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正气不张权钱交易、用人不公、贪婪奢靡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正气不张。钱能使鬼的著名《钱神论》就形成于奢靡盛行的西晋时期，此文虽多愤世嫉俗之语，却是西晋后期“纲纪大坏”的写照，也是政权即将倾覆的征兆。《晋书·惠帝纪》曰：“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释时论》，南阳鲁褒作《钱神论》，庐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时之作也。”《晋书·鲁褒传》亦曰：“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传中还对此文进行了载录，将金钱与世风的颓废描写得淋漓尽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正气不张的社会风气。

正气不张与他们的价值观的缺失不可分离。秦二世认为“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这种人生观支配下的腐败秦政就可以想象了。鱼弘在南朝梁历任太守，经常对人说，我做官所到之地要“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并且言道：“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梁书》卷二十八《鱼弘传》。大丈夫在世上如同一粒灰尘落在弱草上，就像白马穿过细小缝隙，太快了，不追求富贵欢乐还等到何时呢！这种追求享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仅存在于南朝高官们的身上，也存在于南朝许多皇帝们的身上。唐朝著名诗人李山甫对此用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总结：“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苔烟草石城秋。”［唐］韦縠《才调集》卷三引李山甫《上元怀古》，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有这样的天子和臣子，南朝各代的江山怎么能守到头呢？

还有许多官吏以勤政为俗务，以空谈、交际为高尚。东汉后期士人不以“学问为本”，专门以“交游为业”，《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董昭传》。交际的对象是富人贵者，交际时“急于目前，见赴有益则先至，顾无用则后背”《潜夫论·交际》。，即一切以实用为标准，对自己有用的人就先去交际，对自己无益的人就甩在脑后。一些踏实做事的人反而受到歧视，如东晋卞壶因“勤于吏事”《晋书》卷七十《卞壶传》。，名士多不与他交往，南朝梁何敬容为宰相时“独勤庶务”《梁书》卷三十七《何敬容传》。，被名士们鄙视。

这些风尚下，官吏们不仅不按律法政令行事，甚至丧失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忠信不守、弄虚作假、寡廉鲜耻、纵欲无限、昏聩自傲、迎来送往、唯利是图。失去基本的为政价值观、人生观，整个社会就会正气不张，萎靡不振。

（二）腐败与历代王朝灭亡

我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被人民起义推翻，有的被外族灭亡，有的被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阶层所替代，但究其根源，其灭亡无不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腐败导致王朝衰亡，严重的腐败导致王朝速亡，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上述历代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概括起来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活腐败，主要指统治阶级成员以权力为基础，贪婪无度地攫取钱财物，追求极度的物质享受，是个人私欲超越了社会常态和法制而产生的腐败行为；二是权力腐败，主要指侵犯、滥用、践踏公共权力，如独断专横、用人不公、权钱交易、权权交易、越权专权等，本质上是个人私欲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的腐败行为，严重时导致国家机器无法有效运转，失去控制，公共权力演化成谋求私利的工具；三是在生活腐败与权力腐败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气的腐败，表现为某些重要社会群体的集体性腐败，甚至呈现出向基层民众转化的趋向，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严重扭曲。这三个方面问题都会对王朝的灭亡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1生活腐败与王朝衰亡

剥削制度下的统治阶级中，虽有贤明的君主和洁身自好的廉洁之士，但从总体上看，上自君主下至小吏，追求生活的腐化是一种常态。夏禹一生勤劳节俭，到了第二代启，变王位禅让为世袭制后，便好声色。第三代康，“娱以自纵”，发生了系列内乱。到了孔甲时，“好方鬼神，事***。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史记》卷二《夏本纪》。，夏政权开始衰落。夏桀，“乃大淫昏”《尚书·多方》。（《尚书》以及《诗经》、《礼记》、《左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均用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并参考其他权威点校本。），“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卷二《夏本纪》。，夏朝也就走向了它的终点。商汤鉴于夏亡的教训，实行仁政，也意识到腐化风气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然而，商汤之后，太甲即“颠覆汤之典刑”，遂有“三风十愆”等***之政。到后期盘庚迁殷，其原因之一是旧都“奢侈逾礼”《尚书·盘庚上》郑注。。商末，纣王是继夏桀之后第二个昏淫残暴的君王。史载他“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史记》卷三《殷本纪》。。商纣王所重用的奸佞费仲、恶来，都是好利、善谗之徒。周文王被囚，周人设法求到奇珍异宝、美女、良马，通过费仲进献，纣王大悦，便释放了文王。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贿赂，而贪贿者竟利令智昏，放虎归山，终于自取灭亡。史书记载夏商时期最高统治者的“自纵”、“不务德”、“逾礼”，实际主要指的是他们追求极度的生活享受。最高统治者的严重生活腐化，是夏商灭亡的很直接原因。

