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有的学者所说，贪污腐败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丑恶现象，腐败的主体是握有一定权力或负有某些职责的官吏，它不仅损害政府形象，而且危害社会肌体，进而危害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国家的稳定。因此，历代都无一例外地重视对贪污等腐败行为的防治，并力图从制定和完善立法上来加以保证。参见黄启昌《试论中国古代的反贪立法》，《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扬雄《解嘲》云，“《甫刑》靡敝，秦法酷烈”。《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靡敝”，指败坏；“酷烈”，指残暴。其意思是：礼法兼用的《吕刑》被败坏了，秦法独行而只有残暴的一面。《吕刑》规定了官吏贪赃枉法必受惩处，并指明如果不予严惩，天下就不会有廉明的政治。《吕刑》也用刑法的方式规定了官吏在审判案件时和运用法律时要公允、依法办事，如果贪赃枉法，受人求情请托，那么其罪责与罪人同等，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强调了用刑罚惩治腐败的必要性和严肃性。早在公元前九世纪我国就把反对贪赃腐败明确写入刑法，开创了运用法律反腐败的先河，这在中外反腐败史上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三、子产“铸刑书”和李悝的《法经》与六禁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公布的成文法。“刑书”是指刑法条文，“铸刑书”是子产将刑书铸造在铁鼎上，予以公布。“刑书”的具体内容已难详考，但其中含有限制贵族特权的内容，这无疑对贵族的腐败行为有一定限制。正因为刑书有限制贵族特权的条款，而且公布成文法的方式本身不利于贵族的独行擅断和任意刑杀，不利于奴隶主的专横暴虐行为，限制了奴隶主贵族“临事制刑，不预设法”的特权，因此子产的行为招致了一些贵族的强烈反对，认为铸刑书违背了“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的原则，破坏了周代的统一法度。《左传》昭公六年载：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子产铸刑书及其争论，在中国乃至世界法律思想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它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其次，它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缚，第一次肯定了公布成文刑法的“合礼合法”；最后，它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明确肯定了法律对于限制贵族特权的重要作用，为后来法家“一断于法”的理论创造了前提。

春秋战国之交各国都在变法，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加强法治力度。在赵鞅铸刑鼎之后，战国时期魏国李悝集各诸侯国立法之大成，编制《法经》。《晋书·刑法志》载：

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

《法经》原本已佚，但据《唐律疏义》可知，《法经》共有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盗法》、《贼法》是关于惩罚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财产的法律规定。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此两篇列为法典之首。《法经》所确定的以罪统刑、以总则统分则的体系,对中国古代刑法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参见武树臣《从“以刑统例”到“以罪统刑”——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变革》，《文史知识》1991年第2期。李悝在《法经》中创设的刑法原则,如“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刑事立法乃至刑法学的基本原则。《法经》中有“六禁”的规定，其中的“嬉禁”是关于禁赌的,“博戏罚金三布”；“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金禁”是关于受贿的规定，《法经》规定“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法经》对官吏“假借不廉”的行为也作了具体惩罚规定。另外还有“淫侈逾制”的规定,主要针对生活腐化,如果消费超过了与自己身份相当的水平,就要受到制裁。

第二节反贪防腐监察制度的萌芽

除了以法制形式反腐败外，先秦时期还产生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反腐败监察制度萌芽。监察形式多样，颇有成效，其中包括纳言与大监，史官监察，行政官、执法官兼领监察，行县制度，御使监察，言谏监督，举报制度等。

《尚书·舜典》记载：“帝曰：‘龙，朕堲（通“疾”）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这里所说的“纳言”，就是采纳民众讽说的机构。纳言官是辅助首领施政的一种立法监督，有助于首领纠正自己言论错谬或排除他人谗言。黄帝时，“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左右大监，就是黄帝派出的监察官，对属国行使监察权，这一制度成为后世设立监察御史的渊源所在。

