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稳定统治秩序、有效治理社会的角度来说，统治者和广大民众无疑是不希望出现腐败现象的，但在对权、利无穷欲望的驱使下，无论最高统治者还是各级官吏中的不少人，又深陷腐败泥沼不能自拔，成为阻碍、危害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毒瘤。明清时期以律法为准绳对腐败的大力惩治、为遏制腐败对监察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在思想文化上对倡廉树清的积极引导，客观地看还是颇有一定成效的，尽管其间也存在不少局限。而这些取向和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则基于社会上下对腐败之为害广泛而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基层社会对腐败现象的大力揭露和挞伐，更成为抵制腐败的一道兼具舆论、监督、抗衡的重要防线和力量。

第一节权力层对腐败危害的认识

与腐败的泛滥相对，明清时期亦有许多有作为、心系民瘼、以天下为己任的皇帝、各级官员，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腐败对政权、社会、民生所造成的危害，并对如何预防、消除腐败，做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思路。这些思想认识，无疑为应对腐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效应。

一、皇帝反腐败思想

在对元朝灭亡的反思中，明太祖曾指出：“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创业之难，骄淫奢侈，但顾一身逸乐，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运，非特不能保其富贵，遂致丧身灭名”《明太祖宝训》卷三《节俭》。，“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明太祖宝训》卷六《谕群臣》。。正是这一亲身感受，使他意识到“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必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也”《明太祖宝训》卷一《论治道》。。为达到这一目的，则需以“养民”为重，而高度重视“欲”的克制。在他看来，所谓“欲”，并非仅指男女、宫室、饮食、服饰等，凡是“求私便于己者”，都属于“欲”。那么，如何克制“欲”呢？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理念，即“惟礼可以制之”，因为“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礼废则欲肆。为君而废礼纵欲，则毒流于民；为臣而废礼纵欲，则祸延于家。故循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明太祖宝训》卷四《警戒》。

为防止腐败的发生，明太祖十分注重君主自身的修养。在他看来，君与民，就像人之心与百体的关系，如果“心得其养，不为淫邪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他因此强调道：“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从者矣。若惑于壬，荒于酒色，必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明太祖宝训》卷一《论治道》。而“谨好尚”，则是预防“君德乖”的一大关键。在与儒臣詹同的对话中，明太祖说：“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并感慨地说：“盖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声，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靡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明太祖宝训》卷一《谨好尚》。当然，要想完全杜绝好尚，也不大可能。怎么办呢？明太祖认为：“要当慎之。”鉴于“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好术则游谈者进，好谀则巧佞者进。夫偏于好者，鲜有不累其心”，所以他主张，与其好功、好财、好术、好谀，则不如好德、好廉、好信、好直，如此才是“好得其正”，而“未有不治”，反之则乱起，故“不可不慎也”。《明太祖宝训》卷一《谨好尚》。

明太祖不惟有以上认识，而且也确实能以勤俭、恤民为表率。如洪武三年（1370年），他在阅内藏后，颇有感慨地对臣下说：“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费，取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己之私也。今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九年，明太祖对中书省臣说：“惟俭养性，惟侈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又十六年，对侍臣说：“自古王者之兴，未有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有不由于奢侈。”正是对前代得失的镜鉴，所以他强调：“大抵处心清净则无欲，无欲则无奢纵之患。欲心一生，则骄奢淫逸无所不至，不旋踵而败亡随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尝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节俭，以训于下。”《明太祖宝训》卷三《节俭》。

明太祖不仅严于律己，对子孙亦谆谆以效法古之圣帝哲王、勿蹈骄奢淫逸之君覆辙为戒。洪武九年，他教导太子诸王说：“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不取败。夫货财声色为戕德之斧斤，谗佞谄谀乃杜贤之荆棘，当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于所好，则必为其陷矣。汝等其慎之！”十一年，又训诸子说：“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孙废弃厥德，色荒于内，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礼乐崩弛，则天弃于上，民离于下，遂失其天下国家。”并告诫他们：“为吾子孙者，当取法于古之圣帝哲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鉴彼荒淫，勿蹈其辙，可以长享富贵矣。”《明太祖宝训》卷二《教太子诸王》。而考虑到“人情易至于纵恣”，他还命臣下编成《昭鉴录》、《祖训录》（凡涉箴戒、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等书，“立为家法”，以为子孙遵守的凭依和警戒。

