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时的“南蛮”和乾嘉时的“苗匪”

湘西土匪的起源到底出自于何时？以往研究此问题的学者，曾有四种说法比较流行。第—种说法是，湘西匪患起源于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因那时伏波将军马援曾率兵征剿过武溪蛮。第二种说法是，湘西匪患起源于元末明初，因那时湘西有土司主覃垕起义，遭官府镇压。第三种说法是湘西匪患起源于明末清初，因那时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流落到湘西作乱等等。第四种说法是，湘西匪患的起源历史，应当在清朝末年，其标志是这时期在湘西民间出现了拦路抢劫财物的“棒棒客”，又称“棒棒脑壳”。笔者比较赞成最后一种说法，即湘西土匪起源的准确时间应当定在清末，但同时也认为，前几种说法亦各有一定道理，毕竟历史上有记载，官府镇压湘西土民的起义，与湘西土匪的起源应该也有某种内在联系，只是那时土匪的称呼被官方唤作“蛮”、“贼”而已。当然，官方所称的“蛮”与“贼”，又主要是对起义反抗的少数民族的诬称，真正打家劫舍的“蛮”与“贼”或只有极少数个案出现，所以，这其中的鱼龙混杂与不符实际之处应当加以甄别区分。

如前一章所述，湘西居住的土民，主要有苗族和土家族两大少数民族。苗族祖先的部落首领是古代的蚩尤。《史记》中记载，黄帝杀了蚩尤后，其部落分化为三苗，这三苗又被赶往四处地方。即北狄，西戎，南蛮和东夷。其中，南蛮的首领叫驩兜，他的部众被流放到了崇山，这崇山据考就在湘西大庸县境内，所以，湘西的苗族既是官方所称的“南蛮”。历代统治者对于“南蛮”都充满着歧视和偏见，并像对待贼民一样进行着防范。典型的是从明朝宣德（1426）年间开始，朝廷派总兵官都督肖授修了“24堡”“13哨”封锁苗区。后来，到明万历42年（1567）左右，就正式筑成了长达三百余里的边墙，其起点在凤凰与铜仁交界的亭子关，经五寨司、竿子坪司、乾州至镇溪千户所。清朝嘉庆年间，在凤凰厅同知傅鼐的主持下，此边墙又进一步做过整修补建。后又经100多年演变，这边墙就荒毁成了废墟，直到2000年，经考古界发现后，才被学者确认并取名为中国南长城。而当年，这道南长城边墙的用途是防范苗民，当时的官方甚至还规定，边墙内的苗民不准越界与汉人往来，也不准与汉民通婚。同时，官方还从粮租、赋税等多方面对苗族人民进行剥削压榨，苗族人民不堪重负，于是反抗起义就一次次不断爆发。苗族谚语云：“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指的就是苗民的反抗起义。

