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腊月，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因为没有火烤，夏曦每日只披着大衣在房间里赶写政治报告。按照省委决议，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本来，这次会议原计划等尉士钧从中央汇报回来再召开的，但尉一去不回，夏曦只好决定会议按期举行。这次大会由于关系到政治上的方针路线，关系到省委组织人选，因而其意义是很重要的。夏曦为此离开军部，赶回瞿家湾分局，就想集中几天时间，将政治报告赶写出来。

写政论性文章，历来是夏曦的特长。早在数年前，夏曦在湖南领导学生运动时，他就以出色的理论文章而闻名社会。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而被派到湘鄂西任中央分局书记以来，他更是经常起草文件，撰写文章。而且每次写来都似乎不费多的思考即一挥而蹴。然而，此次写政治报告，他凝神细思，却久久没有下笔。他的脑海里只反复想着这大半年来自已到湘鄂西所经历的件件大事。他觉得自已到湘鄂西来后，是认真贯彻了中央指示，执行的是国际路线，因而总的方针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很大的，比如扩大了根据地，改造了苏区的党的领导，成立了临时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战胜了水灾的威胁，扩大了红军游击队。接回了红三军等等。虽然，这中间也受过挫折和失败，如江南的根据地失守，但这是九师远离根据地的错误，而非他的领导错误。他始终认为万涛对此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尽管万涛为此不服，和他产生了大的矛盾分歧，甚至向中央告了“御状”，现在还没有罢休，但夏曦不怕他告，权利在夏曦手中，中央规定，中央分局书记有权决定一切，甚至宣布解散地方党的组织，夏曦为此有充分把握掌管全局，也不怕万涛等人的反对。

分析了所面临的这种种局面，夏曦便只管专心致志地动手写作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受省委和中央分局共同派往中央去反映情况的尉士钧同志还没回来，而各地被通知参加会议的代表，除少数尚未赶到外，绝大部分已日夜兼程来到了瞿家湾，夏曦的报告草稿此时也已完成，省委主席团遂决定如期举行大会。

1932年1月22日上午，在瞿家湾省府机关的那栋三进两厅的旧祠堂里，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终于拉开了序幕。

这一天，参加会议的代表共有127人，他们大多是湘鄂西苏区所辖各地特委及20多个县苏所派来的代表。这些人中间，除了相当多的人是省地县各级党的负责人之外，也有一部分是工人农民和部队中来的党员代表。大会的会场比较狭小，会场内的座椅全部是木条长凳，地面是潮湿的泥地，四周紧闭的院墙缺少光线。

会场主席台上，夏曦、杨光华、贺龙、万涛、崔祺、杨成林等人在台前就坐。

临时省委书记杨光华主持了此次大会。他宣布大会正式开始之后，即按准备好的议程，请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作政治报告。夏曦正禁端坐在主席台正中，他今日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服，一头分发修剪得整整齐齐。当杨光华的语音刚落，他即朗声说：“同志们，我受中央分局及省委的委托现在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夏曦说罢。就照准备好的稿子念起来。他的声音不宏亮。作报告好比念经一般，主席台又没有麦克风。但效果还是不错，因为参会的同志纪律性很强，大家都不做声。会认字的拿着钢笔或铅笔作着笔记，不识字的则张着耳朵认真听。尽管这份报告十分冗长，代表们还是硬着头皮听了下去。

这个报告主要阐述了五大部分内容：即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与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湘鄂西苏区的发展与怎样克服发展中的困难；湘鄂西党目前的三大任务；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群众与党的布什维克化；彻底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转变，与机会主义路线作无情的斗争等。

这份长达二万多字的报告，夏曦共花了6个小时才念完。报告念完后，夏曦感到心头一阵松轻。这份报告他以为花了不少心血，其中的内容是他反复思考后归纳出来的，报告上的观点与中央的文件指示是紧密相关的，有些提法也全出自中央文件的提法，而并不是他的独创。在念这份报告的时侯，他发觉下面全场的代表都聚精会神听着，很少有人作声。为此他认为同志们对报告的反响一定不会错。然而他的估计完全错了。

