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在大力澄清吏治的同时，对那些忠于职守、为官清正者，亦予以表彰和奖励，甚至不次超擢。特别是政治相对清明的康乾之世，在崇儒重道、宏奖理学的政治氛围中，许多清官廉吏、理学名臣，相继辈兴，从而树立起一面正直官员的旗帜，于官场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昭梿曾指出：“本朝崇尚正道，康熙、雍正间，理学大臣颇不乏人。如李安溪之方大，熊孝感之严厉，赵恭毅公之鲠直，张文清公之自洁，朱文端公之吏治，田文端公之清廉，杨文定公之事君不苟，孙文定公之名冠当时，李巨来、傅白峰之刚于事上，高文定公、何文惠公之宽于待下，鄂西林之勋业伟然，刘诸城之忠贞素著，以及邵中丞基、胡侍郎煦之儒雅，蔡闻之太傅、傅龙翰敏之笃学，甘庄恪汝来之廉，顾河帅琮之刚，陈海宁、史溧阳之端方，陈桂林、尹文端之政绩，完颜伟、张师载二河帅之治河，杨勤恪公锡绂之理学，皆扬名于一时，谁谓理学果无益于国也。”《啸亭杂录》卷十《本朝理学大臣》。他如众所熟知的汤斌、于成龙等，也皆以清廉闻名于世。清圣祖对清官廉吏的褒奖，详参［清］章梫纂《康熙政要》卷十三《尚廉》。至于乾隆朝之倡导经学，一时儒雅立朝，重廉顾耻、品端行正者，更是不胜枚举。流风所向，正、邪判然两途。虽然官场腐败难以肃清，但有这些注重名教者的支撑，无疑对腐败的泛滥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当然，最高统治者对清官的看重，并不仅仅局限于其操守廉洁，而是更为注重他们的行政能力和实绩。清世宗曾说：“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洁为本。但封疆大吏职任甚巨，《洪范》所称有猷、有为、有守，三者并重，则是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安民察吏，兴利除弊，其道多端。倘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大。盖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皆称之。无所取于属员，而不能禁属员之不法，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亲戚犯法，则姑容而不行参革；地方之强绅劣衿生事，则宽待而不加约束，故大臣、绅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此则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夫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一味迁就，求容悦于人，自使内外之人誉之者多。若操守既更胜于他人，而又能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满众人之意，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加以评论。此风若不悛改，必至封疆大吏皆以实心任事、整理地方为嫌，相率而为苟且之计，吏治何所倚赖乎？”（《世宗宪皇帝圣训》卷六《圣治二》，“雍正四年七月戊戌”，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但不管怎样，统治者借清官廉吏树立官员的正面形象，其范型意义于官风士习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一影响反过来又促进了吏治的澄清。此一良性互动，有力地维持了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相反，一旦此一良性互动被打破，腐败现象就会愈演愈烈。晚清社会的不断衰败，就是一面可资鉴戒的镜子。

明清统治者在塑造清官廉吏政治形象的同时，也在一些制度或措施上对他们予以荣誉激励。其主要形式有：

其一，凡经考核被品定为优异，或政绩显著、功劳卓然者，不仅本人得到皇帝表彰嘉奖、升官晋爵，其父祖三代抑或子弟亦会得到相应的封赠、恩荫等荣誉。

其二，配享太庙，从祀文庙。作为国家祀典的一项重要内容，太庙之祀颇具政治象征意义，而文武功臣得配享之，无疑有着激励作用。如明太祖立功臣配享之制，即旨在对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报者，寄寓追思功劳之意。清代承之，以宗亲郡王配太庙东庑，文武大臣配享西庑，以显其功。与之相应，对一部分功勋卓著者，还专门设有专祠，以表彰之，如明代的功臣庙，清代的昭忠祠、忠义祠等。而作为文化脉系的象征，文庙祀典则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明清两朝既然以传统文化的继统者自居，故对文庙祀典甚为重视，他们不仅厘定往圣先哲的位次，还树立本朝的典型，以作为对臣工的激劝。

