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其为害，大要有：政治上，“口含天宪”，代天子出治，俨然临国之君主；培植党羽，排斥廷臣，左右铨选之进退；阻塞言路，迭兴诏狱，大搞特务政治；更改成宪，不循律法，肆意行一己之威福。军事上，宦官也尽可能地掌控京营，操纵地方军队，由监军、出镇而发展到直接统兵打仗。如果他们确实有军事才能的话，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其克扣军饷、滥冒军功、连连败绩，则表明他们实在是庸腐无能。至于经济方面，宦官们更是无孔不入，大肆侵贪，搜刮无厌。王春瑜、杜婉言先生编著的《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一书，从宦官与土地关系、财政、手工业、巧取豪夺等方面，勾勒出他们贪婪的嘴脸。

及至清代，宦官制度虽然存在，但他们擅权乱政的势头整体上被控制住。尽管顺治朝设有十三衙门，但圣祖即位之后即将之撤销，而以内务府来统辖太监诸职事。这一局面的变更，与顺治朝后期世祖申禁的“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二，顺治十二年六月辛巳条。的取向甚有关系，其后继者也确实比较好地遵循了此一规范。当然，因前代积习的惯性，清代也出现了如吴良辅、高云从、吴天成、萧得禄、曹进喜、马长喜，以及清末李莲英等不法事例，但毕竟属个别现象，而且其危害程度也相对有限。

如果说宦官专权是皇权专制派生物的话，大臣的弄权则是皇权专制的对立物。尽管自明太祖时即取消了宰相制度，但皇权与中枢要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就此而降低。可以说，重臣弄权的程度，与皇权强弱的变化是成正比的。明代嘉靖朝严嵩的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聚敛挥霍、打击异己，即为权奸弄权的典型。刑部郎中徐学诗述严嵩之罪称：“外攘之备，在急修内治；内治之要，贵先正本原。今大学士嵩，位极人臣，贪渎无厌，内而勋贵之结纳，外而群小之趋承，辅政十年，日甚一日。”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尝揭严嵩十大罪、五奸。给事中吴时来亦疏劾严嵩：“引用匪人，边事日坏。令其子世蕃入直，干预国政，窥觇几微，以市私恩。引其亲万寀为文选郎中、方祥为职方郎中，比周为奸，公行贿赂，进退一人，行止一事，必关白世蕃。不论贤否是非，唯视所入多寡。……边事之不振，由于军民之困穷；军民之困穷，由于上官之贪纵；上官之贪纵，由于谋国之匪人。”以上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而无名氏所撰《天水冰山录》更详细开列了严氏父子以种种不法手段聚敛的金银、器物、服饰、古玩、字画等的数量和价值，由此天水一滴、冰山一角，已可见其赃迹累累。总之，盘踞要津、盗窃宠灵二十余年的严嵩，对当时的政治、官风、边防等皆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无独有偶，乾隆朝后期和珅的种种劣迹，也上演了一场令人发指的误国害政的丑剧。据仁宗所列和珅二十条大罪详见《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嘉庆四年正月甲戌条。，其败坏朝纲、变更成例、颐指气使、专擅蒙蔽、贻误军机、逾制聚财等，已是罪不容诛。而仅就清查出的钱财来看，“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童谣，即足以反映出其贪墨之巨。若不是仁宗为其父高宗讳，和珅之罪行还不知凡几。除这些巨头外，如明代内阁的某些首辅，清前期的多尔衮、鳌拜、年羹尧，以及清末的袁世凯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对当时的政局造成危害。

三、官场腐败素描

与最高统治者腐败、宦官乱政、权臣弄权相因而随的，是从朝廷到地方大大小小官员、吏胥的普遍性腐败。伴随明清时代中央专制主义集权走向巅峰，官场的腐败现象亦达到“集大成”的局面。其花样之多，遍及领域之广，对社会的侵蚀之深，真是罄竹难书。明清两代之所以趋于覆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官场腐败的痼疾，虽不一定是决定因素，但绝对是重要原因。

综观明清时期官场的腐败，其归宿点乃在于权、利两大途径。围绕着争权、谋利，许许多多的各级官吏们，粉墨登场，丑态百出，不惟非刑罚所能禁治，并名教亦难维系。

其一，朋比党争。在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体系中，权力永远具有诱惑力。为了尽可能地攫取更高、更大的权力，官吏们使出浑身解数，挖空心思钻营。其中，以某个人或某些人为主，依靠各种关系而结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是他们迅速发迹的便捷途径。以此为基点，彼此间倾轧争斗，势同水火。如明代的内阁纷争，阉党权奸与正直官僚集团的对抗，官僚间不同派系的火并，清代康熙朝的鳌拜党、索额图党、明珠党，以及为争储位而结成的诸皇子党，乾隆朝的鄂尔泰、张廷玉的门户之争，清末的帝党和后党等，尽管性质、程度有所差别，但都导致了当时政治秩序的紊乱。清世宗曾说：“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风至今未息。……尔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清世宗实录》卷六，雍正元年四月丁卯条。；“人臣朋党之弊，最足以害人心、乱国政”《清世宗实录》卷六十四，雍正五年十二月癸卯条。。《朋党论》亦指出：“若朋党之徒，挟偏私以惑主听，而人君或误用之，则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为至私之事矣。……是朝廷之赏罚黜陟，不足为重轻，而转以党人之咨嗟叹息为荣，以党人之指摘诋訾为辱，乱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恶以阴挠人主予夺之柄，朋党之为害，一至是哉！”清世宗《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五《朋党论》。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臣僚植党营私之弊，于此可见一斑。