西周建政之初，周公等人勤于政事，以殷亡为鉴，初步拥有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对统治阶层的奢靡生活有了一定的警惕，从而使政局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但贪图享乐的生活腐败之风不可能就此被遏制。周厉王为贪图享受而实行山林川泽的“专利”政策，国人敢怒不敢言，召公警告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吕氏春秋·恃君览》。，但他仍一意孤行，最终导致国人暴动而推翻了他的统治。这是三代史上著名的事件。《诗经·桑柔》言“大风有隧，贪人败类”，据说就是讽刺厉王的。宣王一度中兴，但继承者周幽王又是一个昏淫之君，他贪图享乐，喜好声色，最后身死国灭，西周王朝灭亡。“烽火戏诸侯”的成语典故，说的就是周幽王的腐败行为。参见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上卷第一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关于夏、商、周王朝灭亡与君主腐败的内在关系，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此均有评论。《尚书》中《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等篇记载周公多次详细总结夏、商、周政权变革的历史，认为统治者如果对天帝失敬、行为放纵、贪图安逸、弃德任刑、残害无辜，都会被上天遗弃并降下惩罚，转移天命。上天密切地关注着人世，特别是监督人间统治者的统治行为。在这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天命敬畏的过程中，关于君王之德，尤其是对统治者生活放纵、贪图安逸、弃德任刑、残害无辜等失德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认识尤其深刻。

《国语·周语上》记载周惠王问内史过“神降于莘”之事，内史过借机发表了一段议论。内史过说：“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内史过的议论是在借天神之口规劝周惠王要广施惠政，不可贪冒淫辟。内史过将国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刑矫诬等腐化行为与亡国联系在一起，这是对腐败危害十分深刻的认识。墨子也看到统治者荒淫享乐对国家的危害，警告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

对夏、商、周三代灭亡因素的探讨，学术界虽有不同认识，但大都无法否认这三代最高统治者的荒淫无度之生活腐化对王朝的危害性，甚至视其为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参见张海涛《试论夏朝灭亡的原因》，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最高统治者的生活腐化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其生活腐化并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往往会加重剥削和压迫民众，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当这种矛盾与一定的社会矛盾或政治矛盾相碰撞时，就极易成为王朝或统治灭亡的导火索。历史地看，任何王朝灭亡因素的出现，似乎都可追溯到统治者的生活腐化，或与其有直接关系，或与其有间接关系，总之难以脱离内在的关联。尤其在没有形成权力制衡的三代，君主生活腐化对王朝灭亡的影响更为突出。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是三代王朝灭亡的最大诱因，这是没有问题的。

历代不乏对统治阶级生活腐化提出批评的史著，且往往与国家之衰亡相联系。《左传》是一部解释《春秋》的历史著作，但作者对春秋时期各国统治阶级的生活腐败也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揭露，并将这种行为归咎于“失德”，展现了那个时期的反腐败思想。《左传》桓公二年记载，鲁桓公收受宋国贿赂的“郜”之“大鼎”,并“纳之大庙”。对于这种“非礼”的行为,鲁大夫臧哀伯谏曰:“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太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将受贿而来的“赂器”放在太庙陈列，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更能昭示百官呢？如果百官仿效，君主又如何处置呢？《左传》的作者列举了许多因生活腐化而亡国、衰国的教训。卫懿公淫乐奢侈，喜鹤，并授其禄位。狄人来伐，国人说，让鹤去抵抗吧，它有禄位，结果卫懿公身死国灭。《左传》闵公二年。“楚人城州来”，即在州来之地筑城，修建“宫室无量”，人民“劳罢死转”，楚大夫沈尹戌说“楚人必败”。《左传》昭公十九年。晋灵公“厚敛以雕墙”，不听劝谏，国力大伤，致使晋国无法与楚国相争。《左传》宣公二年，《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我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统治者因生活腐败而导致政权衰亡的事例不胜枚举。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咏史》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黄世中选注《李商隐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第61页。

