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湘西土匪的起源(1)

作者:李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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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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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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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580字

蚩尤时的“南蛮”和乾嘉时的“苗匪”


湘西土匪的起源到底出自于何时?以往研究此问题的学者,曾有四种说法比较流行。第—种说法是,湘西匪患起源于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因那时伏波将军马援曾率兵征剿过武溪蛮。第二种说法是,湘西匪患起源于元末明初,因那时湘西有土司主覃垕起义,遭官府镇压。第三种说法是湘西匪患起源于明末清初,因那时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流落到湘西作乱等等。第四种说法是,湘西匪患的起源历史,应当在清朝末年,其标志是这时期在湘西民间出现了拦路抢劫财物的“棒棒客”,又称“棒棒脑壳”。笔者比较赞成最后一种说法,即湘西土匪起源的准确时间应当定在清末,但同时也认为,前几种说法亦各有一定道理,毕竟历史上有记载,官府镇压湘西土民的起义,与湘西土匪的起源应该也有某种内在联系,只是那时土匪的称呼被官方唤作“蛮”、“贼”而已。当然,官方所称的“蛮”与“贼”,又主要是对起义反抗的少数民族的诬称,真正打家劫舍的“蛮”与“贼”或只有极少数个案出现,所以,这其中的鱼龙混杂与不符实际之处应当加以甄别区分。


如前一章所述,湘西居住的土民,主要有苗族和土家族两大少数民族。苗族祖先的部落首领是古代的蚩尤。《史记》中记载,黄帝杀了蚩尤后,其部落分化为三苗,这三苗又被赶往四处地方。即北狄,西戎,南蛮和东夷。其中,南蛮的首领叫驩兜,他的部众被流放到了崇山,这崇山据考就在湘西大庸县境内,所以,湘西的苗族既是官方所称的“南蛮”。历代统治者对于“南蛮”都充满着歧视和偏见,并像对待贼民一样进行着防范。典型的是从明朝宣德(1426)年间开始,朝廷派总兵官都督肖授修了“24堡”“13哨”封锁苗区。后来,到明万历42年(1567)左右,就正式筑成了长达三百余里的边墙,其起点在凤凰与铜仁交界的亭子关,经五寨司、竿子坪司、乾州至镇溪千户所。清朝嘉庆年间,在凤凰厅同知傅鼐的主持下,此边墙又进一步做过整修补建。后又经100多年演变,这边墙就荒毁成了废墟,直到2000年,经考古界发现后,才被学者确认并取名为中国南长城。而当年,这道南长城边墙的用途是防范苗民,当时的官方甚至还规定,边墙内的苗民不准越界与汉人往来,也不准与汉民通婚。同时,官方还从粮租、赋税等多方面对苗族人民进行剥削压榨,苗族人民不堪重负,于是反抗起义就一次次不断爆发。苗族谚语云:“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指的就是苗民的反抗起义。


