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也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在“大同之世”，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私有制，应该说没有腐败产生的物质基础。但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社会发展进入了“小康之世”，腐败就有了产生的条件和土壤。

从大同社会发展到小康之世，由于物质还不丰富，制度尚不完备，腐败还只是表现为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攫取不正当的物质利益，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古史传说在三代小康社会前夜，产生了一些残暴无德、贪得无厌的“贪人”。

四凶对四凶的说法文献记述不尽相同。《尚书·舜典》云：“流共工于幽洲(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宋］蔡沈《书集传》云：“《春秋传》所记四凶之名与此不同，说者以穷奇为共工，浑敦为兜，饕餮为三苗，梼杌为鲧。”相传为尧舜时期四个恶名昭彰的部族首领。《左传》文公十八年载：“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这四凶的名字都是当时人民对那些腐败者的贬称、恶称。“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谓之浑敦；“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谓之穷奇；“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谓之梼杌；“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餍。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谓之饕餮。《左传》文公十八年。商周时期的许多青铜器上都铸有饕餮纹，饕餮纹也称兽面纹，一般都是有首无身，形象贪婪凶狠。《吕氏春秋·先识》篇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将饕餮铸于青铜器上，并形以凶狠之貌，表明当时人们对贪婪凶狠的饕餮的痛恨厌恶之情，并以之作为贪婪者的鉴戒。所以宋代《宣和博古图》指出，一些青铜器“三面状以饕餮，所以示戒也”。《韩非子·亡征》中也指出：“饕贪而无厌，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正字通》也说：“古器有饕餮，重腹羸面，坐则似人，下有若承盘者。敦彝器止有兽面无身，皆以寓戒也。”由此可知，商周青铜器上所铸贪婪凶狠的饕餮，不仅仅是一种装饰，也不仅仅只是帝王威严的象征，或仅作为禳灾辟邪之用，而更重要的是对凶恶贪婪者的一种警戒，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早期的反贪意识。其实四凶都是部落联盟首领的纨绔子弟，他们分别是帝鸿氏之子、颛顼氏之子、少皞氏和缙云氏之子。他们依仗家族的权势，无恶不作，是典型的利用权势获取私利的腐败者。

夏启建立夏朝后，还能承继禹的作风，其子太康即位后，已完全丧失了夏启那种克勤克俭的政风，出现了生活荒淫、朝政松弛的政治局面。就在太康外出打猎游乐时，有穷氏首领后羿乘机入侵，自称君长，太康有家不能回，史称“太康失国”。《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返国”。正是因为太康生活荒淫，政治腐败，从而使夏朝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缘。屈原看到楚王的荒淫腐朽，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借“夏康娱以自纵”的历史教训来劝谏楚王。纵欲亡国，是屈原考察历史后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史记·夏本纪》说：“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羲氏、和氏显然是典型的腐败者。夏朝的末代君王叫“桀”，桀的原名叫履癸，因为他治国残暴，被谥为“桀”，《史记集解》说“贼人多杀曰桀”。《史记·夏本纪》载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正因夏桀暴虐百姓，才被汤所败，被放逐到鸣条。

商朝建立后，商汤从夏朝灭亡的教训中意识到贪婪淫逸的严重危害，采取了一些诸如反复告诫等措施予以防范。参见《尚书》中的《汤誓》、《汤诰》、《伊训》等篇。但是，政权传到商纣王关于商纣王是否是暴君，历史上也有一些不同说法。《史记·殷本纪》谓纣“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脯鄂侯”，“剖比干，观其心”。《汉书·古今人表》将他的人品列为下下。在正史、笔记、戏曲、中，随处可见殷纣王荒淫残虐的记载。但是，孔子的学生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顾颉刚撰《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越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顾颉刚为此作了详尽的考证，认为妲己的形象来源于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纣王淫暴，出于《封神演义》等的艺术加工。1960年，郭沫若在《新建设》撰发《替商纣王翻案》，认为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对古代中国的领土开拓有贡献。王慎行在《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上发表《纣为暴君说献疑》，对暴君说再次提出质疑，可参考。时，政治腐败至极，终于导致商朝的灭亡。《史记·殷本纪》载，商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家为商纣王腐败终致亡国感到叹息：“帝辛***，拒谏贼贤。九侯见醢，炮格兴焉。黄钺斯杖，白旗是悬。哀哉琼室，殷祀用迁！”《史记》卷三《殷本纪》注引“索引述赞”。这些话的用意也是让后来的统治者引以为戒，不要重演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的历史悲剧。

