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10月18日，王明秘密乘坐日本船去莫斯科，博古即开始在中共中央负起了总责。博古当时仅24岁。他是江苏无锡人，其家族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之后。博古的父亲秦肇煌，字雨农，曾任过县知事，县捐统局局长等职，秦家世居无锡县中耆英里（即今中市桥巷23号）。1907年6月24日，秦邦宪在浙江杭州降生，9岁后其父逝世。少年的秦邦宪沉默寡言，喜欢思考。他读书特别喜欢国文和算术，1921年，秦邦宪高中毕业，考取了苏州省重点第二工业专科学校的预科，在这所学校里，他有机会了《新青年》、《创造周报》、《向导》、《学灯》、《觉悟》等进步报刊。由于新思想新潮流的冲击，使这个青年人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二工”上学期间，秦邦宪认识了上海大学学生安剑平学等进步青年，并参加了安剑平创办的进步组织“孤星社”。在学校多次参加反帝学潮活动。写过许多文章，是学校有名的“激进分子”。“二工”毕业后，1925年9月，秦邦宪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这里听取了瞿秋白、恽代英、李达等名教授的讲课。10月，秦邦宪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又一个好机会来了，因为中共中央要选举一批重要成员去苏联莫斯科中大学习，秦邦宪被批准赴苏。这年冬天，他即乘苏联的货般告别了长江口岸向海参崴驶去，经过10多天的奔波，顺利地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这所学校，秦邦宪结识了许多知名人士。如王明、张闻天、王稼祥、蒋治国等等。按照学校的规定，每一个入学的留学生都要取一个俄文的名字，秦邦宪取名boryhob，译成中文就是“博古”，以后，他便以“博古”作化名。

1927年11月7日，正是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莫斯科举行盛大庆祝活动。莫斯科中大的学生在红场也参加了游行庆祝，当走过红场列宁墓时，留学生队伍中竟有人高喊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使站在检阅台上的斯大林恼怒万分，事后，斯大林指示对中山大学部分留学生在游行中的行动进行彻底调查。高喊拥护托落茨基口号的学生安福、陆渊等10多人被遣送回国。秦邦宪在这次以学校支部局为核心的反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并被选为支部委员。这个支部的委员还有王明、夏曦、张闻天、沈泽民、王云程等人。秦邦宪与王明意见相投，因为他本来就很佩服王明的才华，同意王明的一些观点。后来，秦邦宪又紧跟王明，在处理“江浙同乡会”案中表现积极，所以深得王明的赏识。

1929年底，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中山大学也成立了清查委员会。在这次清查中，凡被定为“托派分子”的都要遣送回国或遭到逮捕。凡是反对支部局的则都是“托派嫌疑”，除少数人外，都受到党籍、团籍和学籍的处分。有的被开除党籍、团籍，有人受严重警告处分，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像孙冶方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左权也以“行动不检”给予党内劝告处分，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送到工厂劳动，陆定一的爱人唐贞义被开除团籍，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苏联党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开了很坏的先例。在这次清查中，瞿秋白也被撤销了中共驻国际代表的职务。秦邦宪因为紧跟王明，一直坚信共产国际，因而在苏联历次运动中都很顺利过了关。

1930年5月，博古回到国内，先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同时参加工人报纸《劳动报》的编辑工作。不久，他与王明一起，参加了反对立三左倾路线的斗争，这次斗争开始受到打击，被李立三给了党内警告的处分。1930年12月底。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中国，在米夫的直接带领下，王明被扶持上台，博古遂被重用。主持团中央局工作。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长。一年后，王明迫于国内危险处境，去苏联任了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国内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便这样幸运地当上了中共最高领导。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世间许多伟大人物的诞生，往往都是历史的际遇偶合而成。

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人，情形就是如此。在担任中共最高的领导职务后，博古并没有觉得什么畏难之处。相反，初生牛犊不畏虎，因其年轻，他对自已充满了自信。他认为自已当过团的领导，而且干得不错，既然能领导好青年团，当好党的领导也是能行的。况且，他留学过苏俄，读过大量马列原籍，理论基础扎实，更重要的是相信共产国际。还有王明在背后的支持。他视共产国际的指示为神明，一切都照搬苏联的革命方式。共产国际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当时，王明在临行前就定好了政治路线。王明写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涉及到中国革命的各个基本问题，如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革命的对象、动力、革命道路、革命转变等，也涉及到民主革命阶段革命政权所实行的各项政策，如土地政策、劳动政策、工商政策，肃反政策等等。在阐述这些基本问题和重要政策时。王明都表明了自已的“左”倾错误观点，他夸大中国社会资本主义成分，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分，把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为打倒对像，说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否认有中间阶级、第三营垒，坚持“城市中心论”；急于实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他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强调实行“进攻路线”，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各项重要政策。这样一来，王明的小册子，实际上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这本小册子是教条主义的“典型”著作。王明自已也承认是抄的共产国际的决议。所以在小册子中坚持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左”的观点，也批评了李立三超过共产国际“左”的观点的更“左”观点和盲动冒险错误。更多的是批评李立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他是在“左”倾词句下掩盖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打着“百分之百”地执行国际路线的旗帜，为把他在小册子中阐述的主张和政策变成全党的实际行动而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即以反“右”为纲部署工作和“有系统”地改造党。以反右为纲部署工作，就是把王明的小册子变成中央文件。四中全会以后，以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对革命力量的增长和反革命力量的没落，都作了过分的估计。文件说“最近红军的苏维埃运动发展一日千里”，“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维埃区域的首先胜利的前途，已经是最近将来必须实现的事实”，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则已是目暮途穷”，它正在进行“最后挣扎。”