在明清两朝所发生的苗民起义活动中,比较闻名的苗民起义有三次,一是明宣德年间的吴不尔起义,二是明嘉靖28年(1550)的龙许保起义,三是清乾嘉(1795—1797)年的石三保、石柳邓、吴八月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这三次起义又以乾嘉起义的规模和影响最大。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这时开始把参加乾嘉起义的苗民领袖称作为匪,比如《清史·高宗纪事五》中,就有“贵州松桃厅苗匪石柳邓,湖南永绥苗匪石三保等作乱”的记载。那么,这一次的起义到底是为何爆发的?追溯起来,事情其实非常简单。早在离起义八年前,即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在黔楚两省交界的腊尔山区,有几位苗汉拦路抢劫了两个牛贩子的耕牛,其中一个被用绳子捆了,另一位牛贩子被勒令回去取钱赎牛和人。几位劫牛汉子接着赶着牛进了附近的苟补寨子。那放走的牛贩子回去后,立即到栗林汛向巡检李芝萼报了案。李芝萼遂带着那牛贩子,连夜赶到了凤凰镇筸镇,又向辰永沅靖道台王家宾和总兵尹德禧报了案,两位官员听了栗林巡检李芝萼和牛贩子的报案后,觉得事态严重,立刻在兵营进行了一番会商。随即决定派兵到苟补寨去查案。第二天,一百多名官兵赶到事发地,在苟补寨搜查出了耕牛,同时将被绑架的另一牛贩子也解救了出来。事情到此为止,本来也可结案了。但官军不肯罢休,要求苗民交出几个劫牛犯,而那几位劫牛犯此时却早跑了。官军没抓到劫牛犯,就威逼拷打其他无辜寨民,这一来就激怒了全寨人,苗民随即拿着刀枪与官军形成了对抗。官军怕吃亏,于是撤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总兵尹德禧听罢汇报不甘心,又亲自统带着八百名备战兵,浩浩荡荡向苗区开去。队伍到达栗林汛住了一晚。次日晨,大队清兵分为三路包围了苟补寨,接着一阵疯狂屠杀,持刀枪抵抗的几十名苗民青壮年汉子当即被射杀,其余一百多人被抓获关押,湖南巡抚浦霖赶到苗区亲自审案,结果,被关押的苗民又被斩决了数十人,“寨长傅有德等被判坐狱服刑。同时以缘坐罪将寨中数十名男女解部送给功臣之家为奴;以“谋叛未行”罪,将另外数十名苗民夫妇,遣送到新疆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而苟补寨所有的“逆苗”房屋,全都一把火焚毁,田产则全部没收入了官。”见2008年民族出版社李康学著《烽火南长城》一书20页。苟补寨的劫牛案子,就这样以全寨人遭株连而结束。


此次血腥镇压给后来苗区的苗民大起义算是点燃了导火索。不久,附近的苗民首领石柳邓、石三保、吴拢登等人就在鸭堡寨聚会,决心等待时机报仇。过了八年之后,湘黔苗区似乎已风平浪静。这时候,一场百年罕见的旱灾降临了。几位首领决定乘机起事。乾隆六十年正月初十,石三保、石柳邓、吴八月、吴天半、吴拢登等数十位苗寨寨长齐聚黄瓜寨,正式商议了起义方案,并决定拥石三保为苗王。会议之后,只过6日,松桃的石柳邓就率先在大寨营起义。接着,石三保率部攻占了雅酉汛,等增援的官军到来之后,上万众苗集聚,又一举歼灭了1500余名清军,这一下震动了朝廷。乾隆遂派福康安为总督,先后调动七省十余万军队到湘黔苗区进剿,起义苗民浴血抵抗三年,最后终在嘉庆二年被清军镇压剿灭。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天半、吴廷义等苗民领袖都先后战死或被俘处决。


乾嘉苗民起义虽以苗民造反失败而告终,但繁荣鼎盛的清王朝亦从此开始走了下坡路。因为这场战争耗资巨大,清王朝的国库也亏空了许多。尔后,清朝国内的变乱就一直不断,外寇也相继入侵,千孔百疮的清王朝,运行到1911年,终被辛亥革命所推翻。


纵观整个乾嘉苗民起义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引发这场起义的苟补寨劫牛案子,起因并不复杂,如果处置得当,是绝不会闹起那么大风波的。而被官府称为苗匪的苗民首领,其实都是各寨的寨长,是苗民中的精英,苗民视他们为英雄。再从这些苗民头领的个人品行来看,他们一般都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体恤民众,也根本不是什么土匪。其中就算有过土匪行径的人,其实也就是那劫牛的几个人而已。而官方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起义的苗民都视作土匪看待,当然就更是一种诬称了。所以,乾嘉时的“苗匪”,只是官方的说法,那个时候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土匪?可以说,那个时代也许有了,但那时出现的土匪,像拦路抢劫耕牛的罪犯,也只是极少数的人而已。


东汉时的“五溪蛮”和明初时的“贼寇”


