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秦汉时期的历史特点

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融合，政治、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大一统的趋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开创了秦汉大一统的局面。

秦汉（前221—公元220年）最突出的历史特点是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海内一统”是秦汉时期人们最关注、最重视的历史问题，它影响着那个时期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在与先秦各种制度保持密切历史联系的基础上，秦汉国家也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的变化，制度的创立和更新，都使秦汉时期腐败和反腐败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及封建的生产方式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其主要表现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以及封建剥削方式的出现。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其他两种形式即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国有制与小农土地所有制三足鼎立，构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格局并影响深远。参见林甘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秦统一后，“使黔首自实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即令土地所有者向政府呈报占有土地的数额，政府根据数额征收田租。这意味着私有土地已经受到封建政权的法律保护，同时也意味着以私有为特征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正式得到确认。汉承秦制，汉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形式更加成熟，从总体上看，汉代国有土地所有制形式逐步让位于土地私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官僚地主、豪强地主和商人地主构成了汉代地主的主体，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个体小农土地所有制在汉代也获得高度发展，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小块土地既是一家一户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为封建国家提供赋税徭役的基础。但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和封建国家的沉重压榨之下，个体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处境十分艰难。尽管汉代封建国家力图维护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存在，但在汉魏之际终究走向衰落。在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制约下，封建国家与农民、地主与农民的基本社会阶级结构形式也得以确立。

其次，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和纷乱的列国战争。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统一的国家有利于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如汉代在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和淮河流域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给沿河流域的农业带来巨大效益。两汉还开展了对黄河的多次大规模治理，成效显著，这也只有在统一的中央集权提供大量人力、物力的前提下才可以完成。统一的政权和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秦汉统治者经常运用政治力量来传播生产技术，使生产技术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迅速传播。秦汉统治阶级还很重视对小农经济的培育，不断要求各级官吏劝课农桑，压制豪强，发展生产，并积极救灾救荒，安置流民，维护小农经济的生存，秦汉小农也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统一的货币和经济政策对于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秦汉的手工业和商业因此都有了高度发展。以上参见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上册第一章及相关部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在统一的中央政府经济政策的干预下，产业结构与基本经济区也初步形成。人口是衡量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据有关学者统计，秦汉之际人口大约在1500万，至平帝时已经上升到5900多万。两汉之际人口有所下降，至东汉顺帝时接近5000万。参见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上册第二章。秦汉史书多处记载了当时经济的繁荣状况，虽有溢美之词，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实际。

第三，建立和完善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套政治体制大体包括如下内容：一是皇帝制度。秦统一后，秦廷君臣都认为秦始皇功高三皇五帝，故将君主的最高称号定为“皇帝”，改“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是三公九卿和郡县制度的建立。如果说皇帝制度代表的是专制主义，那么以三公九卿为特征的中央官僚机构则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典型反映。以丞相为核心的三公九卿上承皇权，下统领百官，实施中央对地方的全面管理。当然这个制度在秦汉也有复杂的变化过程，秦及汉初以丞相为首负责统领百官的丞相负责制，逐步演变为以内朝尚书掌管机要的尚书台负责制，从而取代了以丞相为首的行政中枢。从三公制向尚书制的演变是秦汉中央行政体制中最重要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防止腐败的监察体制在秦汉政治体制构架中地位突出，并在汉武帝时期与行政权力相对分离。秦代彻底否定了分封制的管理体制，实行郡县制的直接管理。汉初“惩戒亡秦孤立之败”《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实行郡县与分封并立的地方行政体制。但是不久，分封的诸侯王就与中央分庭抗礼，中央集权面临严重的威胁。经过长期斗争，诸侯王的势力被逐步消灭和控制，仅余衣食租税的权力。郡县制再次成为国家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主体。在这个制度下，中央的政令得以贯彻执行到社会的最基层。三是官僚制度的完善。与贵族政治下的宗法血缘世卿世禄制不同，官僚制否定了任官资格上的身份制，以德才功劳作为选官升迁的依据。包括监察制度在内的各项官僚管理制度也较战国时代更为完善。

第四，多元思想文化的整合。秦汉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导致了大一统思想文化形态的确立。

反过来，大一统思想文化又从不同方面为大一统政权的存在和巩固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理论依据。汉武帝以后，

