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军回至洪湖一带后，根据地四周的形势仍是比较紧张。这一点，夏曦自任三军政委以后，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在三军未回苏区前，围绕在洪湖附近的国民党部队仅有7个团的兵力。自三军回到苏区后，加重了敌人的视线，洪湖根据地四周的兵力总计已达24团以上。

再看红三军的实力，现在是3个师的单位，即七、八、九三师，各师实际只有2个团，加上留守的25团，总兵力只有7千余人。此外军部教导团约枪千只，现留在房县。以三军的实力与敌人相比，实在是悬殊很大。为此夏曦想把红军的编制缩为5个团。以便由军委直接指挥。然后让三军主力到襄河北岸发展，伺机攻下占领岳口、天门、使潜、天、沔、汉等各苏区打成一片，凭借这大块苏区向京山、钟祥，应城方向发展。与鄂北，鄂豫皖苏区取得联系。这个行动方案，是他听取了贺龙段德昌同志的提议后才作出的。他的想法，原本是想朝京汉路发展，同鄂豫皖打成一片。他将自已原设想的方案作了修订，为此也得到了军委多数领导的赞同。但是，将部队缩编为5个团，贺龙等人坚持反对。夏曦动用了政治委员的决定权，才勉强将整编方案报告给中央，并期望得到中央的批准。

就在夏曦冥思苦想部队行动方案时，驻沔的敌军突然集中几个团兵力，对潜江县城发起进攻，驻潜江城留守的红军仅有一个团，仓促之下，被敌军猛攻被迫撤出，敌军一举占领了潜江县城。潜江县距洪湖后方不到100公里，此役对洪湖后方造成了极大威胁。夏曦为此准备派人到省委机关征询意见，是否准备搬家转移，随军向鄂豫边靠近。这时省委将省委扩大会的决定以及省苏对九师行动的一个决议也报了上来。夏曦看那决议，只见上面写着：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九师行动结论的决议

一、省委八月三日对九师行动的决议，未决定占领潜江巩固的向外发展，而令其绕道攻沙洋，转入天门（并说如攻不下沙洋，可绕出沙洋之北）以与汉沔苏区联系，造成天门东北一带的赤区。后省委会议和军委会议又决定在能与三军联系时，则须与之取联系，但这是次要的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同志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同志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充三军政委，这一决定的本身是含有冒险轻进的立三主义的残余，有脱离苏区的危险。

二、九师攻下沙洋后，从敌人电报中，得到三军已在南漳活动，有进逼远安之势的消息，九师遂攻荆门，去与三军取联系，后虽会师于刘猴集，经钟祥回师天门，攻岳口、张截港，直抵苏区。但因周转延误时日，延缓了主要任务的执行，这确是九师在当时偏重于执行联系三军的错误，九师负责同志应负责任，尤其是万涛同志。

三、九师攻下沙洋之时，二十五团意外占领潜城，当时石、华敌人积极进攻江南苏区，因为必要巩固潜江和大水不便运兵的关系，所以江南连遭敌人摧残，无法抽调二十五团驰往救援。这一主要错误，固然是省委忽视江南地方武装和对九师行动决议基本错误形成，但九师放松占领天门，当然有相互关系。

四、省委起初未看清九师行动的错误，自已应负主要责任，而把一切错误归于九师负责同志和万涛同志的身上，同时不去考究事实，竟凭空提出许多非事实的批评，这是省委的机关工作方式的表现。当时撤销万涛同志政委职权是不正确的。后省委会议认为万涛同志不应撤职，是调到后方工作。在军事紧张时期，轻易调动军事上主要复责同志，处置也是不郑重的，特别是只顾解决九师错误问题，而忽视了敌人的进攻，影响军事的失利，这在军事上更是大的错误。

五、组织前敌军委，不要政委参加，更是不正确的，这是破坏了红军政委制度，这是儿戏的处理军事。同时决定九师同志的处罚，不当面宣布。这是非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

六、根据以上各点，省委最后决定，万涛同志调回省委工作，另给予警告。德昌、培英同志同样给予警告，并要该三同志对此处罚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接收［受］。

七、整个错误省委应负责任。并书此决议报告中央，请求批准。

夏曦看完决议，将其搁在一旁，未作批示。他暂不想在此问题上再作多的考虑。万涛之事即已处分了，他是不会再重复的。他按自已的想法去办事。眼下紧要的是军事行动问题。他把军事参谋长唐赤英找来。嘱他去后方传达军部关于军事行动的计划，并听取省委的意见，是否搬家。唐赤英即奉命到瞿家湾去。

唐赤英是位对军事具有研究的指挥员。他毕业于黄埔三期：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北伐军中，曾在叶挺部队当过教官。

1929年，他被中央作为军事人员派往红三军工作。红三军打回洪湖之后，因为深知洪湖地区水灾严重，大部队在此地难以解决给养问题，因此在军委讨论三军今后行动问题时，他是很赞成三军到襄北开辟新根据地，并与鄂豫边打成一片的决心的。所以，夏曦派他到省委征求意见，他很乐意去做这一工作。但他却没料到军委讨论的这一方案，会遭到省委常委的一致反对。当他把军委的决定及要省委搬家的建议提出后，万涛一拍桌子就骂道，“娘的，去年邓中夏把红军主力带走，搞逃跑主义，害得我们好苦啊！现在夏曦又要搞逃跑主义，把红军主力带走，让我们再吃立三路线的苦头！难道中央代表都是这样帮倒忙的吗？”

“对，我们不能放弃洪湖根据地，这儿是我们的根，咱们怎能又象去年那样把部队带走，军委这个方案不对！”