公元前11世纪，代商而建的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国家，西周的礼乐文明把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度推向鼎盛时期。西周建立后，夏桀成了周初巩固政治统治的反面教材，周公反复说明夏桀的淫逸和暴虐与夏朝亡国之间的关系。成王十一年，奄人叛周，成王亲征平定叛乱之后，自奄地回到镐京，在宗周写下了《多方》，告诫天下诸侯。《多方》告诫殷民多方、多士和诸侯说：夏、商淫昏骄逸，天人共弃；而周善承天意，要服从周王之政，安居乐业，并反复叮嘱诸侯们要施善德。因此，西周前期的统治者还颇注意敬天保民，克勤克俭，明德慎罚。史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卷四《周本纪》。但是成康以后，王朝日益走向衰败，其中腐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周的腐败主要表现为最高统治阶层的贪婪和好大喜功。如昭王南征、穆王伐西戎不仅激发了西周与周边民族的矛盾，也加重了社会负担。周厉王“专利”，重用荣夷公聚敛财富，加重了“国人”的负担，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但是厉王却采取高压政策，用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史记》卷四《周本纪》。这种压制言论的做法引起了更大的民愤，引发国人暴动，赶走了厉王，厉王出奔于彘。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幽王宠爱褒姒，废申后，去太子，任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引起国人怨恨，社会动荡，申侯与缯国联合犬戎攻杀幽王，西周灭亡。近年在陕西扶风出土的青铜器上记录了公元前873年（厉王时期）的一桩西周官吏腐败案。一名名为琱生的贵族因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周王指派召伯虎负责查办此案，前往琱生的领地调查。琱生极为害怕，便向召伯虎的父母行贿，送去了青铜壶、大玉璋。召伯虎答应了琱生的请求，宽宥琱生。为表达感谢，琱生给召伯虎送去贵重的礼器圭。这位召伯虎就是历史上曾说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语的西周著名大臣，真是令人寻味！

贪欲一旦与权势相结合，产生的腐败便可能导致灭宗亡国的后果。夏、商、西周的历史发展深刻证明了这个无情的结论。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期的贿赂之风

贿赂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一种伴生现象，也是腐败的重要表现之一。行贿与受贿的行为和风气严重侵害社会肌体，破坏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另一种具有权威与能力的现实物——官吏要比神更具有实际意义，崇尚神、贿赂神不如崇尚官吏、贿赂官吏来得直接顺当，于是贿赂之风兴起。贿赂有两个条件：其一是行贿者须是自由人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利益期望；其二是受贿者不仅有一定的权力，还应该是一个欲望贪婪者。这两个条件结合到一起，贿赂就发生了。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也是贪贿风气较盛行的时代。各诸侯国为了生存与发展，各显神通，其中贿赂成为各诸侯国经常使用的政治手段。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桓瓜分了鲁君的军权。孔子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孔子仕鲁，齐国惊惧，恐鲁强而兼并自己，遂采大臣黎之计，以美女歌伎八十名、骏马一百二十匹贿赂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鲁国也从此逐渐走向衰亡。

伯嚭是春秋晚期人，出身于楚国一个贵族家庭，后因家难逃仕于吴，得到吴王宠信，屡有升迁，直至宰辅。伯嚭为人，好大喜功，贪财好色，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安危，内残忠臣，外通敌国，使吴国在拥有优势条件下，丧失有利时机，大败于越，逐渐走向衰亡。勾践灭吴后，伯嚭被越王勾践诛杀，其罪名是“不忠于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也”。《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

