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后期宠信吐蕃人桑哥，他“以刑爵为货而贩之，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其昆弟故旧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元史》卷二百五《奸臣·桑哥传》，卷一百七十三《崔彧传》。元仁宗时，蒙古贵族铁木迭儿“居首相，怙势贪虐，凶秽滋甚……取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壖园地三十亩、卫兵牧地二十余亩。窃食郊庙供祀马。受诸王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毺币帛又计钞十余万贯。受杭州永兴寺僧章自福赂金一百五十两。取杀人囚张弼钞五万贯”《元史》卷二百五《奸臣·铁木迭儿传》。。元顺帝时丞相、秦王伯颜“专权蠹政，贪恶无比”，后死于谪罪外放途中，寄棺驿舍，有人在驿舍墙壁上作诗道：“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讥伯颜太师》。后来的首相搠思监也是“公受贿赂，贪声著闻”，“任情放选，鬻狱卖官”。《元史》卷二百五《奸臣·搠思监传》。行省官员，如元世祖时的湖广丞相阿剌海牙，“子侄姻党，分列权要，官吏出其门者，十之七八，其威权不在阿合马下”《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崔彧传》。。云南行省丞相铁木迭儿，“贪暴擅诛杀……夷与蛮相仇杀，时省臣受贿，助其报仇，乃诈奏蛮叛，起兵杀良民”。《元史》卷一百三十四《朵儿赤传》。元顺帝时的江浙丞相达识帖睦迩，“任用非人，肆通贿赂，卖官鬻爵，一视货之轻重以为高下”。《元史》卷一百四十《达识帖睦迩传》。

二、宗室外戚擅行令旨，纵下扰民

元世祖至元初，诸王只必铁木儿镇守西夏中兴行省，“其下纵横，需索无算，省臣不能支”，行省郎中董文用秉公执法，得罪了他的人，“王怒，召文用，使左右杂问之，意叵测”《元史》卷一百四十八《董文用传》。。诸王竟擅命下属讯问行省官员。原来，各地官吏不仅奉圣旨办事，对诸王、公主、驸马的“令旨”也是不敢怠慢，“使者传令旨，官吏立听”《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廉希宪传》。。元世祖即位后，限制王公贵族的权力，树立中央和行省的权威，但王公贵族擅行令旨，各地官员因畏惧或逢迎权势而奉行令旨的情况屡禁不止。元顺帝至正间，镇守湖广行省的威顺王，“岁尝出猎，民病之。又起广乐园，多萃名倡巨贾以网大利，有司莫敢忤”《元史》卷一百四十四《星吉传》。。“有司莫敢忤”，正是王公贵族骄横跋扈的原因所在。贵族子弟自然是“恣横不法”，家奴之类“怙势为民害”，也比比皆是。《元史》卷一百三十九《朵尔直班传》。元世祖至元年间，有西域人仰仗亲王的势力，“自称驸马，营于城外（按：北京城，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境内），系富民，诬其祖父尝贷息钱，索偿甚急。”该富民家人申诉到北京行省，行省新任平章政事廉希宪下令收捕该西域人，“其人怒，乘马入省堂，坐榻上”，气焰如此嚣张。廉希宪喝令手下把他关起来，亲王“为之请，乃稍宽，令待对，举营夜遁”。在亲王的庇护下，假驸马就这样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逃脱了惩罚。《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廉希宪传》。又如云南王，“王府畜马繁多，悉纵之郊，败民禾稼，而牧人又在民家宿食，室无宁居”《元史》卷一百二十五《赛典赤赡思丁传》。。王公贵族干预选官用人也很普遍。皇帝有“别里哥选”，而东宫、太后、皇后（其指令称懿旨），诸王、公主、驸马（指令称令旨），不仅在自己的宫院、王府、分邑享有用人权，还向中书省（尚书省）、吏部发号施令，插手人事任免。大德三年（1299年），成宗曾戒饬他们擅置官府，紊乱选法《元史》卷二十《成宗本纪三》大德三年正月。。武宗至大年间，尚书省（当时替代中书省成为真正的中枢机构）反映：“近奉圣旨、懿旨、令旨要索官阶者，率多躐等。”《元史》卷二十三《武宗本纪二》至大三年二月。