下午，当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自由讨论夏曦所作的政治报告之后，会场上便出现了空前少有的激烈争论的场面。

第一个走上前台发言的是万涛。这位高个头的年青人，此时显得很激动地说：“同志们，整个上午听了夏曦同志的政治报告，我觉得象吃了一碗馊饭似的感觉不舒服，为什么？因为这个报告除了一些观点和词句照搬上级文件的语句之外，别的找不出几个新货色。而且这个报告夸大他个人来湘鄂西后执行国际路线所取得的战绩，完全回避了他自已作为中央分局负责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万涛接着就例举说明了夏曦自主持中央分局工作以来，在平分土地上的右倾态度，水灾来后的惊慌失措表现。在九师行动上的出尔反尔，随便撤离三军政委，自已跑到前方任政委而分局领导名存实亡，三军回来后又想脱离洪湖根据地，要省委搬家到襄北去打游击等等。这实际上是严重的右倾逃跑主义，夏曦对此应负政治责任，而且要承认错误，这些都应该在政治报告中写进去。

万涛的讲话尤如油锅里滴进了水。会场顿时热闹起来。紧接着，潘栩走上台发言道：“我听了夏曦的政治报告，有几点意见：第一，我觉得政治报告对当前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还不够准确完全。现在革命形势固然大好。但是否就有足够力量去攻打大中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我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是还不具备的。革命也应当实事求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历来主张保存实力，使革命波浪式的向前发展，这样才有可能取得胜利。第二，我认为革命也要有钱有粮有枪，如果不重视发展经济，不重视搞好根据地财政，就无法保障革命取得胜利。而政治报告对于这方面的内容谈得很肤浅，没有很具体的措施，应该补充。第三，抛弃洪湖根据地而主张向襄北去发展确实是右倾逃跑主义的表现，夏曦同志对此应当承认错误。”

潘栩的讲话赢得了众人的鼓掌叫好。接着，省委委员彭国材登台发言道：“我听了夏曦的政治报告，一个感觉也就是华而不实，报告把一切成绩归功于中央分局，而否认以前数年间的斗争，我认为这不是列宁主义的态度。请问，夏曦你没到根据地来之前，难道苏区就没有进行革命斗争？就没有取得过胜利吗？洪湖地区能有今天革命的大好形势，全都是我们无数洪湖的英雄儿女努力奋战的结果啊！”

彭国材是土生土长的洪湖人，参加会议的代表对他的事迹全都十分熟悉，所以他的讲话更感动了代表们的情绪。此时此刻坐在主席台上的夏曦，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感觉又气又恨，想不到代表们对他的政治报告会被这样否定，他对于万涛可能会在讨论中提出批评是有准备的，然而他没有想到许多的代表也会被他鼓动起来。潘栩、彭国材跟着起哄。接着又有杨成林、毛简青等10多位代表相继发言，对夏曦的政治报告提出了不同的批评。他更没想到，他的一位湖南益阳的同乡同学张昆弟，此时也登台提了一点意见。

张昆弟曾与夏曦同为湖南一师学生，他后来留学法国，1925年回国后专门从事工人运动。现在到湘鄂区任工会的党团负责人，可算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夏曦与他平时也没有过不去的地方。但是。这会儿张昆弟在发言中说：“我对夏曦同志的政治报告，也提几点意见，我觉得夏曦光有理论上的观点是不够的，应该走出书斋子，到实际工作中去多听取群众的意见，用调查得来的结论，去指导实际工作，而不是凭空在家里冥思苦想作文章。夏曦的政治报告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脱离了实际。比如拿工会工作来说吧，现在泛泛的在理论上提出要求是不够的，而是要深入实际提出几个真正的行动措施来。另外，对开展白区大中城市的工人运动，在条件不成熟时去鼓动人从事罢工反帝等活动，这只会暴露党的地下组织，使革命受损害而已，而我们在白区的工作，我认为最重要的就要讲究斗争的策略，这才是我们应写进政治决议中去的东西，建议夏曦同志在报告中应当补进去。至于夏曦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我认为错了就应当勇于承认，这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