关于其贪，《国语·越语上》记载勾践被困于会稽山,无以自保，只好“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史记》对伯嚭贪贿害国的行为及其丑恶形象有进一步的论述。如关于伯嚭贪财，司马迁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有多次铺陈叙述。如在《越王勾践世家》中说“勾践乃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嚭。嚭受,乃见大夫种于吴王”；在《伍子胥列传》中说“越王勾践乃以余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之上，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求委国为臣妾”；“其后四年，吴王将北伐齐，越王勾践用子贡之谋，乃率其众以助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太宰嚭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吴王信用嚭之计”。关于伯嚭的佞，孔子弟子子贡这样说：“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伯嚭作为吴国重臣，为了一己私利，不仅不规谏吴王的过错，反而不断站在越国的立场上为越国说话，在司马迁看来，这是有违君臣之道的。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中还详细记载了伯嚭中伤伍子胥，并置其于死地的过程。伯嚭向夫差说:

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于齐也，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

这段话鲜明表现了伯嚭心机之深，用意之毒。可怕的是,伯嚭向夫差剖析了伍子胥的性格心理。因此,他推论伍子胥有可能谋反,更容易打动夫差。本来对伍子胥就存有不满的夫差信以为真,赐死了伍子胥。伍子胥死后不久，吴国即被越王勾践灭亡。

《说苑·政理篇》记载，晏子受齐景公之命治理东阿，上任伊始，便实地调查，了解民情，制订方案，亲自指挥修筑道路，开垦荒地，维护社会治安，净化民俗民风，惩治懒人恶人，处事不卑不亢。经过三年的精心治理，东阿出现“属托不行，货赂不至”，社会安定、百姓乐业的局面。而此时，许多“佞人”四处告状，状告晏子治理不力，没有政绩，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晏子第二次治阿，不修路，不理事，不惩治懒人恶人，决狱断案袒护豪强，“属托行，货赂至”，但赞誉之声却传遍了全国。晏子前后治阿不同行动和效果虽然带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齐国贿赂之风盛行的历史事实。

贿赂在《左传》中俯拾即是，其运用在外交目的上大致有四种情况：第一是大国向小国索贿。《左传》桓公十三年载：“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庄公二十八年载：“春，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第二是小国向大国行贿求全。《左传》宣公十四年记载了孟献子的一段话：“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聘而献物，于是有庭实旅百；朝而献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货，谋其不免也。诛而荐贿，则无及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又记载，郑国伐陈，一举攻进了陈国的都城，陈哀公只得向郑国贿赂宗器，郑国接受贿赂后，子产便归还了战俘和所占领的土地。第三是国与国之间运用贿赂达到其特殊的政治军事目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国采用大将先轸的计谋，成功地用贿赂实现了外交战略。先轸看到晋楚大战在即，齐、秦作壁上观，对晋十分不利，于是提议让被楚围困的宋国去贿赂秦和齐，要求齐、秦帮助出兵抵抗楚国大军。晋许诺在打败楚国后，把楚和曹、卫两个小国的土地分割一部分给宋国以作为宋国贿赂齐、秦的补偿。果然齐、秦在接受了宋国的贿赂后，出面劝说楚国解宋国之围。楚国拒绝其调解，齐、秦大失面子，从而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晋国一边。先轸的这个计谋，后来成为外交上的一种战略——喜赂怒顽。第四是在诸侯会盟时，利用贿赂协调政治关系，如《左传》宣公元年载：“夏，季文子如齐，纳赂以请会。”

有行贿者，就有受贿者。春秋战国时期贪贿成风，各诸侯国都有一批贪得无厌的人。楚国令尹子常是一位“贿而信谗”《左传》昭公二十七年。的人。他曾经听信谗言，灭郤氏等三族，逼伯氏逃亡。子常只要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想占为己有。《左传》定公三年载，子常看到蔡侯的玉佩和裘袍、唐成公的肃爽马就动了邪念，强索不成，居然就利用权势把前来朝见的蔡侯和唐成公拘禁起来，简直是仗势抢夺。这种明目张胆的索贿行为，在春秋战国时期不是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