其三，稍次于太庙配享、文庙从祀的，是贤良祠和乡贤祠的设置。清世宗曾说：“古者大烝之祭，凡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者，皆列祀典，受明禋。我朝开国以后，名臣硕辅，先后相望。或勋垂节钺，或节厉冰霜，既树羽仪，宜隆俎豆。俾世世为臣者，观感奋发，知所慕效。庶明良喜起，副予厚期。京师宜择地建祠，命曰‘贤良’，春、秋展祀，永光盛典”，“各省会地建祠宇，凡外任文武大臣，忠勇威爱，公论允翕者，俾膺祀典，用劝在官。”《清史稿》卷八十七《礼志六》。此一理念，体现出统治者以荣誉整合人心的政治取向。在此导向下，各地方亦建立乡贤祠，以为一方之表率。

其四，千叟宴。召见、慰劳为官清廉、政绩显著者，是明清统治者激劝官员的一种方式，而康乾之世举行的千叟宴，更具典型意义。昭梿《啸亭续录》曾载：“康熙癸巳，仁皇帝六旬，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凡一千九百余人。乾隆乙巳，纯皇帝以五十年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凡三千九百余人，各赐鸠杖。丙辰春，圣寿跻登九旬，适逢内禅礼成，开千叟宴于皇极殿，六十以上预宴者凡五千九百余人，百岁老民至以十数计，皆赐酒联句。百余年间，圣祖神孙三举盛典，使黄发鲐背者欢饮殿庭，视古虞庠东序养老之典，有过之无不及者，实熙朝之盛事也。”《啸亭续录》卷一《千叟宴》。如此大规模地宴赐大臣，彰显出统治者笼络臣下的良苦用心，对官员亦起到了鼓舞作用。

其五，立传史册。名垂青史，对任何官员来说，都是一件心向往之的荣事。但要获得此一殊荣，就需勤于政事，造福民众，公而忘私，甘愿奉献，如此才会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从这一角度来说，正史中《循吏传》的设立，以及为某些清廉官员立专传，即为官僚群体树立了效仿的楷模。

以上数端，体现出明清统治者对清官廉吏社会效应的关注，这一积极努力，于遏制腐败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罚威慑手段的不足。

二、官员俸禄与用度养廉

官员俸禄的水平，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亦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动乱，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关涉吏治的澄清与否。如果过高，就会影响国家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如果过低，则会影响官员队伍行政积极性的发挥，甚至引发他们贪污腐败、暴征科敛种种弊端的发生。可以说，它是制约政治运作和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如何掌控这一政治成本支出的度，是统治者不得不予以综合考虑的大问题。