，这一名句概括了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奢华腐化生活对国家王朝衰亡的深刻影响。

为官者的生活奢侈是缺乏官德的一种表现，而“官德”是一种与权力相连的特殊职业道德，故包括君主在内的为“官”者必须有德，且要视道德情操比生命更重要。德的根本首先是俭。“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西汉思想家刘向在《说苑·贵德》中反复说明国家兴亡与君德的关系：“夫人臣犹贵仁,况于人主乎?故桀、纣以不仁失天下，汤、武以积德有海土。是以圣王贵德而务行之。”又说：“王者盛其德而远人归,故无忧。”刘向十分反对奢侈,讲究实用，《说苑·反质》专讲崇俭戒奢,其中如“以俭为礼”、“君子以德华国”、“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等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新序》卷六有专篇《刺奢》，文中列举了夏桀、商纣王等历史上奢侈纵欲的人和事，并借当时谏臣之口，对这些奢侈纵欲的行为进行批评，得出了奢侈纵欲必然导致亡国的结论。虽然这些评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借事宣道之痕迹，有些抬高君德对政权存亡的影响力，但基本上是对以往历史的一种总结，其中的真知灼见值得后人重视与警醒。

2权力腐败与王朝灭亡

权力腐败是权力主体滥用公共权力以获取私利，从而给政治肌体造成严重损害甚至促其灭亡的一种腐败行为。相比生活腐败，权力腐败是更深层次的腐败。如果说三代的权力腐败还主要表现在最高君主身上，并带有制度性特征的话，那么进入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封建社会后，由皇权控制的各级官僚管理着整个社会，政治权力已无孔不入。由于传统政治权力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绝对性，以权谋私成为普遍现象，也是最为严重的腐败现象。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虽然并不一定都与生活腐败相连或相似，但运用公共权力为个人、家族及各种社会关系谋取私利的本质特征，使其危害不仅不逊于生活腐败而且更为严重。当然，权力腐败并不是独立于生活腐败之外的，而是与生活腐败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对当权者来说，生活腐败往往是权力腐败的先导，而权力腐败的背后，往往伴随着生活的腐败。

权力腐败与王朝衰亡自古就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一是皇权自身所引起的权力腐败。秦始皇一生为政很勤奋，作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但他是一个高度专权又刚愎自用的人，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和永远占有，导致他不仅生活奢靡，而且独断专横、贪戾暴虐，打击一切威胁与危害其政治权力的异己力量。时人言：“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统一的巨大成功使秦始皇的权力欲望急剧膨胀，已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的绝对专权了。这种刚愎自用的专权，已不可能保障其决策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这对刚刚形成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秦王朝的统治来说无疑是致命性的。权力腐败背后的生活腐败如影随形，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完全是为了生活的享受，它们耗费了巨大的民力，把秦王朝推向了灭亡的边缘。秦虽亡于二世，但其渊源实始于秦始皇，正如汉初政论家贾山所说：“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就秦的灭亡来说，权力腐败，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的权力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二是由皇权独尊而引发的假借皇权所产生的权力腐败。从制度层面来说，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皇权虽属于其个人，但又具有延伸性，皇帝亲戚及周边的人，都可以假借皇权而产生权力腐败。当皇帝有为并能识人纳谏时，他尚能控制住自己的权力而不被滥用，而当皇帝年幼或昏庸时，就可能会从皇权延伸出诸如外戚、宦官、权臣等专权的政治现象，这些人的权力实际来自于假借皇权而不是他们自身所拥有的权力。他们的专权虽不能说都与权力腐败画等号，但从我国历史来看，由此产生的权力腐败却是相当普遍，与王朝衰亡同样有着更深、更广、更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