奢侈、贪污是腐败的主要表现，于此，明太祖曾屡屡对官员予以训诫。洪武元年正月，他对御史中丞章溢、学士陶安等说：“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明太祖宝训》卷四《警戒》。四年十一月，针对将士居京卫闲暇以酣饮费赀不良习气，强调道：“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乃丧家之源。……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明太祖宝训》卷四《戒奢侈》。对于贪污，明太祖更是深恶痛绝。洪武二年二月，他对臣下说：“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明太祖宝训》卷六《谕群臣》。十八年十月初一日，在所撰《御制大诰序》中，他更强调：“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御判大诰序》，见《御制大诰》卷首。二十五年八月，更颁布《醒贪简要录》于内外诸司，以为各级官员之儆鉴。此外，明太祖还鉴于胡惟庸案，特命儒臣检历代史书，将杀身权奸事汇编成《相鉴奸臣传》，以为大臣弄权者戒。

明太祖曾表示：“朕之任官，所用惟贤；举廉兴孝，惟欲厚俗；崇德劝善，惟欲成化”，并希望官员们不要伪为慈祥、伪为恺悌，却无仁爱之实、乐易之诚，而“宜勉修厥职，广施惠政”。《明太祖宝训》卷六《谕群臣》。由此可见他对腐败虚伪的痛恨、清廉为治的引导。所以史称：“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循吏传》序。尽管明中后期的情况越来越糟，未能像明太祖希望的那样，但他对腐败为害的思想认识，以及大力惩治腐败的努力，则仍不啻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标杆。

清王朝建立之后，当社会上下对明亡教训进行反思时，明中后期的统治、吏治腐败问题，便成为人们批判的一大罪魁祸首。而基于这一反思，清前期诸帝皆能对腐败的危害保持较为清醒的认识，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反腐败思想。

清世祖亲政后，对吏治腐败甚为关注。在他看来，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而安民之本，则首先在于惩贪。由此认识出发，他不仅在立法上对贪官做了严厉的惩治规定，如对凡问罪应至死的大贪官员，即使遇恩赦也不宽宥；而且还采取种种举措以预防、警戒官员贪污腐败。由大学士王永吉编纂、世祖钦定的《御定人臣儆心录》，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该书计分八论：植党、好名、营私、循利、骄志、作伪、附势、旷官。此八端，已基本上涵盖了官员腐败的主要致因和路数。而此种种腐败，既是对历史上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当时官员腐败表现的揭露。在所撰御制序中，世祖不无痛心地指出：“奸邪之流，树党营私，怙权乱政，卒至身名俱丧，为国厉阶。”究其因，乃在于其“居恒无正心之功，一当势利，遂昏迷瞀乱，狂肆骄矜，上昧王章，下乖臣谊，或作威而联羽翼，或比匪而效奔趋”。所以，为防官员蹈此诸弊，编此书以作为其“儆心之训”。不惟如此，世祖更从正面为官员树立一持身范型，即“人臣立身制行，本诸一心。心正则为忠为直，众美集焉；不正则为奸为慝，群恶归焉。是故心者，万事之本，美恶之所由出也”清世祖《御制人臣儆心录序》，见《御定人臣儆心录》卷首，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也就是说，惟有官员们能端正思想、为公为善、为国为民，才不至陷入腐败的泥沼。世祖“惩贪救民”之取向，为其后继者奠定了重要基础。

圣祖执政期间，不惟力行宽仁之治，对官场腐败痼疾深表痛恨，且倡为勤俭、廉静之说。在他看来，“民为邦本，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清］章梫《康熙政要》卷一《论君道》，台北华文书局“中华文史丛书”本。。而为达到这一目的，则需政尚宽仁。这是因为，“物刚则折，弦急则绝，政苛则国危，法峻则民乱；反是者，有安而无危，有治而无乱”。历史上的治乱成败，就是明鉴。所以，圣祖表示：“朕抚绥元元，期以纯王之道，化民成俗。凡束湿之政弗敢庸也，苛察之明弗敢尚也，恐恐焉日虑其刑之重而德之薄，夫宁忍从事于猛欤？”清圣祖《康熙帝御制文集》（一）卷十七《宽严论》，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一取向，乃基于其对王道与民关系的体认。他强调：“古圣人致治无他道也，惟在因民之心而已矣。……合圣贤诸说推之，总不外因民之心以为准。然则，易简者，近民之实；而近民者，王道之旨欤！”《康熙帝御制文集》（二）卷三十《王道近民论》。

然而，现实的吏治不容乐观，官僚系统并非像圣祖希望的那样能“君臣一体”。康熙十六年（1677年），给事中徐旭龄曾揭示官场腐败弊相说：“试观今日之池馆园亭，歌舞宴会，视顺治初年，不止数倍。此等财力，何从得来？非舞弄国法而多纳赃私，即酷虐小民而巧通贿赂，一家之锦衣玉食，一路之卖男鬻女也。虽惩贪罪在不赦，而彼迫于费用，走死地如骛矣。”尽管“皇上宽于用法，无非使人易遵之意。实则奢侈已沦于骨髓，僭越反视为故常”。《康熙政要》卷十三《论俭约》。