明朝官员的待遇，除立国初年曾短暂继承前代职田制，实行“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日知录》卷十二《俸禄》。外，其后则一直奉行“官仰俸薪，别无给赐，郡邑所在，田皆起科，亦不闻有公田之名”［明］于慎行《谷山笔尘》卷九《月俸》，中华书局，1984年。的俸禄制。此一制度，肇始于洪武四年（1371年），十三年（1380年）改革官制后，一度更定，至二十年（1387年）再度调整，遂成一代定制。详参《明太祖实录》卷六○，洪武四年正月庚戌条、十三年二月丁丑条、二十年九月丙戌条；正德《明会典》卷二十九,《户部十四》；《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一》，卷八十二，《食货志六》；《明会要》卷四十三《职官十五》。按：《明史》、《明会要》所系洪武定制为二十五年，与《明实录》异。其数额，自正一品月米八十七石，依次递减有差，至从九品为月米五石。这一基准，从整体上来说，较十三年所定偏低，而略当于四年的水平。就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消费水平而言，这一基准虽然不及前代丰厚，也基本上可以满足官员的生活需要。王琼曾说：“国初定制，百官俸给，皆支本色米石，如知县月支米七石，岁支米八十四石，足勾养廉用度。”［明］王琼《双溪杂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但问题在于，定制后的俸禄并没有随社会的发展而适度地加以调整，以致造成官员俸薪偏低、不敷所用的困境。而随着支付折色的变化《明史》载：“洪武时，官俸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成祖即位，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则米钞兼支，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官卑者支米十之六、八；惟九品、杂职、吏、典、知印、总小旗、军，并全支米。其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仁宗立，官俸折钞，每石至二十五贯。宣德八年，礼部尚书胡掌户部，议每石减十贯，而以十分为准，七分折绢，绢一匹抵钞二百贯。……而卑官日用不赡矣。正统中，五品以上米二钞八，六品以下米三钞七。时钞价日贱，每石十五贯者已渐增至二十五贯，而户部尚书王佐复奏减为十五贯。……官员俸给凡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有三：曰月米，曰折绢米，曰折银米。月米，不问官大小，皆一石。折绢，绢一匹当银六钱。折银，六钱五分当米一石。其折色有二：曰本色钞，曰绢布折钞。本色钞十贯折米一石，后增至二十贯。绢布折钞，绢每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卷八十二《食货志六》）此仅是其变化大概，实际情形更为复杂，详参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第八章第四节，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4—462页。，官员的实际收入受到很大影响。顾炎武指出：“盖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原注：崇祯中粮一石至折银二两），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日知录》卷十二《俸禄》。一语道出其间的症结所在。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实行折色有其合理性，但关键在于折色的比率是否合理，如果违背了等价折合的原则，就会成为弊政。而即使折合合理，如果基准一成不变的话，也不会改变俸禄偏低的窘境。明代官俸之薄问题的凸显，根源即在于此。既然俸禄不敷所用，官员自然要另辟生财之道，以供各种支出及应付官场的送往迎来，老百姓最终成为他们盘剥的对象。如此一来，形形色色的腐败花样迭出，从而加剧了吏治的混乱。

清朝之俸饷，大要有如下六类：宗室王公俸禄之制，公主以下额驸俸银之制，世爵俸禄之制，百官俸禄养廉之制，外藩俸禄之制，兵饷之制。而作为行政主体的百官的俸禄，其基准对政治运转具有重要的意义。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依照明万历《会典》之数，定文武百官俸银之数，自正一品文2155两、武95两，至从九品文195两、武官试百户67两；禄米之数，“文自一品至九品，武一品至试职，俱十二石”；又柴薪银，自一二品内阁大学士144两，至九品12两，各有差等。后经顺治十年（1653年）调整，“俸米视俸银，每银一两给米一斛”；至十三年（1656年）规定：“在京文武官俸禄，不论满汉，照品支给，裁汉官柴薪银”，正从一品俸银180两、俸米180斛，减至从九品，其额为俸银315两、俸米315斛，至于外官俸银，则视京官一律按品给发，但不支禄米。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二《国用考四》“俸饷·百官之俸”。又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九《户部俸饷文武京官俸禄》。清代官员的正俸，自此成为定制。不过，需指出的是，定制后的汉官俸米并未马上付诸实施，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后才兑现。参见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第542页。

而对地方官来说，除正俸之外，顺治四年（1647年）尚规定给予远远超出正俸的“薪、菜、烛、炭、心红纸张、案、衣、家具、修宅等银各有差”，但随后不断被裁除，唯有心红纸张银直至康熙朝平定三藩之乱后保留下来。依照当时的消费支出水平，官员的正俸本不宽裕，裁减柴薪银、蔬菜烛炭银后，其用度愈显不足。用度不足的结果，是官员们各寻敛财之道，“若督抚势必取之下属，所以禁贪而愈贪也。夫初任不得已略贪下赃，赖赃以足日用，及日久赃多，自知罪已莫赎，反恣大贪，下官行贿以塞上司之口，上司受赃以庇下官之贪，上下相蒙，打成一片”，以致“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清］蒋良骐《东华录》卷九，中华书局，1980年点校本，第151、152页。。