在明清两朝所发生的苗民起义活动中，比较闻名的苗民起义有三次，一是明宣德年间的吴不尔起义，二是明嘉靖28年（1550）的龙许保起义，三是清乾嘉（1795—1797）年的石三保、石柳邓、吴八月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这三次起义又以乾嘉起义的规模和影响最大。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这时开始把参加乾嘉起义的苗民领袖称作为匪，比如《清史·高宗纪事五》中，就有“贵州松桃厅苗匪石柳邓，湖南永绥苗匪石三保等作乱”的记载。那么，这一次的起义到底是为何爆发的？追溯起来，事情其实非常简单。早在离起义八年前，即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在黔楚两省交界的腊尔山区，有几位苗汉拦路抢劫了两个牛贩子的耕牛，其中一个被用绳子捆了，另一位牛贩子被勒令回去取钱赎牛和人。几位劫牛汉子接着赶着牛进了附近的苟补寨子。那放走的牛贩子回去后，立即到栗林汛向巡检李芝萼报了案。李芝萼遂带着那牛贩子，连夜赶到了凤凰镇筸镇，又向辰永沅靖道台王家宾和总兵尹德禧报了案，两位官员听了栗林巡检李芝萼和牛贩子的报案后，觉得事态严重，立刻在兵营进行了一番会商。随即决定派兵到苟补寨去查案。第二天，一百多名官兵赶到事发地，在苟补寨搜查出了耕牛，同时将被绑架的另一牛贩子也解救了出来。事情到此为止，本来也可结案了。但官军不肯罢休，要求苗民交出几个劫牛犯，而那几位劫牛犯此时却早跑了。官军没抓到劫牛犯，就威逼拷打其他无辜寨民，这一来就激怒了全寨人，苗民随即拿着刀枪与官军形成了对抗。官军怕吃亏，于是撤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总兵尹德禧听罢汇报不甘心，又亲自统带着八百名备战兵，浩浩荡荡向苗区开去。队伍到达栗林汛住了一晚。次日晨，大队清兵分为三路包围了苟补寨，接着一阵疯狂屠杀，持刀枪抵抗的几十名苗民青壮年汉子当即被射杀，其余一百多人被抓获关押，湖南巡抚浦霖赶到苗区亲自审案，结果，被关押的苗民又被斩决了数十人，“寨长傅有德等被判坐狱服刑。同时以缘坐罪将寨中数十名男女解部送给功臣之家为奴；以“谋叛未行”罪，将另外数十名苗民夫妇，遣送到新疆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而苟补寨所有的“逆苗”房屋，全都一把火焚毁，田产则全部没收入了官。”见2008年民族出版社李康学著《烽火南长城》一书20页。苟补寨的劫牛案子，就这样以全寨人遭株连而结束。

此次血腥镇压给后来苗区的苗民大起义算是点燃了导火索。不久，附近的苗民首领石柳邓、石三保、吴拢登等人就在鸭堡寨聚会，决心等待时机报仇。过了八年之后，湘黔苗区似乎已风平浪静。这时候，一场百年罕见的旱灾降临了。几位首领决定乘机起事。乾隆六十年正月初十，石三保、石柳邓、吴八月、吴天半、吴拢登等数十位苗寨寨长齐聚黄瓜寨，正式商议了起义方案，并决定拥石三保为苗王。会议之后，只过6日，松桃的石柳邓就率先在大寨营起义。接着，石三保率部攻占了雅酉汛，等增援的官军到来之后，上万众苗集聚，又一举歼灭了1500余名清军，这一下震动了朝廷。乾隆遂派福康安为总督，先后调动七省十余万军队到湘黔苗区进剿，起义苗民浴血抵抗三年，最后终在嘉庆二年被清军镇压剿灭。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天半、吴廷义等苗民领袖都先后战死或被俘处决。

乾嘉苗民起义虽以苗民造反失败而告终，但繁荣鼎盛的清王朝亦从此开始走了下坡路。因为这场战争耗资巨大，清王朝的国库也亏空了许多。尔后，清朝国内的变乱就一直不断，外寇也相继入侵，千孔百疮的清王朝，运行到1911年，终被辛亥革命所推翻。

纵观整个乾嘉苗民起义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引发这场起义的苟补寨劫牛案子，起因并不复杂，如果处置得当，是绝不会闹起那么大风波的。而被官府称为苗匪的苗民首领，其实都是各寨的寨长，是苗民中的精英，苗民视他们为英雄。再从这些苗民头领的个人品行来看，他们一般都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体恤民众，也根本不是什么土匪。其中就算有过土匪行径的人，其实也就是那劫牛的几个人而已。而官方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起义的苗民都视作土匪看待，当然就更是一种诬称了。所以，乾嘉时的“苗匪”，只是官方的说法，那个时候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土匪？可以说，那个时代也许有了，但那时出现的土匪，像拦路抢劫耕牛的罪犯，也只是极少数的人而已。

东汉时的“五溪蛮”和明初时的“贼寇”