由于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就要求各条战线“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要求千百万劳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冲上前去，反对敌人的总进攻！”当时，实行所谓进攻路线，遭到了一些主张从实际出发开展斗争的人的反对抵制，而这些反对和抵制，统统被王明“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中央称做“左倾”加以反对。当时的中央，把开展“反右”斗争作为推行“左倾”错误的一种主要手段，在苏区，它把不执行“左”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劳动政策、肃反政策都说成是“缺乏明确阶级路线，”都是“右倾”。当时的中央文件还否认有中间阶级。这些文件把除共产党之外的各种政治力量派别，统统称为南京政府的“走卒”。并把改组派、第三党、“黄色领袖”等都说成是“直接帮助敌人进攻与围剿红军”，“是对于革命最大的危险。”有的文件把改组派、人权派、第三党、取消派等，无区别地说成是“反动派别。”这样，就堵塞了争取，团结中间阶级的大门。为了开展“反右倾斗争，中央文件指出：“右倾在中国革命这阶级上，是最危险的倾向。对右倾必须做最残酷的斗争”。必须“在党报上、党的一切会议上一刻不可忘记的反对。”那怕是极微小的和刚萌芽的倾向，都要给以残酷无情的斗争”，不仅要“反右倾”，还要和“反对右倾调和”作无情的斗争。对“反右倾”执行得迟缓或松懈的，便是对执行国际路线不坚决，上级党组及党员间应执行自我批评的检举。”有的文件还把“反右倾”与反托阵取消派、反罗章龙派、甚至与肃反联系起来，这就把党内问题和党外问题，甚至和敌我问题联系了起来。

为了使中央文件变成全党的实际行动，王明就想系统地改造党，用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或保证以“反右倾”为总纲领的“左倾政策路线”实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实行顺我则提拔、重用，逆我者打击、斗争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用“青年干部”新生力量来“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同时又实行“饮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用“中央代表巡视员就地指导，监督地方党组织执行“进攻路线。”当时中央先后派夏曦去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派任弼时、王稼祥、颐作霖为中央代表团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派张国焘、陈昌浩等到鄂豫皖苏区，派曾洪易到赣东北等等。中央给派往各地的中央代表以极大的权力。“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可以有权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中央在派出代表的同时，还赋于了代表机构和代表到各苏区的任务：“必须立即改正”各地在政策上“所犯的错误。”所谓“改正”各地所犯的错误；实质上就是执行“左倾政策”。

王明在确定好整个左的方针政策之后，自已为避开危险而去了莫斯科。现在，博古按照王明的安排做了临时政治局的最高负责人，他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为贯彻王明即定好的路线，每日只管不遗余力地工作着，他密切地关注着全国各苏区的革命发展形势，每天都要听取各地的来人来电汇报。同时给各地不断发文去信去电，给予具体的指示。前两日，当他听取宋盘铭介绍了有关的湘鄂西的情况汇报后，即要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几个同志碰头研究了一下，由他负责给湘鄂西的问题作具体答复。

现在，博古便明确告诉宋盘铭道：“盘铭同志，你们的情况政治局已经研究。中央认为夏曦同志贯彻的是共产国际路线，总的方面没有错，你们应该维护他的领导。当然，湘鄂西地方领导对于他的批评，中央也赞赏同志式的批评没有错。”

“我们请示的那几件事，中央怎么决定？”宋盘铭关切地问“中央认为省委要求夏曦回中央分局是正确的，夏应立即回中央分局。三军政委一职，中央正在物色适当的同志来担任。另外，三军的建制问题，中央认为不宜撤销师的编制，应恢复原有七、八、九师的番号。

“好，我们就是要中央这样明确表态。”宋盘铭又道：“那万涛同志的报告你们看了么？”

“看了。”博古又道：“万涛同志和关于九师行动的问题的结论，中央同意省委的结论。万涛调回省委工作是适宜的。”

“我们现在的行动方案，中央有何指示？向豫鄂边发展是不是合适？”

“向鄂豫边还是向鄂豫皖，可以再研究制定，说向鄂豫皖就是走的逃跑主义也不妥，当然洪湖根据地不能抛弃丢失，这一点一定要坚持。”

博古说罢，将手有力地一挥，仿佛表示了中央对洪湖根据地的极大关注。

俩人商谈了一阵，宋盘铭就将博古转达的中央指示信往内衣藏好。然后相互送别。宋盘铭独自到码头边，搭上一只前往沙市的客轮，又连夜往洪湖赶去。

过了几日，宋盘铭顺利回到监利，从监利又辗转回到了瞿家湾。当他将中央指示信和博古同志的看法转达给省委几位同志后，万涛仍表示有意见。他认为宋盘铭是中央分局成员，没有把他的意见完整地反映到中央去。中央也就不了解实情，所以对夏曦有些袒护。他要求再派“中间人去”，中央分局与省委集体商议后，遂又派了省苏维埃秘书长蔚士钧去中央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