以儒学为核心的官方思想文化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想进行控制，并为大一统的政治统治提供理论支撑。具体说来，秦统一后，执行一条以法家为指导思想的政治路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并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政策，以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巩固自身统治，但秦二世而亡。继之而起的汉王朝最初以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政治指导，但黄老思想很快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将经汉初儒家改造过的新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通过置五经博士、兴太学、行儒家所倡导的封禅礼、察举孝廉等来确立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并用儒家学说赋予自身统治以合法性。从此儒家学说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思想文化影响深远。

总之，秦汉四百年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也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第二节秦朝腐败的表现和历代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思考

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确定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在皇帝之下，以统一前秦国的官制为基础，又充分吸收关东各国官制合理成分，融会贯通，设置了一套较系统完备的中央集权官僚系统，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构架的蓝本。

但是，这个生机勃勃的秦王朝并没有如秦始皇所预期的那样江山永固、传之万世，而是二世而亡，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以秦始皇为代表的秦朝最高统治者对权力不恰当的运用甚至是滥用，无疑是秦王朝“其亡也忽焉”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也使秦王朝的腐败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为中国历史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在此过程中，秦始皇也被推到权力顶峰。面对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一个新兴的强大国家，秦始皇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没有清楚地看到统一是历史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各阶层共同推动的结果，而是天下归一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秦始皇巡游各地，刻石记功，颂秦功德，突出表现了他的这种骄傲自得的心态。如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秦始皇东巡，在芝芝刻石铭功，宣称：

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这段刻石将秦始皇对自己功劳的自得、陶醉之意彰显无遗。泰而生骄，骄而生暴，这是自然心理发展过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认为“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于是令丞相等人议定帝号，确立起了一套标志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制度。

这套皇帝制度确立了秦始皇在国家中至高无上地位，这既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有机构成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把秦始皇与普通人区别开来，成为一尊人间神，使他的权力处于没有约束的状态之下。

《老子》第二章中说：“为而不恃，成功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秦始皇对自己一统天下的功劳没有一个正确认识，迷恋权力，虚荣自骄。方士卢生与侯生对秦始皇这种表现就有一段评述，他们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擅威专杀，视民如草芥。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南巡至湘水，“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二十九年，秦始皇东巡至博浪沙遇刺，刺客“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三十五年，因为方士卢生和侯生相继逃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长子扶苏因为劝谏而触怒秦始皇，被贬北上监军。

秦始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专制主义体制下，这种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

秦始皇很容易利用这些权力来为自己的私欲服务。秦始皇修阿房宫，建骊山陵，巡游天下，在当时能想得出来的享乐他都要充分享受。

汉代贾山撰写《至言》，以秦始皇穷奢极欲导致政毁人亡的历史事实来警告汉朝统治者不要重蹈历史覆辙：

（秦始皇）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倾耳而听。一夫大，天下向应者，陈胜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桡。为宫室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为葬埋之侈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

贾山从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的角度对秦始皇奢侈生活进行揭露和批评，并把秦朝的灭亡与这种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私欲的腐败行为联系起来，从而得出要行仁政、笃礼义的结论。这些认识对于汉初纠秦之弊，确立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起到重要作用。

秦始皇对荒淫生活的无度追求，直接毒化了政治风气。而追逐生活的安乐、享受，又往往是官僚队伍走向腐败深渊的开始。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第87页。秦朝对官吏管理和控制很严格，使秦在建立之初，吏治较清明，各级官吏基本上能够做到勤于职守。但上之所行，下必效之。在秦始皇后期和秦二世的时候，吏治也迅速走向腐败。一是一些高处权力顶端的人物也效法秦始皇过起穷奢极欲的生活。秦二世对赵高说：“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秦二世表明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这样的统治者除了穷奢极欲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所以秦二世即位以后，“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赵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这些把享乐作为人生目标的人，他们所能做的绝对不是为百姓谋利益。二是中下层官吏也开始以各种名目大肆贪污受贿。《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这则记载虽然写的是刘邦的狡诈，但县令家里来了一位客人，那些下级官吏为何要去祝贺，并且祝贺还要送上数目不小的贺礼呢？从县令来说，这是他敛财的机会，而且还要以送钱的多少排座次；对那些争先恐后送贺礼的人来说，是慑于县令的权势趁机讨好巴结。县令的权力通过一个个前来祝贺的客人而寻找到实实在在的“银子”。一切说起来那么名正言顺，一切做起来那么“合理合情”，殊不知，推动这种转化的不是县令其人，而是县令手中握着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