历史上，湘西居住的土民，除了苗族在蚩尤时代被诬为“南蛮”，乾嘉时代又被诬为“苗匪”外，土家族在东汉时则同样被诬称为“五溪蛮”，在明清时则被诬称为“蛮贼”或“草寇”。

先说说东汉时土家族被诬称为“五溪蛮”是怎么回事。东汉光武时期，史载其时社会是“光武中兴”，但实际上已“猥增贡赋”、“徭役失平”，湘西土家族人民的生活尤其艰苦。娄中精夫（土家语：首领）的相单程便在充县（今桑植）揭竿而起。《后汉书》载：“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见《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并三破朝廷派来的征剿大军。

第一次破围剿的经过是，建武二十三年，光武大帝刘秀派武威将军刘尚为统兵首领，率南郡、长沙、武陵三郡人马，乘船溯沅水，入武溪而进湘西。当时，刘尚兵多将广，但他轻敌入险，未料这湘西地处偏僻，武陵山深水疾，舟船皆不得上，粮食的补给运输成了大问题。而相单程则汇聚粮草，据险要之处坚守。刘尚因不熟悉大山里的道路，领军深入后，粮食补给运输又跟不上，等到粮食耗尽，便不得不沿来路又撤退。相单程这时才下令边追边打，最后刘尚大败，全军覆灭。

第二次破围剿的经过是，建武二十四年，相单程率部向东攻下了湖南的北大门户临沅（今常德市）。刘秀特派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领兵万余而攻之，但同样被相单程打得连连败退，又一次几乎全军覆灭。

第三次破围剿的经过是，建武二十四年，光武帝派时年六十二岁高龄的老将马援当主帅，同时以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做中郎将，共率十二郡招募到的将士及服刑之人四万余人，浩浩荡荡征发武溪。大军来到临乡，刚好与攻打临乡县城的相单程相遇，迎头一击，相单程部损失了两千多人。此后，相单程率部撤退至武溪，决心“乘高守隘”。农历三月，马援进军壶头。时值暑热渐盛之时，马援大军至此，士兵有许多都得了疫病而死，马援也病倒军中，凭借一个山洞来避炎气。大军不能再前进一步，相单程部则士气正旺，还常“开险鼓噪”，令马部军心动摇。不久，马援便病死于沅陵的二酉山下，所率大军遂无功而返。

朝廷三次发兵征剿，都被相单程部所打破。朝廷最后只得采取安抚策略，“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继相单程之后，东汉的百余年间，又先后有过多次五陵蛮（或称溇中蛮、澧中蛮）的反叛。其中记载了反叛首领名姓的，主要有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建初三年冬，溇中蛮覃儿健；和帝永元四年冬，溇中、澧中蛮潭戎；桓帝元嘉元年，武陵蛮詹山等。此外，还有一些武陵蛮的反叛，规模也很大，但史载没有写其首领名称，因而难以考证。凡有名有姓的武陵蛮首领，其实都是土家族的头人，他们领导的起义，主要是针对官方的压迫剥削，特别是“猥增贡赋”、“徭役失平”，朝廷对待他们的反叛，往往都是采用两手策略，一是派兵征剿，暴力镇压；二是招安分封，让其自治。这样，起义的首领或被杀，或被降，最后都坚持不到几年，反叛就被平息了。

东汉以后，生活在湘西的土著与历朝官府的矛盾仍然不断，但由于朝廷经常实行怀柔的羁縻政策，其冲突就少多了。而土著的权利一旦受到地方官府的侵害，双方的矛盾冲突就又会升级。如唐朝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溪州的土著彭仕愁，因边界问题与马氏楚国不断发生冲突，最后在后晋天福四年（935年），终于爆发了有名的“溪州之战。”此战持续了一年多，楚军廖匡齐等战将被打死，彭军也受到重创。双方最后都同意讲和，并缔结盟约，还铸造了一根高达一丈二尺，重达二千五百公斤的铜柱立于会溪，上刻有两千多字的铭文，这既是至今仍在永顺王村保存完好的“溪州桐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