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的土路上，它是简陋而美丽的摇篮，载满了被伐倒的谷穗、麦草和玉米秸、粮食和牛粪。在我的印象里，只要坐上爷爷的木头车，不管回家的路有多漫长，也不会感到寂寞。

孱弱的身躯下，木头车在朝前滚动，大地在缓缓后退，路边的景物一一掠过眼帘。清秋的风从高地上远远地吹来，吹到我的脸上，吹乱我的头发和忧伤，年幼的心灵便会有水一样的东西轻轻荡漾。

那时候，一辆木头车是爷爷的至爱之物，其喜爱的程度甚至要胜过一头牛。当然，牛也是他的至爱之物。他常常抚摸着我的头，这样唠叨：“除了你，咱们家就剩下一辆木头车了。嗯，还有一头牛……”说到这儿，他会不由自主地看一眼那头年迈的老牛，泪眼潸潸。牛正在一根木栏旁边吃草，尾巴悠然。

我在认真地啃一只老玉米，听了爷爷的话，漫不经心地咕哝：“那你呢？你算什么？”

爷爷笑了笑：“呵呵，爷爷是苦力，这是爷爷的命哪。”

知天认命始终是爷爷一生的精神底色，是他保持快乐的缘由之一。他常拿自己惟一的弟弟打了一辈子光棍这件事说明命运的力量，他们抗拒不了。当年，我的家族曾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流浪，我的二爷正值妙年，是大兴安岭一带的伐木工人。一位貌美如花的东北姑娘相中了他，托媒人找上门来，他竟躲到一个山洞里呆了整整三天，像躲避一场瘟疫。后来爷爷带着小脚的媒婆找到了山上，大声呼唤，结果召来一阵狼的悲鸣。他们只好仓惶下山。

爷爷说，“天晓得他是怎么想的。”说到这里，他总是把头转向在灶膛烧火的弟弟：“哎，长林，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我的二爷在拉风箱，动作夸张地往灶膛里添加了一把柴草，用一阵快速的拉动表明了他的倔强。原始的风箱顿时发出一阵美妙的回响，像河塘里野鸭子的叫声：呱哒、呱哒、呱哒……

这件事作为一个话题被反复提及，一直到他们兄弟二人都进入了暮年也没有消停。公元1974年，我的爷爷前脚刚走，我的二爷尾随而至，他们把这个永恒的话题带进了村子东头的两座坟茔。

哦，还是说说爷爷的木头车吧。

关于它的来历我知道得不多，只知道它的前身是一棵槐树。可以说，它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和院子里的鸡、羊等家禽一道，平静而朴素地靠在土墙根下，冬天的阳光懒懒地照着它，像照耀一捆麦草，闪闪发亮。农闲时节，硕大的车轮被爷爷摘下来，放到谷仓里，而木头车身靠在墙根上，充当着梯子的角色。我时常踩着它爬到屋顶上去，仅仅是想看看一缕缕的炊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看到瓦罐形状的烟囱在屋角上向外喷射炊烟，风把它们送向田野，带着麦香的气味，在引诱割草的孩子回家。

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爷爷带着我去沙河镇拉猪饲料，牛在半路上失去了理智，撒开蹄子朝一片高粱地狂奔而去，当时我正躺在木头车上遐想，被突如其来的颠箥打断，我听到爷爷的惊叫，他手里的鞭子被疾风夺走，在空中划了一道黑色的弧线。牛在高粱地里横冲直撞，车轮与车身脱离，滚向沟壑，我不知所措，像一片风中颤栗的叶子，在时间里历险。而爷爷瘦小的身躯被重重地甩远，吃了一嘴雨后潮湿的泥土……

那是我童年的记忆中一次重大的交通事故，它改变了后来的生活：爷爷住进了医院，至此成了一个行动佝偻的老头，整夜咳嗽不止。牛在二爷的重重责罚后羞愧地在半个月内死去。曾经带给我无数绝妙遐想的木头车，已被拖得松散，难再修复。气哼哼的二爷连夜搓了一根粗大的麻绳，将它悬置于苹果园门口那棵高大的白杨树上，让路人观瞻。不久，它成了鸟儿们栖息的乐园。

第二年冬天，麻绳在一个风雪之夜断裂了，爷爷的木头车从空中飘落下来，把地上砸出一个浅坑。大雪很快将车身掩埋，露出半个木头车轮。

（原载《大众日报》丰收副刊2002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