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清早，我们又乘车出发，沿途翻山越岭，在光秃秃的山坳间不断转来转去。那公路是旱泥路，沙子不多，车跑起来很慢。不多时天又下了雨，路上显得坑洼光滑。到达一个山垭时，气温骤然陡降，指头大的冰雹忽然噼哩啪啦地砸了下来。此时路面更加难行。车从山垭开下坡时，我们都不禁提心吊胆。客车司机小心翼翼踩着刹车，掌着方面盘。过了约20多分钟，冰雹停了，车也开下了山，大家才长长舒了口气。

下午4点左右，我们终于到达岷县县城。下车后，大家赶紧找到县委宣传部，与宣传干事张涛和办公室的干事李新本聊了一会。两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岷县的基本情况，并送了我们一些资料。接着，在两人指点下，我们到岷县招待所登记住宿一晚。当日大家自掏腰包吃了一顿晚餐，夜里我们没有上街，岷县街上很脏乱，就象一个大基建工地，其时这个县城到处都在修路修房。晚上无事，我们细读当地资料，才得知岷县地处陇南山地，全县有40多万人口，3500多平方公里面积，全境海拔2200米至3700米，该县山大沟深，高寒阴湿，土地贫瘠，灾害频繁。

但是县内矿产资源丰富，有各种金属非金属矿28种。当地的药材也很多，“当归”闻名全国，年产500多万公斤。此外还盛产蚕豆、马铃薯、油料等农副产品，畜牧业也比较发达。

岷县历史上曾一度是国民党陆军新编14师鲁大昌的老巢。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后，在岷县曾与鲁大昌师发生过激战。红军对敌军据守的二郎山和岷县城进攻过6昼夜，先后歼敌1500余人，但由于缺少攻坚武器，最后还是撤除战斗，离开了岷山。

二十九、哈达铺记

7月11日，我们清早乘车去哈达铺。从岷县到哈达铺路程不远，只有几十公里，哈达铺属于宕昌县的一个乡镇。当我们到达其地时，只见当地小麦刚吐穗，洋芋、蚕豆一片青绿。举目四顾，位于一片大平坝的哈达铺镇，充满了一片绿色的盎然生机。

据史料记载，六十年前，红二方面军到哈达铺的日子是9月1日，那时小麦正是收割的时侯，饱经了草原饥饿折磨的红军，走到这里仿佛才重新回到人间。漫长的草地行军才正式宣告结束。而我们采访也将在此进入最后一站。

眼下的哈达铺镇看起来也较繁荣，小镇有1000余户人家，4000多人口。镇上有两条长达500余米的街道，其中一条是宕昌通往陇西的柏油干线公路。另一条是解放前的老街道，两旁的住房多为土墙木房。当年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指挥部即到了哈达铺驻扎。一年后，红二方面军也到了该镇驻扎。目前，几处革命遗址都完好地保存着。

由镇党委副书记刘铺引导，我们分别到几处革命遗址作了参观。在“义和昌”药铺，我们见到了当年毛泽东、张闻天居住的地方。此处房前原有7间铺面，把后院遮挡得十分隐蔽。在中间铺面内的柜台货架后，开有一个通向后院的小门。后院中间有三间平房。左边的一间当时住着张闻天，右边的一间就住着毛泽东。后院的左角还有一个后门，出后门是通向后山的小巷道，情况紧急时可向山后撤走。在义和昌药铺的对面，曾是一个邮政所。当年，毛泽东到哈达铺后，就是从该所的一张国民党《晋阳日报》上，获悉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还在坚持斗争的消息，遂决定率领中央红军向陕北苏区进发，与陕北红军会师。在哈达铺驻扎后的第二天下午，在该镇的关帝庙内，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不仅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绕开矛盾。究竟哪个正确？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苦，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毛泽东在宣布将中央红军统一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陕甘支队）”的决定后又说：“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8000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一点，作战灵活性大，至少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军下井岗山时的人数还多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毛泽东最后说：“经过两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够以自己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达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

毛泽东宏亮有力的讲话，坚定了红军指战员的胜利信心和斗争勇气。

9月23日，党中央率领的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东经理川、阊中，精神抖擞地踏上了奔赴抗日征程的最后里程。