虽然官员贪赎原因众多，但俸禄的有限，却是引发其腐败舞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此一情形，尽管有一些官员注意到，并提出增加俸禄的呼吁，然清廷却没对此问题的严重性给予相应的关注。直到康熙朝后期国库亏空愈演愈烈，几至不可收拾时，俸禄制度的改革才不得不提上政治日程。雍正朝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推行，即因缘于此。

作为正赋之外的科派，耗羡的征收自唐中叶以来即已存在，明代名目更为繁多，清朝定鼎中原后，承续了这一做法。征收耗羡，本为弥补正税钱粮损耗，虽非正项，然朝廷为调剂官员常俸之不足，亦不得不予以默认，而成为一种不成文的陋规。但问题是，随着地方官吏的无厌贪求，其数额有每两加增二三钱，甚或五六钱者，其中大部分被官吏中饱私囊或馈送上司，只有少部分充做办公之用。如此一来，不仅于国库无补，甚且导致官吏借此为名，更加肆无忌惮地科敛，成为病民的一大问题。

康熙朝后期，有的官员针对这一问题，曾提出耗羡归公加以遏制的想法，但圣祖在宽大为政心理的笼罩下，以“加派之名，朕岂受乎”《石渠余记》卷三《纪耗羡归公》。为名，不予采纳。及世宗即位，面对康熙朝留下的国库亏空、官员贪污腐败的烂摊子，为澄清吏治，遂于雍正二年（1724年）断然推行耗羡归公政策，将其加以规范化管理。归公后的耗羡，分作三种用途：一为弥补亏空，二为办公经费，三为官员的养廉银。此即世宗“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二，雍正二年七月丁未条。思路的制度化。养廉银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正俸不敷用度的困境，亦规范了耗羡率，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吏治的澄清。不过，由于事属草创，雍正朝各地官员养廉银的数额差别很大，屡有变更，尚不划一，有待规范。高宗曾指出：“各省督抚养廉有二三万两者，有仅止数千两者，在督抚俱属办理公务，而养廉多寡悬殊，似属未均。”有鉴于此，高宗遂提出：“酌量地方远近、事务繁简、用度多寡，量为裒益。”《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乾隆十二年五月己亥条。自乾隆十二年（1747年）始，清廷对地方各级官吏养廉银的额度加以调整，使其有了一个大体统一的标准。而随着养廉银制度的推行，京官低俸问题愈益凸显出来。为解决这一差异，清廷遂推出双俸制（恩俸制的推广）参见《中国俸禄制度史》，第548—557页。，“又在各省解部银两和户部三库赢余银中，拨出一定的数额，以为养廉之用”白钢主编，郭松义、李新达、杨珍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第570页。。

养廉银和双俸制的出台，不仅大大改善了官吏的待遇，而且对科敛勒索、收受陋规等不法腐败行为亦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也应看到，相对于原先侵吞的数额庞大的耗羡和收受的数目惊人的陋规，养廉银的施行也只能养廉者之廉，而对贪污腐败者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乾隆中后期贪污腐败的盛行，昭示出养廉银制度效果的有限性。而随着“摊捐养廉”和晚清“停减”养廉或“减成”发放养廉举措的实行，官员的待遇实质上已打了折扣，吏治之不清，此亦一诱因。参见《中国俸禄制度史》第九章第三节，第567—569页；申学锋、张小莉：《晚清官俸的减扣与吏治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7月26日。清高宗当年规范养廉银和双俸制时，曾希望借此令官员“用度从容，益得专心于官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四十九《户部·俸饷·文武京官俸禄》，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浙谣亦称：“民皆易化能知耻，官不难清有（一作给——原注）养廉。”［清］金埴《不下带编》卷三，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但制度建构与现实运作的差距，亦只能成为空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