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或张力，圣祖自然不能一味求宽，事实上他对腐败危害的认识是甚为关注的。康熙十一年，他在谕礼部时说：“近见内外官员军民人等，服用奢靡，僭越无度，富者趋尚华丽，贫者互相效尤，以致窘乏为非，盗窃诈伪，由此而起，人心嚣凌，风俗颓坏，其于治化所关非细。今应作何分别，务行禁止，著九卿科道会同严加确议，定例具奏。”二十六年，谕大学士等：“朕观今时之人，不敦本务实、轻浮奢侈者甚多。……若不禁止，则渐至于放纵。或身为大臣，沉湎之色形于颜面者，实非人类矣！著严行禁止。”《康熙政要》卷十五《论奢纵》。对于官吏贪鄙，圣祖更是屡申严饬。他指出：“向因地方官员滥征私派，苦累小民，屡经严饬，而积习未改，每于正项钱粮外，加增火耗，或将易知由单不行晓示，设立名色，恣意科敛，或入私囊，或贿上官，致小民脂膏竭尽，困苦已极。……此等情弊，深可痛恨。”针对浙江百姓生计并未因豁免旧欠钱粮不仅不比往年富足反而大不如前的状况，圣祖剖析其中弊由，认为“皆因府州县官私派侵克，馈送上司，或有沽名不受，而因事借端索取更甚者。至微小易结案件，牵连多人，迟延索诈者甚多。此等情弊，督抚无有不知，乃不厘剔察参，反将行贿官员荐举，廉正官员纠劾，以至民生失所，殊失朕爱养元元至意”！为挽此颓风，他遂屡次表明对奢纵、贪鄙官员的态度：“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服官污浊，朘削小民，殊为可恨。此等贪官，不加诛戮，众不知儆”，“侵蚀河工帑金，殊属不堪。……仍循故辙，经朕察出，必不姑宥。”并强调说：“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希望“官以清廉为本”，“大小有司，当洁己爱民，奉公守法，激浊扬清，体恤民隐”。《康熙政要》卷十五《论贪鄙》。

与惩治、警戒官员奢纵、贪鄙相应，圣祖还从正面提出、论证了勤俭、廉静的必要性。他指出：“夫崇宫室、丰饮食、美衣服，此人心也，其几易溺；敬天地、孝祖宗、拯民生，此道心也，其几易怠。溺则侈，侈则嗜欲日荒；怠则逸，逸则理道日远。发于一心，见诸天下，而盛衰治乱之途判矣。”因此，奢不可不戒，而俭与勤不可不砥砺。不然，“人心危而道心微，苟侈泰之私中于几微，势必形于家国，其弊有不可遏者”，而“慎修思永，尤执中之要道也欤”！《康熙帝御制文集》（一）卷十八《勤俭论》。对官吏们来说，廉静尤为重要。圣祖就此强调，所谓“廉”指“有所不取”、“静”指“有所不为”，“廉则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则有所不为，凡无礼、无义、无耻者，皆所不为者也。吏苟廉矣，则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守官以勤民，不败官以残民，民安而吏称其职矣；吏称其职，而天下治矣”。如果官吏不能做到“凡利于民者行之必力，病于民者除之亦必力”，而徒“优游自私，保利禄而不恤民事”，则非“真廉吏”、“真安静”。由此，圣祖认为，廉静乃“立身行己之大端，制事理物之要道”，“凡为学者，皆宜然也。况人臣之策名委质、任职临民者乎”？《康熙帝御制文集》（二）卷三十《廉静论》。

圣祖之所以常常萦怀于官风吏习，乃希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能“返朴还淳，恪循法制”，从而实现他心目中的“敦本务实，崇尚节俭”的为政为治理想。《康熙政要》卷十三《论俭约》。尽管此一理想事实上难以真正实现，但他对奢纵、贪鄙的惩戒，和对勤俭、廉静的倡导，应该说于扭转官场腐败之风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此后，世宗、高宗二帝，或主于严猛，或注重宽严相济，亦在大力整治腐败上，颇见成效。清朝之所以出现“康乾盛世”的局面，其中的一个因素，即在于清前期诸帝对腐败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道光以降，最高统治者虽然也对惩治、预防腐败有一些举措，但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加上腐败痼疾积重难返，整个形势已是江河日下，也只有徒唤奈何了。

二、官员对腐败的认识

明清时期的官场，尽管腐败现象大有泛滥之势，但官僚队伍中亦不乏正直清廉之人，他们或洁己自好，不与贪官污吏为伍，或心系国家苍生，敢于与腐败抗争，凡此皆体现出传统士大夫弘扬正气、激浊扬清的气节与魄力。明清之所以能绵延五百四十余年，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有良知、敢担当官员们的努力是紧密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