过了一年之后的又一个9月，由贺龙、任弼时指挥的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二军等部队，又相继到达哈达铺。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设在小镇的张家大院。该院为四合院，有上下两层房子。红二方面军在此镇共住了56天。此期间，红二方面军指挥部根据党中央“东出陕甘交界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一带”的指示，曾制定了“成徽两康战役”的重要命令。同时，红军在宕昌境内还建立了35个区乡苏维埃政权，并组织了地方游击队，发动当地群众联合打土豪劣绅，为革命播下了火种，当地群众积极筹措粮草物资，帮助护理红军伤病员，保证红军生活、作战和休整，为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张家大院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纪念旧址，我们在展览的图片中，还看到了张有才、朱进禄、梁发荣、赵海家等一批革命烈士的照片。这些烈士生前由于参加苏维埃帮助红军闹革命，在红军走后均惨遭敌人杀戮，他们的英名，在当地人们的心中，也获得了很深的敬仰。

看完纪念遗址，我们在该镇一家餐馆吃了顿便餐。席间，我们又了解到，哈达铺镇的个体经济比较发达，该镇有各类个体户2000余人，仅商店就有800多家，餐馆20余家。

“你们这里的集市热不热闹？”我又问镇党委副书记。

“集市很热闹。”刘副书记介绍说；“我们每年3月17日至19日和7月18日至21日都要搞两次物资交流大会，那时侯最热闹，来的人有二、三万人。那几天我们还请陇南剧团的演员来演唱秦腔，每户还收2元钱看戏哩！”

“这么说，过几天就是7月17日，你们又要准备交流会了吗？”

“是呀，你们要不走，等到那几天保证能看个闹热，欣赏到正宗的秦腔演唱！”

“可惜还要等几天，不然我们就能一饱眼福了！”

大家如此聊过一阵，就与刘副书记作了告辞，然后乘了一辆过路客班车直向陇西县火车站赶去。

三十、在回归的列车上

“哐当哐当……”

火车喘着粗气有节奏地向前行驶。乘客不算多的某列快车9号车厢里，有刚刚上车的三男一女坐在两排硬座上，显露着疲惫不堪的神态。其中戴眼镜穿棕红衬衣额上留有一个伤口者是牦牛；一只手臂包着纱布，头上戴着红旅游帽子，身上挎着一部尼康牌相机者是骆驼；束着秀发，穿一件连衣裙，小腿上有红肿伤痕者是格桑梅朵；身着白短袖衬衣下着黑长裤，腿有些瘸者是鄙人老马。我们四人在哈达铺结束采访的10个小时后，终于乘上了去南下回家的列车。

“喂，咱们明天到家就是整整30天一个月了！”骆驼说：“我们应该好好总结总结。”

“对，我看我们这次采访硬是九死一生！”牦牛语出惊人地说：“你们看怎样？有没有九死？”

“怎么叫九死，你说说看？”格桑梅朵来了兴趣。

牦牛随即道：“咱们刚出门，坐船走三峡，那几日坐在船顶舱上，被太阳一晒，差点会热死，是不是？到了雪山高原，衣服穿得薄，一个个差点会冷死，是不是？这就有了两死。”

“照你这么说，那么多罗！”格桑梅朵笑着说：“从大雪山过来，那天去乡城的路上，出了车祸，差点被撞死，这是一死。在大渡河翻了车，大家差点被‘水葬’，这又是一死。”

“对，对！”骆驼又道：“在炉霍县车站，那个女售票员恶劣的服务态度，害得我们没搞清马尔康的车，差点把人会气死！在康定被泥石流堵车出不了城，差点把人急死！”

“还只有六死呀！”我说。

“在世界高城理塘，缺氧呼吸不顺，差点会憋死！”牦牛再补充道：“我们沿路坐车、住宿，成天闻着那膻味，差点会薰死！有几次晚上住旅店，身上被虫子咬得会痒死！”

“嘿呀，这不有了九死了吗？那一生呢？”格桑梅朵又问。

“一生吗？”牦牛说：“我们现在上了火车向家乡开去，岂不视为再生？”

“妙，妙极了！就是这九死一生！”骆驼和格桑梅朵都说不错。

我亦觉得，这“九死一生”虽然是充满了玩笑和滑稽的话，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此次远征采访的艰辛历程。只是，不管我们再怎么受苦难，比较起当年红军靠两腿徒步穿越2000多公里的雪山草地，又历经敌人堵截袭击和饥寒交迫的恶劣环境来，我们所谓的苦难就实在算不了什么哩！

当然，此次采访活动结束后，我们大家都感到很有收获。这收获就是亲身体验了红军过雪山草地的艰难，重新认识了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意义，更增强了在生活中不断战胜各种困难的勇气。在漫长的人生途中，相信只要努力学习红军克服千难万险的长征精神，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无往而不胜！

话说湘西土匪

李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