先秦时期,完整的监察制度尚未形成,只出现为数甚少的监察职官,而且他们都是一身二任,并非专事监察。兼职监察官分为两类,其中一部分是史官兼领监察，另一部分是行政、执法官兼领监察。所谓史官就是记事、记言之官,传说黄帝时就有史官,舜置“纳言”。这一做法为后世所承袭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夏代,史官分左右,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周代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分。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见《礼记·玉藻》）。一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见《汉书·艺文志》）。参阅贾俊侠、赵静《左史、右史之名考辨》，《唐都学刊》2006年第3期。商代时史官已包括巫、史、作册等数职。至周代,史官员额显著增多,按周代制度,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位，构成了完整的史官系列。参见《周礼·春官》。

夏商周时期，人们十分信奉天（上帝）。殷人认为天至高无上，无论是自然界的日月星辰、春夏秋冬、草木荣枯还是人世间的君尊臣卑、生死夭寿、吉凶祸福、征战攻伐，无一不是由这个拥有绝对权威的至上神所主宰，因而“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到了西周，虽然出现了“惟命不于常”的观念，但对天的意志还是绝对服从的，因而西周统治者为了谨遵天命，袭用殷人凡事用卜，还注意体察民情以观天命，认为从民情可以窥见上帝对君主的厌弃和诚心。参见《尚书·康诰》。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政治家们设计出一套监督君王行政的制度，其中之一就是由史官把君王的言行，不分善恶地随时记载，并要在朝廷上公开出来，接受大臣们的裁制，最后还要把这些随笔记录的材料作为历史档案加以保存以昭示后人。李纯蛟先生认为这种做法在西周还可能与实行给谥制度有关。因为给谥要根据死者生前的行事。秦始皇即位后，明令废除给谥制度，其理由是“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参阅李纯蛟《直书的嬗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历史文献研究》第7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通过史官直书对君、臣的言行实施监督，这种体制的基本内容是：史官通过直书“书法”，要做到君举必书，善恶必书，对君臣实行纵向监督，使其不敢为非。

关于这种直书制度，先秦两汉文献里有不少记载。《汉书·艺文志》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礼记·玉藻》说：“（天子）玄端而居。动辄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论政，他认为：为了防止君王“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就必须有“补察其政”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史献书”。《大戴礼记·保傅》说得更为具体：“三代之礼，天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史官不仅通过直书对君王监督，还通过直书对王室成员进行监督。例如《诗经·静女》毛传说“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亦见于《后汉书》卷十《皇后纪》序。，《大戴礼记·保傅》说“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太子有过，史必书之”。《韩诗外传》卷五上说史官要“据法守职，不敢为非”。这种制度到西周时期，不仅在周王室，而且在各诸侯国都开始普遍实行。甚至有的卿大夫私家如晋大夫赵鞅也有直书司过之史。［汉］刘向《新序·杂事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战国时期齐国公子田文也有司过的史官。［唐］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商务印书馆“学生国学丛书”本。《韩诗外传》卷七云：“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周舍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过，而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岁有效也。’”卫国也做到了“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国语·楚语上》。。

春秋时期直书除了记功书过之外，还被赋予了更多的礼法意义，演变为一种“书法”，即一种道义和道德评判。西周末年，王室衰微，政出私家。春秋时期，礼乐崩坏。作为双向监督的直书制度和秉笔直书的史官“书法”，也同周礼一样，受到动摇和挑战。

《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国左史倚相求见申公子亹，但同样作为楚国史官的子亹以年老为名拒而不见，于是左史倚相援引卫武公年届九十五时依旧要求“史不失书”的故事，说明作为史官不要自视老耄，应尽史官之责，当谏则谏，为国事分忧。子亹幡然惊悟，惧曰“老之过也”，接受倚相的批评。又如：公元前659年八月鲁闵公死，因庆父为乱，直到九月僖公才返回鲁国即位。对此，《春秋》只书“元年春，王正月”。《左传》僖公元年解释之所以不书鲁僖公即位，“讳之也。讳国恶，礼也”。由此可见，过去那种善恶必书约束王权的直书制度，在鲁国也被抛弃了。