三、怯薛干扰朝政，颐指气使

怯薛亲近皇帝，本身又多为官僚贵族子弟，深受皇帝的信任与宠爱，实际居于以内御外、操控朝政的地位。他们扰乱朝政的主要表现，一是请托求官，二是擅传圣旨。至元二十年（1283年），诏“禁近侍为人求官，紊乱选法”《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九》至元二十年四月。。但实际效果并不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右丞相安童还上奏谏止近侍干扰选法：“今近臣伺隙援引非类，曰某居某官，某为某职，以所署奏目付中书施行。臣谓铨选之法，自有定制，其尤无事例者，臣尝废格不行。虑有短臣于上者，幸陛下察之。”［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丞相东平忠宪王》，中华书局点校本，1996年。

皇帝“倚近侍为耳目”，安童这样出身四怯薛长的蒙古贵族，都怕得罪怯薛近侍，其他官员对怯薛干政也就更无可奈何了。至元三十年（1293年），中书省臣奏“侍臣传旨予官者，先后七十人”，元世祖说：“率非朕言。凡来奏者朕只令谕卿等，可用与否，卿等自处之。”《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纪十四》至元三十年二月。原来是怯薛侍臣在皇帝面前替人求官，皇帝让交给中书省甄别选用，怯薛就口传圣旨让中书省授予官职。怯薛常奉使外出，“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玺书，口传圣旨，纵释有罪，擅籍人家，真伪莫辨。”元世祖知道后，惊问什么人敢这样做《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崔彧传》。。怯薛还为他人，包括商人，滥请使臣外出时所持的金虎符、金银牌符、驿券等《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纪一》大德十一年十二月。，这些人为虎作伥，在外胡作非为。此外，怯薛有优厚的俸禄、固定的赏赐，还不满足，常乘皇帝天颜喜悦之际，以各种借口奏请“赏赐回奉，奄有国家金银珠玉，及断没人畜产业”《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张珪传》。。他们奉使外出，地方官员“奉之甚侈”，稍有怠慢或馈献不足，便衔恨报复，“往往腾谤于朝”。《元史》卷一百八十五《韩镛传》。

四、官僚贵族鱼肉百姓

元成宗“元贞间，两浙盐运司同知范某阴贼为奸，州县吏以赂咸听驱役，由是数侵暴细民。民有珍货腴田，必夺为己有，不与，则朋结无赖，妄讼以罗织之，无不荡破家业者”《元史》卷一百三十一《拜降传》。。泰定帝时，张珪揭露武备卿即烈、前太尉不花诈称奉旨，令鹰师强收郑国宝之妻，又私分其家人和财产，“自恃权贵，莫敢如何。事闻之官，刑曹逮鞫服实，竟原其罪”《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张珪传》。。权贵们就这样有恃无恐地恣意妄为。遇到灾荒，有的官员不是积极拯灾救荒，而是乘机勒索，残害百姓。元中期的士大夫张养浩，“尝见一显官，于凶年市所部民子女，殆数十余人，美且壮者皆奴妾之，余将赂时要以希恩宠也”［元］张养浩《牧民忠告》卷下《救荒》“不可奴妾流民”条，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本。。

