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激战，彭春荣部下的大队长李绍云、督察大队长彭秀樵都被打死了……”

“……彭春荣部的大小队长有二百余人被俘，九百余人伤亡，二千余人溃散，损失人枪三千余。徐桂英带路突围时，彭春荣还带有七八百队伍，沿途又伤亡和溃散不少。到关南坪清点人枪时，连吴二的三十多人一起，彭春荣的队伍只剩一百多人了。”见彭传宗《彭春荣四战傅仲芳》一文，载《湘西文史资料》第七辑86页。

乌龙山一场战斗，终使彭春荣伤了元气，其队伍受到重创，从此便一蹶难振了。与此同时，瞿伯阶在八面山也被国民党八十六军朱鼎卿的部队包围追剿。双方激战数日，瞿伯阶部也损失大半人马才冲出包围，最后不得不解散队伍，趴壕隐藏起来，等到国民党官军主力撤走，才又把队伍收拢恢复起来。

傅仲芳指挥部队打垮了彭叫驴子的主力，但仍未能捕获其本人。此后不久，傅又采用软硬兼施手段，想骗彭叫驴子接受招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傅仲芳派党政处处长董祺平和科长周祖厚，到石堤西与彭春荣谈判。他们提出“愿意接受招安就招安，不愿招安就剿。”彭春荣与弟兄们商量，有的人说不要怕傅仲芳，有的人则主张利用谈判拖拖时间，好恢复元气彭春荣同意这个主张，派参谋主任黄泽基当代表，与董、周谈判。又派我和大队长蔡荃分别在土桥和西湖两地，为彭春荣的母亲和在乌龙山阵亡的弟兄做道场。彭春荣自己则在野猫岭、七溪一带扩充队伍。”

“谈判中，国民党军队的先决条件是：一要交出政治部主任宋湘灵和参谋长潘邦典两人；二是要点验人枪。彭春荣表示要交宋、潘二人办不到；至于点验人枪可以慢慢商量。后来，董祺平又提出要彭部派人到永绥（今花垣县）清剿总指挥部与傅仲芳面谈，彭春荣派潘月樵和黄泽基带着大队长田大相、孔圣武和彭绍春等，以及三百多人枪，到永绥去缴枪谈判。”

“潘月樵和黄泽基等人到达永绥后，傅仲芳一面与他们谈判，一面采取阴谋手段，进行分化瓦解。结果，田大相当了卖客，潘月樵、黄泽基、孔圣武和彭绍春等二十多人被杀害，三百多支枪也被缴去了。”见周纯莲《“叫驴子”彭春荣》一文，载《湘西文史资料》第七辑10页。

因彭叫驴子对招安有所疑虑，他自己终未上当，不久又拉起了队伍，并和瞿伯阶会合，在八大公山躲藏了许久。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彭春荣和瞿伯阶率部属一千余人，经大庸温塘去永顺时，在柯溪云朝坡被地方民团所阻击，一颗子弹击中彭春荣左胸乳部，当即毙命。就这样，傅仲芳剿了几年也没能抓住的彭叫驴子，最后却意外死在了一个地方团丁所放的冷枪之中。

白崇禧与宋希濂的湘西收编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进行和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湘西的局势也变得十分动荡起来。

1949年初，湘西永顺县警察局长曹振亚、督察长周海寰，因不满交拨武器给县“勘建大队”，在酒桌上与县长杨禹久翻脸，接着拖队出走，后又率部占领永顺县城，并与省保安十团团长汪援华、营长张玉琳等人相勾结，成立所谓“湘西北人民反压迫自卫军”，下设“军政委员会”，再设“左右两翼军”，由汪援华任左翼军总司令，曹振亚、周海寰任副总司令；右翼军由张玉琳任总司令，张大治、杨光耀任副总司令。此组织成立不数日，两军即计划了叛乱行动：由汪援华指挥保安团绕山路，经大庸、慈利、黄石趋常德；由曹振亚率“严”、“正”、“勇”、“勤”四个纵队二千余人，从王村乘船沿酉水南下，抵沅陵县城后再顺沅水东进常德。由黄鹏、向绪武、向质云率部经古丈、泸溪赴辰溪，并与张玉琳的部队配合一起抢兵工厂武器，再向常、桃威胁。张大治则作为预备队使用。

2月25日，曹振亚、周海寰率领的4个武装纵队约3千多人，冒着大雨从永顺城出发，到古丈罗依溪后兵分两路，一路1000余人由黄鹏、向绪伍、向质云等人率领，取道古丈、泸溪向辰溪进发，准备配合驻守兵工厂的张玉琳去抢夺兵工厂；另一路2000多人，则由周海寰率领浩浩荡荡直向沅陵县境开来。3月2日，沅陵县城被攻破，周海寰率部进城，烧杀淫掳，酿成“三·二事变”惨案。3月4日至5日凌晨，张玉琳指挥部属打开辰溪兵工厂，将两万多枪支、五百多门“八二”、“六0”炮、九百多挺轻重机枪、三百多万发弹药一抢而空。湘西事变由此越闹越大了。

