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民谣所形成的舆论监督作用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歌颂为人民作出贡献、政绩卓著的清官廉吏。人民用脍炙人口的歌谣来颂扬他们，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如春秋郑国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这个歌谣反映了郑国人民对子产为政从不了解到全面认识的过程，十分生动地反映了他在人民心目中形象的演变。战国魏国邺县县令史起引漳水溉邺，河内富之，百姓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溉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汉赵中大夫白公建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汉初国家针对战国、秦以来的社会动荡局面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深得老百姓的欢迎，民作“画一”之歌。歌中唱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传》。汉代京兆尹赵广汉为政“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后犯法被诛，但“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汉书》卷七十六《赵广汉传》。为官者即便做了一件小事，人民也会记住他。如北齐济北太守崔伯谦把惩罚犯人的鞭子由生皮改为熟皮，以免使受刑者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当地百姓因诵民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无争。”《北齐书》卷四十六《崔伯谦传》。又《宋史·包拯传》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说包拯为政清廉，要想贿赂包公，打通关节，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些民谣，用词简单，明白易懂，宜于传播，反映了民众的心声。

二是揭露、批判、嘲讽官场上的黑暗与腐败，揭露剥削阶级的残暴统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虽处于社会底层，但常常以歌谣来表达心声。这些歌谣对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挥霍无度，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如周宣王任用奸臣，滥杀无辜，不得人心，有童谣唱道:“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国语·郑语》。。流传于秦朝末年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的民谣，预示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必亡于楚人之手的命运。《后汉书·五行志》载，东汉桓帝初，兵役连年，生产荒废。天下童谣说：“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顺帝末年官场腐败至极，京都童谣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举孝廉是汉代最主要的选官制度，但此制逐步走向轻滥，《抱朴子·审举》载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无情地讽刺了当时的政治腐败。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南朝，世族垄断了高官，官吏的选拔几乎完全由血缘关系而定。梁时民谣讥讽说：“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唐开元时期，长安少年贾昌因善于斗鸡而被玄宗封为“五百小儿长”，其父死后，葬品丧车，乘传洛阳道。民谣唱道:“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宋］李昉等著《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东城老父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1年。

古代民谣还对卖官鬻爵、官僚机构臃肿的现象进行讽刺、揭露和批判。北宋的“六贼”蔡京、王黼等公开出卖官爵，时有民谣揭露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十，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唐代武则天称帝后,官职任用泛滥,民谣讽刺道:“补阕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唐］张《朝野佥载》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南明政权滥任官吏，民谣云:“满朝升保傅，一部两尚书。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鱼。”［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又南明时马士英当政,官僚机构膨胀，有民谣讥刺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明史》卷三百八《马士英传》。

民谣或以隐语的形式揭露政坛的腐败。东汉末年，董卓秉权，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谣唱道：“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意指残害人民的董卓政权很快就要灭亡。东汉桓帝之初京都童谣说：“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这首童谣生动地展现了东汉末年桓灵之世社会动荡的局势。北宋奸臣蔡京、童贯狼狈为奸，专权误国，时人唱道:“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真是脍炙人口，形象生动，极具流传性。

以民歌、民谣形式构成的社会舆论对廉政之风的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汉灵帝时下诏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清代江西巡抚陈淮和南昌县令徐午贪赃枉法，狼狈为奸，当地人民为之作歌谣：“江西地方苦，遇见陈老虎，大县要三千，小县一千五。过付是何人，首县名徐午。”时任御史的初彭龄“并其谣劾之,陈（淮）为之罢官”。［清］昭梿《啸亭杂录》卷十，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这种无形的权威对于推动古代廉政教育和廉政风气的形成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五、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丰富的内涵。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仍然可以从中吸取和借鉴有益的成分。例如从制度层面来看，古代廉政文化中重视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思想和多层次监察的廉政意识，官吏选拔中德才并重原则的强调，以及官僚制度中运用设官分职、加强考核的方法来防止腐败、激励勤政的措施及其所形成的经验积累，不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过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也还有启发意义甚至具体问题上的借鉴意义。从廉政思想文化层面来看，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许多经典表述，已经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今仍是激励人们树立高尚情操的思想基础。他们对廉政、勤政方式方法的理论探索与思考，对腐败所造成国破家亡危害性的深刻剖析，仍对我们今天有着借鉴和警示的意义。从廉政社会文化看，人民群众对清官、勤政者的颂扬和对贪官、碌碌无为者的鄙视，至今也还是我们社会大众所认可的评价廉政与否的基本文化价值观之一。人民群众创造的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反腐倡廉的艺术表达形式，也值得我们学习。这些应当说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中的精华，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我们之所以要继承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这笔丰富遗产，是因为它们中的许多内容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结合中国实际对廉政问题所作的缜密思考，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卓越智慧。历史的发展不仅要站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也要站在前人创造的精神文化基础之上。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史的延续性使我们今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同时，有必要充分尊重与借鉴我们祖先创造的廉政文化成果。只有这样，我们今天的廉政文化才能够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体现中国的特色，也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廉政文化并不仅仅是剥削阶级创造的，历史上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是廉政文化的创造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更迭给剥削阶级留下的深刻教训，是促使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廉政问题作出种种思考和努力的社会背景；历史上的人民大众对腐败制度的激烈反抗及其给统治阶级形成的巨大压力，是推动历史上廉政文化建设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对廉政、勤政人物的朴素情感，对廉政风尚的积极歌颂，对贪官污吏的无情讽刺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本身也是廉政文化的组成部分。

如同对待一切历史文化遗产一样，我们既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收，而是要勇于继承、善于继承、批判地继承。我们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历史价值的态度也应该如此。首先，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尽管有丰富的内容，也体现了历代有识之士对廉政问题的高度重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但是古代国家国体、政体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反腐倡廉的科学机制。因此，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现代化意义也只能从相对的角度进行考察。其次，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具体内容要作辩证的分析。例如，作为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的“民本”思想，其实并不是统治阶级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它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压迫而不可能改变制度本身。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激烈变动、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就充分说明了“民本”思想与统治阶级统治政策之间的矛盾。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中有许多从设官分职的角度加强廉政建设的思想，但却很少有对专制君主进行权力限制、监督的思想，即便有，也难以从制度层面得以实现。中国古代加强对官僚监察监督的思想内容很丰富，但这种监察监督往往是在维护专制主义权力运行机制下的思考，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的。剥削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这种权力交给社会，交给人民。又如中国古代廉政社会文化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和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人们对“清官”、“青天大老爷”的无限向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官”崇拜文化现象，这种廉政社会文化尽管有其积极意义，但其作用实际是有限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除了其历史局限外有无糟粕性的内容？我们认为也是有的。如廉政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以“忠君”、以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前提的，这与我们建设民主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某些官箴中虽不乏为政清廉的思想，但也有许多明哲保身的内容。总之，继承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优秀传统要把古代廉政制度文化建设与古代政治制度的本质特点区别开来，要把古代廉政思想家的优秀廉政思想与思想家的局限性区别开来，要把古代廉政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优秀成分与其中的糟粕区别开来。

近年来，在大力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同时，廉政文化建设也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尽管人们对廉政文化的内涵认识还不尽相同，但是以廉政文化来推动廉政建设并以此来拓宽廉政问题的研究无疑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廉政文化建设是当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在论及如何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同时，也大多注意到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传统的历史意义及其现代启示作用。的确，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它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祖先留给后世的一笔珍贵历史遗产。但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发展道路及其表现形态如何，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历史价值等等，仍然需要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这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廉政建设离不开中国的国情，离不开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简略的探讨，加深我们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认识，并对当代的廉政建设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