据学者们研究认为，行政官、执法官兼领监察的制度大约开始于周代。参见郝永富《先秦时期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略论》，《安徽史学》1999年第4期。周代开始设置“小宰”、“监”等职官。据记载,“小宰”掌握宫廷内执法纠禁的权力,集司法、监察于一身,或说是以司法官代行监察权。这一职务大概就是后来御史中丞的前身。至于“监”这一职务则属于地方性的行政、监察、军事长官,周武王灭商后非常担心其余部造反,便把自己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分别派到靠近原商旧都的东、西、北三块领地上,以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后来周公摄政时也曾派其兄弟监督殷地。“监”这一职务可能就是后来监郡御史的雏形。但监在周代并不是专职监察官,而是以地方行政官和军事镇守代行地方监察权。一般情况下，天子采取三种方式对大臣实施监督。参见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第一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一，派遣使臣。商代甲骨文中有“东吏来”、“乃令西吏”等记载。据陈梦家先生考证，东吏、西吏当指派至于东或西的使者。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520页。第二，以亲信诸侯国监察相邻的非亲信诸侯国。《史记·殷本纪》记载：“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周本纪》也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第三，天子巡行。三代君王常常带着随从人员省视诸侯国了解情况，其主要目的是进行监察。

战国时期各国在对地方官吏实行年终考绩的同时，还有一套自上而下的视察和监察地方行政的制度。国王、相国、郡守都必须经常到所属的县巡视和考察，叫作“行县”。例如赵武灵王“行县”，经过番吾（今河北磁县北），闻得周绍为“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于是问之以璧、赠送酒食而要求会见，周绍托病辞谢。后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赐给他胡服而任命为教导王子的“傅”。《战国策·赵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又如范雎由王稽藏在车中带进秦国，到湖关（今河南灵宝西北），遇见秦相魏冉“东行县邑”。《史记》卷七十九《范雎列传》。又如吴起为楚国宛（即南阳，今河南南阳）的郡守，“行县”到息（今河南息县），请教著名学者屈宜臼。隔了一年，吴起升任令尹，又行县到息，访问屈宜臼。《说苑·指武》。国王、相国和郡守到所属的县巡视和考察，访问著名人物，具有考核地方行政和了解民情的作用。

学者们注意到，除了在制度设计上加强对官吏的监察之外,春秋战国时期监察方式的变化还表现为监察独立性的增强。监察与行政有进一步分化趋向，开始出现带有专职监察职能的监察官吏,这些有专职监察职能的官吏有御史和谏官两种,其中御史监察朝政和百官，谏官则专司谏诤。御史原为史官,负责保管一国的文书档案及重要文件资料，后由于其掌记事、纠察之职，逐渐成为君主的耳目。春秋战国时期,御史的监察职能便随着政治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凸显独立出来，参见史永丽、吕文龙《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起源刍议》，《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虽然行政与监察尚未完全分离，但这一趋向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御史可溯源于西周,称小宰、宰夫或御史，分属天官冢宰和春官宗伯之下。据《周礼·春官》记载，“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周礼·天官》也记载：“小宰之职，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纠禁”，“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御史作为官名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记载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5·18·8号甲骨文上有“朕御史”。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6360号甲骨上刻有“方祸象取乎御史”。，有御史、朕御史、我御史、美御史和北御史等关于御史职能，陈梦家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商代御史与史、卿史等皆主祭祀之事，不掌监察。。

春秋战国之际,各国都有御史,但实际上只是相当于国君的机要秘书,“盖掌赞书而授法令”《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典》。。魏、韩等国在县令之下设有由国王派遣委任的御史。例如韩国安邑的御史去世，有人请求继任，向国王请示，国王说：应该按制度递补。《战国策·韩策》。吕祖谦《大事记》据此认为这是国君派遣御史监掌郡县，就是秦汉设“监御史”掌监郡的起源。参见杨宽《战国秦汉的监察和视察地方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战国以后，御史开始司职监察。《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淳于髡所以恐惧，是因为监察官在后，怕酒后失礼而被纠。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谏官制度。谏官制度也可称为给谏制度。根据史料记载,谏官制度起源也很早,《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氏掌谏王恶。”保氏就是西周时期的谏官，这证明先秦时期,我国已有了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