面对湘西这番乱局，蒋介石命张中宁赴湘西，以暂编第二军副军长名义收编了张玉琳等首领，同时指示白崇禧、宋希濂出面收编大西南各省地方武装首领。

“一心要在大西南搞“千里人防长城”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旨意下，企图把湖北、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和广东、广西等省连成一片，组编为二十七个暂编军，号称人枪百万，扬言和共产党决一死战。”

“一九四九年七月，白崇禧亲自来到湘西视察，当他看到湘西山高路险，道路崎岖，民情强悍，人枪遍地的特点时，决心将这些人力、物力和特殊的地利充分利用起来，作为“***基地”。他到芷江委派靖县国大代表唐振之为“救国军司令”，国民党旅长周燮卿为“川湘联防纵队司令”，九区专员陈士为“湘西北青年军司令”，国民党师长戴季韬为湘西地区司令。这样一来，湘西到处是司令，变成了十足的“兵营”。白崇禧为了进一步同湘西反动头目拉好关系，还同杨永清、潘壮飞、张玉琳、杨镇南等喝血酒，拜把结盟，称兄道弟，百丑俱全。”见石玉湘《难平的湘西之乱》一文，载《湘西文史资料》第一辑71页。

在白崇禧对湘西各地方武装首领封官许愿的同时，宋希濂也竭力配合，并推举了陈渠珍出任“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副司令之职。陈渠珍接受任命后，将湘西八、九两个专区的部队，编成“中国人民革命军湘鄂边区湘西自卫军”，任命谭自平为凤、麻、泸三县边区清剿指挥部指挥，张平为沅、古、泸三县边区清剿指挥部指挥，龙矫为永绥县长兼清剿指挥，田名瑜、黄鹤鸣为乾城清剿指挥，杨元玑为泸溪县清剿指挥，朱德轩为保靖县清剿指挥，熊子霖、龙文才为绥靖司令部直属一、二清剿指挥，原八区专员双景吾与九区专员陈士对凋。其他各县军事行政首领各有衔封。经过这番调整，湘西紊乱的军政局面又渐趋统一了。

1949年7月1日，由宋希濂主持在常德又召开了一次收编湘西各路武装的会议，会上，宋希濂当场宣布，将各县的武装都纳入到暂编军和暂编师的编制之下。陈子贤被封为暂一军军长、张玉琳被封二军军长、石玉湘等被封二军副军长，田载龙、周燮卿、罗文杰、曹振亚、陈策勋、师兴周、张剑初、张平、瞿波平等均被任命为各暂编师的师长。坐镇广州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其时也专门来到常德，在收编会上鼓吹说：“南京失陷，武汉不守，共军目的是要打通交通线，占领大城市。湘西偏处西陲，崇山峻岭，地形复杂，既利防守，又可制敌，用空室清野政策对付共产党是最好的策略。当年共军北上长征，经过广西，我们曾采用这个策略，收效不小。”白崇禧的一番话，对湘西各路土匪武装首领的***信心有所鼓动。经过一番对时局的讨论，各部都欣然接受了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的任命。但就在湘西一帮地方武装首领还在醉心升官并整编队伍打算与解放军决一雌雄时，湖南省府主席程潜却审时度势，毅然同陈明仁将军一起在长沙宣布起义。程潜、陈明仁的这一举动，顿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整个西南地区所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此后的路该往何处走，他们都不得不作慎重考虑。

“然而，即使国民党到了覆灭前夕，湘西乃至湖南的一些顽固派首领，仍然不知死活，欲作最后挣扎。新任国民党湖南省府主席的黄杰，还在芷江召开过一次军政联合应变会议，湘西各县的一些头目都到会了。黄杰在会上胡吹说：“蒋总统正同美国商量，决定把东北划为原子弹轰炸区，华东南划为反攻区，华中划为歼灭区。上帝掌握人类命运的时代已被原子武器所代替，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美苏矛盾日益激化，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军在全国仅占了一些点和一些线，毕竟大片乡村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望诸位充满必胜信心。”

“黄杰的一番话在当时确实起了相当迷惑作用，湘西的一些***头目，从此都盼望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盼望着美国的原子弹“轰炸东北”，盼望着“台湾反攻”。殊不知黄杰的这些预言，到后来却被无情的事实证明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见李康学著《大湘西演义》356页。

被虚幻所骗的湘西各路地方土匪武装首领，此后为白崇禧和宋希濂所收编利用，他们中有不少人曾顽强与解放军对抗，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落得了被剿灭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