第三节贪污纳贿、营私舞弊之风盛行

一、贪贿公行

各级官吏贪污纳贿的行为具有普遍性。蒙古国时期，大汗、后妃“所委之人，唯能刻薄官民，阿附近要，肆为欺蔽，窃据宠权”［元］许衡《时务奏议》，见《元代奏议集录》（上）。。各地军阀世侯各自为政，任用私人。加之当时任职各地的各级官吏没有俸禄，贪污纳贿成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元世祖即位后，史天泽应召陈疏，请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察诸路，退贪残任贤能，颁俸秩养廉，禁贿赂《元史》卷一百五十五《史天泽传》。。但是，有元一代，买官卖官之风长期盛行，愈演愈烈。元世祖时的官僚士大夫胡祗遹说：“盗臣嗜利，贿赂公行，所取者良金、大珠、美女、名马、奇珍、异货，求官枉法者不得此货不能得官。”《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杂著·宝钞法》。他斥为“盗臣”的是刚刚败露的权臣阿合马。因“贿赂公行”，当时“铨调之法名存而实亡”，“钱多者其职切要，其禄厚，其官高，其日月经久而不迁转。……无钱者虽负德行才能、门阀勋旧，或任满而再不选叙，或莅任未半岁一岁，无罪而替罢，亦不录用，惟僻远荒邑职不切要者，或七八年十年无人交代”。《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杂著·民间疾苦状》。《元史》卷一百三十二《昂吉儿传》载：“江左初平，官制草创，权臣阿合马纳赂鬻爵，江南官僚冗滥为甚。”当时在江南行“海放之法”，白身无官的商贩、市民纷纷受宣敕进入官僚队伍，选法大坏。见赵天麟《论选法辨三德简八才》，收于《元代奏议集录》（上）。统一江南后，朝廷令原南宋官员持告敕赴省换授官职，贪官污吏乘机大发横财，“求仕者凭外省之咨，而外省贪饕尤其可畏，有钱者无告敕可以得咨，无钱者有告敕却不得咨。求仕之人有卖家丧业而卒不沾一命者，亦有全无根脚，大钱计会，白身而一旦受宣命者。亦有外省等官，将空头咨示旋来内省，寻趁有钱人员书填姓名；亦有内省官吏通同作计，公行添插人员。”《雪楼集》卷十《奏议存稿·吏治五事·取会江南仕籍》。成宗时，郑介夫揭露选法之弊说，吏部“公然卖阙，以阙之美恶，为贿之高下”，社会上流传着“使钱不悭，便得好官；无钱可幹，空作好汉”的民谣，戏剧舞台上演员戏谑“以有才为有财，以前资为钱赀”。买官的上任后罕有不贪的，“贪污而能委曲周旋以幸免于告讦者，比比皆是，如路总管李朵儿赤、刘斡勒之徒，历任之初，家无儋石之储，身有斡脱之债，今皆田连阡陌，解库铺席，随处有之。非取于民，何从而得？凡此者皆实贪污而未尝经告者也。及其满替，贪廉无别，一体给由求仕。彼贪污者，家计既富，行囊亦充，赴都纵贿，无所不至，每每先得美除”《上奏一纲二十目·选法》，见《元代奏议集录》（下）。。集贤院、翰林院官滥用保举路、州学官的权力，“乱保滋多”，求进者“但厚赂翰林集贤院，求一保文，或称茂异，或称故官，或称先贤子孙，白身人即保教授”［元］郑介夫《因地震论治道疏》，《上奏一纲二十目·养士》，见《元代奏议集录》（下）。。贪官污吏就这样横行天下。