其二，侵贪舞弊。在追求无限权力的同时，明清官吏对国家财富的贪墨更是如痴如醉，没有底止。鉴于元末贪风，明太祖虽然对各级官吏多所训诫和防范，但官场侵贪积习依然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大诰》四编的出台，其中很大比例的案件，即反映出明朝初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贪官污吏的猖狂程度。如户部侍郎郭桓，“其所盗食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精粮”。明太祖愤慨地道：“呜呼，古今贪有若是乎！其郭桓不才，乃敢如是。其中所分入己者几何，罪及同谋，愚顽者生死纪必枚焉。空仓廪，乏府库，皆郭桓为之。”明太祖《御制大诰》四十九《郭桓造罪》。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仅此一例，已可见当时官员侵吞国库之一斑。尽管后代史官发为“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循吏传》序。的褒扬，但揆之事实，官员之贪污，从来就没有停息过。特别是明中后期，由于宦官、阁臣、权奸的擅权乱政，大大小小的贪污案更是层出不穷。

及至清代，贪风更炽。早在顺治年间，世祖即有“贪吏何其多也”《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顺治十年正月癸巳条。的感叹。圣祖亲政之后，也指出：“迩年水旱频仍，盗贼未靖。兼以贪官污吏肆行朘削，以致百姓财尽力穷，日不聊生”《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康熙八年六月丁卯条。，“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橐”《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二，康熙十八年七月壬戌条。。然而，令圣祖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其标榜宽大为政，至康熙朝后期，官员们更是大肆贪污，致使国库亏空几不可收拾。虽然世宗欲挽狂澜，大加整顿吏治，但官员们的贪心依然如故。因循至乾隆朝中后期，官员之贪污，更趋于普遍化、规模化和集团化。不仅一般官员借虚报账目，冒销侵占；凭借职权，巧取豪夺；挪用公款，违法经商；侵吞救灾款，中饱私囊；正税变罚项，监守自盗；依恃身份，违法犯禁；上下交通，互相馈赠；勒索派办，明借暗要；办理外交，索赃自肥，就连一二品大员如督抚、布按等，亦赃私累累。参见曹松林《乾隆朝的贪污腐败》，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王亶望等捐监冒赈大案，先后涉及贪污受贿的官员竟达二百一十余人之多，而被判处死刑者中即有总督、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道、府、州、县官六十六人。鉴于诸如此类的贪污大案，高宗亦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八十四，乾隆六十年八月乙酉条。“十之二三”出自高宗之口，可以想见当时官场的贪污侵吞是何等严重了。嘉道以降，虽然类似大案相对减少，但官员的此种恶习，终清季而不衰。

其三，政由贿成。明清官场的腐败，还表现在行政的操作以行贿、受贿为杠杆。为行使手中的权力，牟取最大利益，握有权势的在上位者，公然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或以种种借口向下级索贿。出于同样的心态，职卑位低者，亦甘愿献纳行贿，巴结逢迎。这些费用无疑是出自对广大老百姓的科敛、盘剥和敲诈。明代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曾揭露吏部官员的进财之道称：“臣所闻见，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阙，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阙，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半以此得之，馆选亦然。”［清］谈迁《国榷》卷八十九《思宗崇祯元年》“七月”。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清仁宗在谈到吏部官员的舞弊行为时亦指出：“不论政务之闲剧，人才之长短，惟较量肥瘠，会计多寡，善逢迎交结者为能员，悃愊无华者为不胜任”，“甚至大缺一万，中缺八千，形诸白简，此非彰明较著者乎！”《清仁宗实录》卷六十一，嘉庆五年三月丁巳条。其实，不惟吏部如此，其他中央各部院，以及地方各直省，亦莫不如此。但凡有公事要办，就得先向有司呈部费、送敬礼。

至于京官外出，或上级官员造访本地，其间的迎来送往、馈献钱物，也少不得小心侍奉，让其满意、满载而归。如此等等，简直视仕途如市场，“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明］周顺昌《周忠介公烬余集》卷二《与朱德升孝廉书》，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哪还管什么生民利病、政清国安，更不知廉耻为何物。行政如此，军政亦然，诸如侵吞、冒领、克扣军饷，侵占屯田，滥冒军功，收受贿赂，役使士兵等，不仅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对外防御能力。