的时候，我就有点后悔没把尼古拉斯带过来。不过这次真的很不方便，我回来还有好多事要去处理，根本顾不上管他，再说家里也没那么多钱再买张票了。

等行李的时候，我在传送带上只看到了一个箱子，另一个行李袋却不见了踪影。有那么一瞬间，我还想着是不是尼古拉斯真的藏进去了，如果行李处的人员看到他在货舱里怎么办呢。想到这儿，我疲倦的脸上甚至还露出了一丝笑意。还是现实一点吧，我得好好想想这一路怎么把装礼物的那个大包带回去。在家的时候，我把它拿胶带缠了又缠，就是怕这一路颠簸会把它弄破，可最终它还是没能经受住这段艰难的旅程，拉链掉了，包缝也裂了。

行李袋里装的是“种子与光国际基金会”今年分给我们学校的种子，这家阿尔伯克基的国际机构帮助过很多人。我们这些种子一部分要种在学校，等收割之后会成为孩子们午饭的一部分，有时也会让孩子们把做好的饭带回家去。另一部分种子会分到那些学生的家里，要么是给他们的奶奶，要么给他们别的亲戚。如果村里的哪户人家愿意收留我们的学生，学校也会分给他们一些，算是对他们照顾这些学生的谢礼吧。在他们眼里，有黄番茄这样的作物就很不错了。这些东西能帮他们勉强维持生计，让我们也很高兴。

终于，那个袋子出现了，谢天谢地。我把它提起来放到手推车里，走出了行李区。在拐角处，我看到有一群人在乘客区等人。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老朋友森帕·贝克就迎上前来跟我握手问好。

“欢迎回来！”他跟我说道。

“森帕，”我说，“见到你真好！”森帕是个有点害羞的人，说话声音不大，可心地善良，而且脑子特别好使。从那卡学校开始到现在，他一直为学生免费提供课本，这帮了我们不小的忙。而且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确保那些捐来的钱没有乱花都用到学校上面就得找个靠得住的人来管账，森帕就是那个我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他绝不会从我们的账户里面拿一分钱，更不会私自拿着它乱花。

“真是好久没见了！”森帕圆圆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兄弟，最近怎么样？”

“还行。”他答道。

我在揣摩着他的语气。森帕的父亲有好几个妻子，他的童年过得也不愉快，经常要搬家不说，连自己信什么宗教都不能决定。后来工作的时候，他终于遇到了生命中唯一的女人，善良可爱的马乔里，现在他们俩有三个乖巧动人的女儿。

话虽这样说，可森帕的情况并不是很好。年轻的时候，他害羞得都不敢靠近女孩子，这么大了也只跟马乔里一人约过会。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诊断出染上了艾滋病。几年前我就知道了这事，可他不愿跟人提起也不愿去想，他一直都很乐观，什么事都往好处想。

“贝兰达和尼古拉斯怎么样？”他问起了我的妻儿。

“他们也很好。”

“车子就在那边停着。”森帕指着对面昏暗的停车场说道，他还顺手接过了手推车往前走着。

我走在他后面，心里却是挥之不去的悲伤。森帕家里可不止他一个人染上了艾滋病，妻子和两个女儿也是艾滋病患者。因为第一个女儿幸免于传染上这疾病，他们怀疑家里的艾滋病是不安全的医疗措施导致的。在坎帕拉，医生们给大多数孕妇接生时都是剖腹产，他们只想着能多赚点钱，所以医疗器械的消毒工作做得根本不够，艾滋病病毒就这样在医院里从一位母亲传给另一位母亲。

不过，现在坎帕拉已经能买到抗艾滋病的药物了，所以森帕一家还没有受到艾滋病的折磨。当初他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显得很淡定。“难怪上帝总是让我去帮助艾滋病患者呢，”他跟我说起这事的时候还这样乐观，“原来他早就知道我也会染上这种病，所以，我一定要尽力帮助这些跟我一样的人。”

我们俩在他的车后面停了下来，这是辆白色的越野车，已经很旧了。他拿出钥匙插进后车门，费了很大劲才把它打开。对很多乌干达人来说，平均每天的收入只有2美元，买一辆车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就是一辆旧车也是不可企及的。我记得小时候，自己连车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后来长大点，偶尔在路上会看到丰田车拉着人载着咖啡从旁边经过，那会儿我可从没想过将来自己也会有一辆这样的车。即使是今天的那卡叶兹村，连像样的公共交通都没有，更别说谁还有车了。