历史上,湘西居住的土民,除了苗族在蚩尤时代被诬为“南蛮”,乾嘉时代又被诬为“苗匪”外,土家族在东汉时则同样被诬称为“五溪蛮”,在明清时则被诬称为“蛮贼”或“草寇”。


先说说东汉时土家族被诬称为“五溪蛮”是怎么回事。东汉光武时期,史载其时社会是“光武中兴”,但实际上已“猥增贡赋”、“徭役失平”,湘西土家族人民的生活尤其艰苦。娄中精夫(土家语:首领)的相单程便在充县(今桑植)揭竿而起。《后汉书》载:“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见《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并三破朝廷派来的征剿大军。


第一次破围剿的经过是,建武二十三年,光武大帝刘秀派武威将军刘尚为统兵首领,率南郡、长沙、武陵三郡人马,乘船溯沅水,入武溪而进湘西。当时,刘尚兵多将广,但他轻敌入险,未料这湘西地处偏僻,武陵山深水疾,舟船皆不得上,粮食的补给运输成了大问题。而相单程则汇聚粮草,据险要之处坚守。刘尚因不熟悉大山里的道路,领军深入后,粮食补给运输又跟不上,等到粮食耗尽,便不得不沿来路又撤退。相单程这时才下令边追边打,最后刘尚大败,全军覆灭。


第二次破围剿的经过是,建武二十四年,相单程率部向东攻下了湖南的北大门户临沅(今常德市)。刘秀特派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领兵万余而攻之,但同样被相单程打得连连败退,又一次几乎全军覆灭。


第三次破围剿的经过是,建武二十四年,光武帝派时年六十二岁高龄的老将马援当主帅,同时以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做中郎将,共率十二郡招募到的将士及服刑之人四万余人,浩浩荡荡征发武溪。大军来到临乡,刚好与攻打临乡县城的相单程相遇,迎头一击,相单程部损失了两千多人。此后,相单程率部撤退至武溪,决心“乘高守隘”。农历三月,马援进军壶头。时值暑热渐盛之时,马援大军至此,士兵有许多都得了疫病而死,马援也病倒军中,凭借一个山洞来避炎气。大军不能再前进一步,相单程部则士气正旺,还常“开险鼓噪”,令马部军心动摇。不久,马援便病死于沅陵的二酉山下,所率大军遂无功而返。


朝廷三次发兵征剿,都被相单程部所打破。朝廷最后只得采取安抚策略,“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继相单程之后,东汉的百余年间,又先后有过多次五陵蛮(或称溇中蛮、澧中蛮)的反叛。其中记载了反叛首领名姓的,主要有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建初三年冬,溇中蛮覃儿健;和帝永元四年冬,溇中、澧中蛮潭戎;桓帝元嘉元年,武陵蛮詹山等。此外,还有一些武陵蛮的反叛,规模也很大,但史载没有写其首领名称,因而难以考证。凡有名有姓的武陵蛮首领,其实都是土家族的头人,他们领导的起义,主要是针对官方的压迫剥削,特别是“猥增贡赋”、“徭役失平”,朝廷对待他们的反叛,往往都是采用两手策略,一是派兵征剿,暴力镇压;二是招安分封,让其自治。这样,起义的首领或被杀,或被降,最后都坚持不到几年,反叛就被平息了。


东汉以后,生活在湘西的土著与历朝官府的矛盾仍然不断,但由于朝廷经常实行怀柔的羁縻政策,其冲突就少多了。而土著的权利一旦受到地方官府的侵害,双方的矛盾冲突就又会升级。如唐朝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溪州的土著彭仕愁,因边界问题与马氏楚国不断发生冲突,最后在后晋天福四年(935年),终于爆发了有名的“溪州之战。”此战持续了一年多,楚军廖匡齐等战将被打死,彭军也受到重创。双方最后都同意讲和,并缔结盟约,还铸造了一根高达一丈二尺,重达二千五百公斤的铜柱立于会溪,上刻有两千多字的铭文,这既是至今仍在永顺王村保存完好的“溪州桐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