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黄的日光，静止不动的树叶，飘散着笔直炊烟的金色屋顶。我独自坐在一堆被伐倒的树木旁边，手里拿着一只弹弓，或者一块泥巴。

我的身边是个狗窝，里面有两条狗，一条母狗和它的孩子。狗崽们原本有十二只呢，全被镇上的人一个一个地抱走了。当我无意中朝它们瞄上一眼，发现它们正在互相撕咬，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狗腥气。

母狗不时转过身来，用嘴轻轻地拱我的后背，弄得身上一阵奇痒。而那只小狗，我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它似乎对我也没有特别的兴趣。

那几天，我的裤裆里无端地泛着阵阵潮热，傍晚时分，我听到大人们嘴里在互相传达一个消息：汛期就要来了，谁家漏雨的房屋要抓紧时间修一修了。

母亲的背影离我很近，伸手可及，她在阳光下缝制棉被。不知怎的，从始至终，她给我留下一个谜语一样的背影，在岁月的光线里晃动，就像是一片森林与远山的轮廓。

我想，新被子多好哇。

母亲会把拆洗过的新被子收进黑洞洞的衣柜，存放到冬天降临。只留下最薄的一床，作为季节嬗变的过渡盖在身上。春天的夜晚，我会把身子脱得赤条精光，像一只刚出卵的小青蛙那样，双腿在被子里蹬挠。被子上沾满了太阳的香味，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温暖紧紧环抱着我。

这时，叮铃铃，叮铃铃……大路上响起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那个从森林小镇上来的邮差，用手啪啪地拍打栅门，大声叫道：

“有信！”

“哎——来了来了，”母亲愉快地答应着，起身开门，语气里夹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邮差的出现是许多人的节日，人们盼着他从远方带来好消息。就像是隆冬刚过，大地降临一个早醒的春天，木栅门上长满了紫花的藤。除了书信，他有时还会带来一张汇款单，一般是五元钱，最多的一次是十元。邮差从绿衣口袋里取出一支圆珠笔，微笑着让我母亲往一张纸上签字。

“签这儿吗？”

母亲每次都这样问一句，像是对内心愉快的确认。她笨拙地签字或者干脆按个手印儿，一边嘀咕：“我们孩子他爸爸在城里搞运动呢，工作这么忙，还想着往家里寄钱……。”数落的口吻，听起来却像是在炫耀。

邮差插嘴打趣：“哎哟大姐，工作再忙，他也不能忘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你说是么？要不，回家让他睡在门洞里。”

我们家的门洞里堆放着一堆干树枝，那是专门烧火炕用的。我想，不会的，父亲怎么会睡在干树枝里呢。

办完了手续，邮差要走了，叮铃铃，叮铃铃……他随手晃动了两下车铃铛。在不经意间，他把目光投向了我，朝我笑了笑，递了个眼色。

邮差看上去很年轻，眼睛很明亮，我记住了他头上的邮帽是另一种戴法——帽沿朝向后脑勺，在那个年代，他故意这么标新立异吧，这让他显得洒脱自如。

母亲说他是新来的。一个月前，那个年纪大的邮差退休了，这个新邮差仅仅工作了二十几天。奇怪的是多年之后，当我再次提及关于邮差的一切，年迈多病的母亲竟忘得很干净，记忆里没有半点痕迹。这怎么会呢怎么会呢？经我再三提示，母亲只忆起了那个老年邮差，这恰恰不是我需要的。毕竟太久远了，而且，我们家在那个遥远的异乡小镇，仅仅是短暂的客居，时间不到两年。

十分遗憾，我最终也没能将母亲锈蚀的记忆开关激活。

一个最关键的求证链条就这样断裂了。

现在，我只能试着还原当时的场景——然后，邮差轻盈地跳上自行车，一串悦耳的铃声在胡同里响。

邮差刚走，我们家的邻居七婆就出现了。

“玉香，玉香。”

她轻声呼唤母亲的名字。“对你说个事儿。”

七婆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她一条腿搭在墙头上，欠着身子扬起一只手；墙很低矮和简陋，用几十块灰砖摞在一起，她没太费力气就滑进来了。她滑进院子后没有直接找我母亲说话，而是先跑到院门口，目光追踪着邮差的背影，看邮差走远了没有。

然后七婆折回身，朝母亲一阵耳语，叽哩咕噜，比比划划。七婆的眼睛和表情都夸张而神秘兮兮。母亲认真地听着，脸色越来越暗淡，半天才问：

“你说的……可是真的？”

七婆使劲朝地面上跺了一下，用重重的点头表示肯定。

“天呃，这个人刚走哩……”

七婆说：“咱不管。玉香，我劝你也不要管……管闲事儿落闲事儿……唉，走了走了，该喂鸡了。”

七婆嘟哝着翻身上墙，很快消失在墙壁的背面了。咯咯咯，背面响起了鸡叫。

我母亲却一下子失去了父亲来信寄钱的兴奋焦点，呆呆地坐在一团棉絮上愣神，从表情上看，她似乎在犹豫不决，脸上布满了慌乱。

我终忍不住，问母亲：“妈，发生了什么事啊？”

谁知，我遭到了喝斥：“闭嘴！”

夜里下起了暴雨，电闪雷鸣，屋内一片黑暗，窗户被风吹得呜呜作响。我听到雨声中夹杂着母亲的一缕叹息，她好像一夜没睡好觉。

第二天中午，街上吵吵嚷嚷，伐木人从汹涌的河水里捞上了邮差的帽子。

（原载《当代》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