“我也反对把部队拉走，搞逃跑主义是不行的！”

参加会议的省委常委个个都表态反对军委的方案。他们中间，大多尝过红军主力走后的苦头，所以都不同意。

“我看咱们应该马上去军部找夏曦，要把这种逃跑主义行为立即制止。”有人这样建议。

于是，省委作出决定，立即由代省委书记杨光华和常委彭之玉同去军部找夏曦反映意见。唐赤英见众人看法一致，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得和杨光华、彭之玉起身回了军部。

当下，杨光华与彭之玉将省委常委的意见很尖锐地给夏曦作了传达，夏曦听说常委个个不同意军委的方案，并认为这是一条逃跑主义的路线，随即解释说，提出这一建议是段德昌同志，他的想法，原本是想朝京汉路发展，向鄂豫皖打成一片的。究竟怎么去向还未最后决定，所以才征求省委意见嘛！”杨光华说：这不对，唐赤英传达的是征求省委意见考虑搬家的问题，而不是红军主力是否去鄂豫边的问题。“那就是唐赤英的错误了，应由唐负责。”夏曦接着又道：“我没有预料省委认为这是一条左倾逃跑主义路线，既然省委坚决反对，我接受批评，放弃这个逃跑主义的决定。”

杨光华与彭之玉见夏曦认了错，就转回省委报告结果。万涛听后又摇头说：“你们又受了夏曦的骗，他这是假认错，实质还是搞逃跑主义啊！我们应该清算他的右倾逃跑主义。”万涛此语一出，杨光华与彭之玉又不吱声了。

又过了几日，为解决红军行动方案问题，中央分局与临时省委同时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上，万涛和夏曦面对面发生了激烈争论。万涛坚持认为夏曦搞逃跑主义路线，应负政治责任。夏曦认为万涛是有意报复攻击，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观点形成了僵持对立，为着解决这些问题，临时省委和中央分局决定派宋盘铭去中央汇报再作公正裁决。

上海外滩，繁忙的黄埔江码头船舰云集。临江的马路上，各色各样的行人磨肩擦踵，川流不息。有的匆匆赶路。有的攸闲散步，有的倚堤远眺。其中一个穿青布长衫，戴博士帽和太阳墨镜的先生一面向前走，一面不时向后望望。在确信周围没有人监视盯梢后力才慢慢踱步来到城隍庙附近的一个小酒馆里，在角落边一个小桌旁坐下，然后要了一杯咖啡，慢慢地喝着。

稍过片刻，又一位穿西装打领带的风度翩翩的男士走进了酒馆。那穿青布长衫的先生即站身呼道：“李先生，你好哇！”

“啊，宋先生，你一个人躲在这喝茶呀？不怕太太骂呀？”

“太太管不着我哩！嘿嘿！”宋先生笑着又道：“怎么样，李先生，喝杯咖啡吧。”

“行，我还有个朋友在外面，我去叫他一块来喝吧！”

“好，你去叫他来吧！”

穿西装的李先生随即走出了酒馆。这位李先生即李克农，其时担任着中央特科负责人，专门负责保护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那位宋先生即宋盘铭，他是奉命专程从洪湖来上海向中央作汇报的。宋盘明是湘鄂西中央分局成员，又在湘鄂西主管团的工作，他也是留苏的中山大学学生，与党中央的王明等人非常熟悉。两天前，他到上海后，通过地下交通和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接上了头，并将汇报内容转告了中共中央。今日李克农和他约定，中央的负责人将在这所酒馆直接与他见面作指示。

约5分钟后，李克农即带着一位瘦高个青年走进来。这位青年穿着中山装，留着平头，脸上有副黑眼镜。宋盘明一眼便认出这负责人是秦邦宪，俄文名字叫博古。

“真没想到是你。”宋盘明很热情地与博古握着手。博古却很平静地坐下。接着笑道：“没想到吧，咱们是老同学哇。”

“真没想到，你不是团中央负责人吗？”宋盘明感到很高兴。

这博古与他同在莫斯科中大毕业，又一起回国参加工作。前不久只知道他任了团中央书记，现在居然又成了党中央的负贡人。这是怎么回事，那中央的负责入王明呢？”

“最近中央已成立了临时政治局，王明同志已到苏联，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博古看出宋盘明很困惑，遂向他将中央领导的变更情况作了解释。

原来，在中央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依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一举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当时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是向忠发，向是工人出身，无多文化，一切实际的权力都操纵在王明手中。这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报经蒋介石批准，将向忠发就地枪决。向忠发死后，王明即成了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王明虽然大权在握，然而在当时恐怖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十分危险，蒋介石曾悬赏500元大洋买他的人头，在上海东躲西藏了一阵之后，王明深深感觉到中国终非久留之地，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捕。不如找一个机会远走高飞，去安全的地方，总比在上海整天提心吊胆好受。正巧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瞿秋白被赶下台，代表团团长的工作一直没人担任，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王明在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开始对国内的工作进行安排。鉴于周恩来也将前往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商议结果确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6入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这6人中除卢福坦、陈云外，其他4人都不是中央委员或侯补中央委员。并确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组成常委，由博古总负责，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这是经过王明精心考虑的，他安排的这个班子中，不仅多数人是从苏联学习回国，同时又能够听从他的指挥。特别是博古当时资历正比较浅，斗争经验不很丰富，年纪又轻，对共产国际忠心耿耿，这非常利于他的遥控。他让博古负责，而不让他担任总书记，用意是他一旦有必要从苏联回国，仍可以名正言顺地担任总书记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