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路通往外村，入冬以后，我和二爷常走那段路，我至今记着那段发白的土路，它收下了最初的一行脚印。

那条路上的积雪历历在目，有马车的辙迹一一辗过。忧伤的芦花随风倒伏。二爷牵着我的手，行走在浩荡的月光下，一股刺鼻的冷冽从泥土里钻出来，把我的脚趾冻坏，把我的手吹成一只水萝卜。我想，它们肯定听到了我们的说笑声——野塘里的狐狸、獾、蛇、泥鳅和小鼹鼠。

从沙河岸边吹来阵阵寒风，河套里的水已经结冰；荒野上的灌木丛飕飕作响，上面挂住了一张大大的白纸，多半是葬礼上的灵幡。

还有路边的一棵棵白杨树，树洞里的鸟儿，在咕咕地低语。而虫子们，早已蛰伏在地下惬意地过冬。

那年春节刚过，我的爷爷就患上了半身不遂，整天在土炕上呻吟不止。为此，我父亲从城里匆匆赶回，还带来了一个秃头医生，用了一系列民间偏方，变戏法似地往邪乎里治，治疗了大半年，终于把爷爷治躺下了。躺下了也就安静了，用不着再费事。于是全家人松了口气：父亲回城继续工作，由我二爷照料爷爷的生活。冬天的苹果园更显凋零，枯叶飞得满地都是。我们的土房子立在那里，屋顶上的烟囱被柴草熏得黑黑的。

早晨，二爷拿着一只葫芦瓢，走向屋后的谷仓，回来时手却在微微打抖：瓦缸里没粮食了。二爷踩着积雪，走向木栅栏，把空空的葫芦瓢挂在上面。我看到他的手扶在挂雪的栅栏上，好长时间没有放下来。

那一顿早饭，我们吃的是红薯叶，味道涩苦，留在舌尖上好几天也不走，其特征好像家中来了个穷亲戚。中午和晚上，二爷一个人吃红薯叶。白天里，他把仓底又仔细地清扫了一遍，把残存的一点点粮食留给我和爷爷。那一点小米干饭，色泽金黄。我爷爷用手抓起它们，三下两下就吃完了，然后把仍然饥饿的眼睛投向我的碗里，二爷见了，递给我一个征求的目光，意思是：你爷爷是个病人，他比我们更需要食物。

我佯装不懂，把脸背过去。

荒凉的田野上，聚满了发疯的人群，像蚂蚁一样东奔西走，仅仅是为了弄点吃的。当最后一株甜草根被挖掘出来，人的眼睛变得像兔子的眼睛一样红。

到了晚上，二爷安顿好爷爷睡下，带我去韶堂村去看露天电影。爷爷呜哩哇啦地嘱咐我们，比比划划，意思是：去外村的路上，一定要带上根棍子防身。我二爷笑一笑，说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们爷两个呢，不怕的。

我们都知道去外村的路不好走，不仅仅因为泥泞。

我爷爷曾经吃过亏，至今对走夜路心有余悸。我听说过那件事。那一年，他才二十多岁，在一个遥远的、比故乡更荒凉的地方。他推着独轮车走夜路，当经过一片坟地时，突然从松林里蹿出三个蒙面的家伙，一阵吆喝，把独轮车上的一袋粮食无耻地占有。我爷爷死死地抱着那一袋粮食，一边破口大骂，全是山东方言里的脏话，我已经难以启齿。他在人生的紧要关口将它们派上了用场，结果激怒了那几个人，他们把他捆绑到一株松树上，尖刀的利刃刺入大腿根部，差点削掉他作为一个男人最致命的器官。否则，我们家族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那么我会至今成为一个乌有。或者成为世上的其它物种，一只羊、一头猪、一条狗。也许干脆是一阵疾风穿过林间，朝心爱的人频频招手，无奈而又悲凉。也许连这个也不如，它只是一阵光线的暗淡与明亮。因此我常会忽发奇想：既然生命是如此偶然，干嘛还要这么在意它呢。在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虐待自己。我会在整整一天里不吃东西，狠狠地折磨自己的胃。有一年，我参加一个旅游团队，见一个当点小官的人对导游小姐大发雷霆，他说的一句话令我至今十分反感，“我长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没有一天吃过两顿饭，今天你个小丫头算让我见识了。”

我从此厌恶那个矫情十足的人。我想起了我的爷爷，他的灵魂自风中游荡而来，在我眼前站定，盯着我的碗看。

在那个寒冷的异乡，我的爷爷静静地流了一夜血，他身上只有两处温热，那就是他的心脏和血的小溪。剧烈地跳动。灿烂的流淌。土地里埋葬的大片孤魂野鬼，没有谁站出来搭救他，也没谁将他吃掉。他从此成了一个罕见的乡间唯物主义者。

他说：“哪里有什么鬼哟，真有的话，也只能比人的胆子更小。你们走夜路，需提防的是强盗。他们长着人模样，其实已经不是人。”

我问：“那是什么呢？”

爷爷说：“狗屎。”

我和二爷去韶堂村的夜路，贯穿整个饥饿的冬天。后来，因为几元钱的苹果欠款事宜，他又领着我去了几趟，仍是在夜间出行，沙沙的脚步把鞋底磨穿。害怕的情形也有，就是走着走着，总觉得后面有个影子尾随，当你一回头，影子不见了。

大风把积雪的道路吹得干干净净。

韶堂村离我们村近在咫尺，却比我们村富裕的多。我的记忆里时常闪现这样的场景：宽敞的场院上，站满了麻雀似的人群，甚至连麦草垛上都挤满了人。冷风吹打着脸颊，我跺着脚，领略了电影艺术的最初魅力。电影散场以后，我会在路上一句话也不说，久久沉浸在故事情节里，仰望着满天的繁星陷入遐想。我在想活着真好，能每天看到电影不吃饭也行。

眼前的夜路，突然一阵明亮，宽宽地铺开，像通往天堂。

还有一次，在电影放映之前，几个彪形大汉押上一个人来，那个人形象邋遢，骨瘦如柴，全身颤抖，口吐白沫。他开花的黑棉袄上，被插上了一根长长的稻草，那是乡村耻辱的标记。——事后我知道，那是一个外村的人，趁天黑来偷韶堂村仓库里的粮食，被当场抓获。

在一阵骚乱中，我把冻僵的手伸进二爷的衣袋里取暖，触摸到一堆粉碎的烟叶子。

二爷的口袋里没有钱，连一个硬币也没有。

（原载《山东文学》2003年第3期“周蓬桦散文小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