“这是往学校带的礼物？”他帮我把袋子放到车后面的时候问道。

“对，”我回答说，“一些种子，还有鞋。”学生们已经有了校服，可鞋子还是个问题。今年是乌干达独立的第42个年头，整个学校都要去参加庆典，看到这些白袜子和黑皮鞋，学生们一定会乐疯的。

“我还有个好消息，”森帕猛地一下把后门关上，我接着跟他说，“学校又收到了两笔资助。”

“确实是个好消息。”他说道。车子轰轰的启动了，很快就开出了停车场。“这些资助能改善我们好多状况呢！”虽然按照美国标准，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给的不算多，但对学校来说已经是种恩赐了。

“国际美慈组织”和“全球儿童基金会”最近也给了我们一笔钱，我非常高兴，他们是第一批主动资助我们的人，并且一直都在投资进行新型社区建设，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地的贫困儿童和青年人，我很欣赏他们这一点。

“嗯，我希望这些钱能够盖一个医疗站！”森帕说。

“医疗站么？”他的提议让我惊讶不已，森帕是我认识的最节俭的人，我敢保证他喝咖啡的钱都是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我们是在办学校，又不是在办医院。”我这样跟他说。我们已经雇了一位护士，可只能让她每周来学校两次，给孩子们检查身体。疟疾是村里人人都头疼的大问题，虽然给学生备了蚊帐，可还是有学生会被感染。孩子寄宿的家庭里有很多也买不起蚊帐，他们就把分给学生们的拿来自己用了。现在有了钱，我们就能找一个全职的护士走家串户给村民讲解艾滋病防范的注意事项了，但要建医疗站可不太现实。

森帕把车开到了恩德培路上，这是去往坎帕拉的最主要高速公路。“我们总得想想怎么帮那些孩子吧！”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了看旁边坐着的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路上黑漆漆的，我们的车只好小心翼翼地往前开，险些撞上那些行人和骑摩托车的人。恩德培是维多利亚湖沿岸的旅游小镇，以前政府就在这儿办公，卫生部的大楼现在还在这儿。小镇早就通上了电，可现在还是没有路灯。

森帕踩了刹车，把车停了下来。“七月份的一天，歌莉娅正在学校给孩子们检查身体，一位准母亲突然来求助，她似乎生下了孩子，但胎盘两天都没出来。歌莉娅忙了六个小时才帮她把胎盘取出来。”

上帝又在保佑我们了，我心想。歌莉娅只是个护士，从没受过助产士的培训，但这里又没有别的人懂这个，总得有人做呀。

“有时候总是免不了发生点意外。”我说。

车子加速开过了海边的一家饭店，它的窗户里透出些微弱的光。接着又路过了一个市场，里面空荡荡的，路边的公共汽车站看样子是好久没用了。

森帕按了按喇叭，把车向左边拐了出去。“歌莉娅给孩子看病的时候，”他说话时眼睛眨都没眨，“有许多孕妇在外面等着她。上个月接生的那孩子叫贝塞尔，就是按教室的那个名取的。”

“我们确实有接生孩子的设备，能开一家诊所。”我低声说道。

“这恰恰就是我跟你提这事的原因，”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猛地转了下弯，避开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说起紧急事故，还有一个问题要考虑。”

“什么问题？”

“我们和当地警察的交涉不太成功，弄伤米尔顿的人现在还没受到惩罚呢！”

听了这话，我长长地吸了口气。米尔顿是马凯雷雷大学的学生，在那卡学校当支教老师。前段时间一位公共汽车的司机误以为他是窃贼，把他送到警察那儿去了，结果他就被抓了起来，还挨了打。

“我看看能不能跟蒙多教授见个面，”我说，“或许他有办法跟他们交涉一下。”我顿时感觉，美好的明天瞬间就黯淡下去了。我选的这条路根本就没有街灯照着，而我也一直都是在黑暗里摸索前行。想到这里，我感觉自己的眼皮似乎有千斤重，只好把眼睛紧紧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