胡祗遹说当时的府州司县官吏“不材者十盖六七，贪污害民者十盖七八”《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杂著·论沙汰》。《杂著·早政·保结之弊》条谓今日司县官吏“私徇贪污，十盖六七，习以成风”，见《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在一份圣旨中说，由于省、台官员“作贼说谎”，以致“大小勾当里行的都要肚皮，坏了勾当来”（［元］赵承禧撰《宪台通纪》“更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制”条，《宪台通纪（外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大小勾当里”就是各级官府，“要肚皮”就是索贿。至元中期，两淮转运使阿剌瓦丁坐盗官钞二万一千五百锭，盗取和买马三百四十四匹《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八》至元十八年闰八月。。成宗大德年间处治朱清、张瑄，中书省宰执中四个平章、左右丞各一人、参知政事二人因收受他们的贿赂被治罪《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大德七年三月。。成宗时，郑介夫请建义仓备灾荒，他说其实官入官出的常平仓最为良法，但现在不可行，原因是官场太腐败，“贪官污吏，并缘为奸。若官入官出，民间未沾赈济之利，且先被打算计点之扰，及出入之时，又有尅减百端之弊，适以重困百姓也”《上奏一纲二十目·备荒》，见《元代奏议集录》（下）。。元末明初人叶子奇说：“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句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把元朝官贪吏污的罪源全推到蒙古、色目人身上，倒也有失公平。元世祖曾感叹“蒙古人为利所汩，亦异往日矣”《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九》至元二十年四月。，审刑覆狱也未必靠得住。原来相对简朴纯实的蒙古人，掌握政权后，面对权利和财富的诱惑，很快与汉族等民族的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有恃无恐地贪赃枉法，确是事实。

二、吏胥舞文弄法

元朝县级及县以下基层政权中的吏胥为数甚大，与百姓的联系也最密切。由于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他们对百姓的危害也最为直接。张养浩在《牧民忠告》中说：“某尝为县，胥吏辈春则追农以报农桑，夏则檄尉以练卒伍，秋则会社以检义粮，冬则赋刍以饲尚马。其他若逃兵、亡户、逸盗，及积年逋税之民，动集百余，不贿不释。”《牧民忠告》卷上《御下》“省事”条。义仓管理的弊端突出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元朝在乡社设立义仓以备灾荒，立法不可谓不详备，结果却是“百姓困于义仓，民间但见其害，而不见其利，凶年饥荒而民不免于流离死亡”。时人认为原因在于有司“任法而不任人”，“不以荒政为心，但为黩货之具，委任失当”，故而“奸吏因缘为私”。具体说来，“其弊有四：一曰掌仓之弊。今之掌仓者，非革闲之吏贴祗候，则乡里无籍之泼皮请托行求、公纳贿赂投充是役，上以苟避差役，下以侵削小民，既以过费重赀，宁不贪图厚利？官司容其奸伪百姓，不敢谁何。二曰点检之弊。其有考满守缺司吏、官员门下亲知，或结托求差，或倚势分付带领仆从，名为计点义仓粮，盘绕乡村，呼集社民，需求酒食，索取赍发。厌其欲，则抄写虚数；忤其意，则苛细百端，遂科敛，社民粜卖义谷以为只待起发。前者既去，后者复来，所积之粮，十去其七。三曰出贷之弊。掌仓素非仁德忠厚之士，所储之谷平时先已侵用，至于出贷之际，预行插和糠秕、籺（秴）谷、砂土。及至支遣，小斗悭量。比及到家簸扬，所贷不到一半。丰年有米，则勒令民户承贷；凶荒之岁，则推称已贷尽绝。惟务肥己，不恤济人。虚装人户，具报官司，或立诡名交割。下次夤之受害，其何可言？四曰回收之弊。百姓贷谷未及半年，为之掌仓者既交割前界贷数，乃集不逞之徒，三五为群，遍绕乡村，催索逋贷。叫嚣隳突，需求酒食，何所不为！及至人户担夯到仓，一斗必收二斗，干人脚谷，上数科陪，满斗豪量，不夺不厌。稍涉分析，则云以后官司计点，亏折谁陪？若或不从，必是解官惩治。民之困于义仓，有甚于凶荒之岁者”［南宋］董煟原编，［元］张光大增修，［明］朱熊、陈龙正考订本《救荒活民书》，见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

第四节军事与司法领域的腐败

一、军事领域的腐败

元朝人说本朝“将帅袭其父祖旧部，例皆膏粱乳臭之子，声色是务，朘剥是习，至有不能挽弓者”［元］许有壬《至正集》卷七十七《公移·正始十事》，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承袭骄脆子弟，但知酒色裘马为华好”（［元］马祖常《石田文集》卷七《建白十五事》，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